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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 刊

2020年第壹期（总第172期）

目    录

学术委员会

主  任：顾  久

委  员

袁行霈  乐黛云　葛兆光

钱理群  陈祖武　吴  光

毛佩琦　王本朝　何宗美

陈支平　黄万机　张祥光

翁家烈　史继忠　张新民

高文强  欧阳祯人

编辑委员会

主  任：王茂爱

副主任：杨玉和　曾  达

编  委

林建曾　厐思纯　朱伟华  

王　进　张　明　叶成勇  

王尧礼　陈丹阳　张　彪

主    编  王茂爱

副 主 编  王尧礼 

执行编辑  郎启飞  胡海琴

本期审校  张立新　桂珍明 

刊名印刻  董绍伟

专题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儒学研究：张立文篇

以儒观今　大道正行

——张立文教授论儒学的现代价值和意义…… 张立文　陈欣雨（1）

论张立文先生宋明理学研究的逻辑进路………………… 张瑞涛（8）

和合今释

——张立文先生的“和合学”…………………………… 陈海红（20）

继承传统与立异标新

——张立文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 吴圣正（30）

四库学研究主持人语…………………………………………………… 何宗美（42）

四库体系中的词学批评探究……………………………… 吴亚娜（43）

寓修于立：《四库全书》纂修与大一统秩序建立……… 张宜弘（56）

《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清初诗文批评略论………… 周　美（67）

文史前沿再论“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以孔子、子贡师生关系为中心……………………… 林东杰（74）

历史时期麝香的认知发展和产地分布变迁研究………… 张莲卓（79）

贵州文史大夏大学对贵州文化教育的贡献和影响………………… 史继忠（87）

明代贵州省志舆图编绘与特点…………………………… 张英聘（94）

文献整理研究《巢经巢诗钞》莫友芝序批手稿整理述评 … … 梁光华　梁……茜（107）

郑珍逸札十七通………………………………………… 汤苏婷（117）

说图黔刻《琅嬛文集》………………………………… 王尧礼… 封二/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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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Logic of Mr. Zhang Liwen's Song Ming Confucianism Studies  ……………………………… Zhang Ruitao

Modern Interpretation of Integral Harmony

——Mr. Zhang Liwen's "the Theory of Integral Harmony"  ……………………………………………… Chen Haihong

Professor Zhang Liwen’s Research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Wu Shengzheng

The Exploration of Ciology’s Criticize in the Siku’s System ……………………………………………………Wu Yana

Compilation in establishment：The Compilation of the Siku Quanshu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Unified Order

………………………………………………………………………………………………………………………Zhang Yihong

A Brief Discussion of the Early Qing Dynasty Poetry Criticism in the First Presented Collection of Siku Quanshu

………………………………………………………………………………………………………………………… Zhou  Mei

To Discuss “Can not Heard of the Confucius’s View on Human Nature and the Way of Heaven”  ……Lin Dongjie

Study on the Cognitive Development and Original Distribution Changes of the Musk and its’Development in 

Historical Period  ………………………………………………………………………………………………Zhang Lianzhuo

The Daxia University’s Contribution and Influence to the Culture and Education of Guizhou  ……………Shi Jizhong

Editing and Features of Guizhou Province Gazetteer Maps in Ming Dynasty  …………………………… Zhang Yingpin 

Chao-Jing-Chao Poetry Manuscript——Some  Comments or Surveys on the Manuscript written by Mo You Zhi

……………………………………………………………………………………………………Liang Guanghua　Liang Qian

翻译  孙芳琴

GUIZHOU HISTORICAL STUDIES

Main Contents

No.1，2020，Guizhou Culture and History

·1·以儒观今　大道正行

以儒观今　大道正行

——张立文教授论儒学的现代价值和意义

张立文　陈欣雨

陈欣雨：张先生，您一生都在研究传统哲学，在您看来，历时千年的儒学是什么样态的?

张立文：儒学的生命与发展皆在于日用，因此儒学是活的，是不断日新，与时偕行的，有益于身心，

至善至美的。

陈欣雨：张先生，中华文明历经千年，陶冶出独特的民族品格，其中儒学乃是中华民族智慧的集中体

现。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中国人乃是由孔孟儒学教化出来的道德良民。因此，您是否可以谈谈，就

传统而言，儒学的价值体现在何处?

张立文：儒学的价值体现于多个方面，比如习总书记近年来所提倡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

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理念都源于儒家思想，如今已成为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牢固积淀在中

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中。

讲仁爱，毋庸置疑，“仁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更是中国人文化基因的精神内核。重民本，儒家

作为入世哲学，学而优则仕，儒家在国家施政方面，主张实行仁政，民为国之本。得民心则国治，失民

心则国亡。君王只有处理好与民众的关系，才能治国富民。守诚信，诚信是儒家重要的伦理道德范畴，与

“仁”“义”“礼”“智”等形成主要的价值取向。“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

上》），说明“信”是天道的本然，人道的必然。崇正义，儒家所强调的“义”，体现出一种奉献精神，

在人类的社会行为和社会生活中做公正、合理的价值评价。“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

书·董仲舒传》），即在义与利的关系中，先义后利，以义制利，主张把“小我”融入“大我”之中。这

种义利观念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涵。尚和合，“和合”自春秋战国时期便根植于中

华民族文化中，涵摄儒、道、墨、法各家的普遍文化精神，在四书五经中均有所见，成为百家“同归而殊

作者简介：张立文，1935年生，浙江温州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和合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人

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周易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和合文化研究所所

长。在五十余年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的教学研究中，建构了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传统学、新人学的理论思维体系，率先建构了化解人类

所共同面临的五大冲突（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和危机（生态、社会、道德、精神、价值）的和合学哲学体系。主要专

著有《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和合学——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人道篇）》《周易思想研究》《周

易帛书今注今译》《宋明理学研究》《宋明理学逻辑结构的演化》《朱熹思想研究》《朱熹评传》《心学之路——陆九渊思想研究》《李

退溪思想研究》《戴震》《正学与开新——王船山思想研究》《和合与东亚意识》《中国和合文化导论》《和合哲学论》《自己讲、讲自

己——中国哲学的重建与传统现代的度越》《张立文文集》三十八辑（中文版）。在国内外报刊发表学术论文五百多篇。著作多次获北京

市、教育部、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成果奖和国际退溪学学术奖。

陈欣雨，女，中国人民大学与罗马大学联合培养博士，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哲学与文化教研部讲师，研究方向为《周易》及中西哲学比

较研究。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  第壹期·2·

途，一致而百虑”（《易传·系辞下》）的普遍认同。正因为如此，“和”则具有了浓厚的人文气息。最

后求大同，《礼记·礼运篇》中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大同社会便是中国古代先圣先贤的价值理

想和价值目标。

在我看来，儒学现代价值还体现在孝老爱亲、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实事求是四个方面。

一、孝老爱亲。如果说“仁”是儒家文化的最高理念，那最具有社会生活实践意义的便是孝。孝权

是以父权为中心所渐渐形成的巩固家庭组织秩序的道德观念。《国语·周语》言：“孝，文之本也”，

这里的文即礼。孔子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他把孝悌作为人所具备的基本德行。于家孝悌，才能于

国忠信。在《论语》中，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

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而子游问孝。子

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孟子进一

步阐释孝之深意，一为“然后尽于人心”；二为“亲丧，固所自尽也”；三为“夫泚也非人泚，中心达

于面目”。孟子以孝贯通德性，并以此作为尧舜之道的核心。“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大孝终身慕

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孟子将舜作为孝子的代表，认为他为“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

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如果能够做好孝道，那么社会稳定就有了最大的人伦前提。正如《论语》

中讲“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

而》）孟子讲“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离娄上》）因此，孝道是人在社会中保有

和平心态的基础。

二、天人合一。在《周易·系辞传》里从往昔圣人作《易》以顺性命之理，继而讲到天、地、人“三

极之道”或“三才之道”。其中天、地共称“天地之道”，万物天生之，地成之，生生不息的乾需要厚

德载物的坤以成就其道。《谦卦·彖传》言及：“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

道变盈而流谦。”因此正是有天地絪緼，阴阳和会，才有万物生；刚柔相摩，健顺相融，才成其人道。而

天道和地道，汇通着天地的阴阳柔刚，在天地之间所立的人道，秉承着在儒家看来人性最光辉的品德——

仁与义。天地万物存在的意义在于它对人的价值，“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

气”（《礼记·礼运》），因此天人合一是传统儒学的最基本认知。“天”是有生意的、生生不息的、与

人共为一体的。

三、知行合一。知行关系是儒家一直关注的核心问题，知与行并提始见于《左传》和《尚书》。

《左传》言及“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尚书》认为“非知之艰，行之惟艰”，都论及知行难易问

题。《大学》提出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者，“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三纲领八条目即是知行合一的过程。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

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将“知”分

为“生而知之者”“学而知之者”和“困而学之者”。入宋以后，知行关系的探讨更加深入，程颐提出

知先行后，“君子之学，必先明诸心，知所养，然后力行以求至，所谓自明而诚也”（《颜子所好何学

论》）。朱熹主张“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王

阳明则集众家之说，“知”和“行”互为表里，“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

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在此基础上，要注重躬行实践。王阳明指出：“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

之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致良知”就是将良知贯彻到实

践中，实现知行合一。王阳明认为“一念发动处便是行”，这便是对道德有高度自觉，做到慎独。

四、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扎根于传统文化的血脉，一直滋养着国人的精神。其最早出自于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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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的《汉书》，提及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某种程度上讲，“实事求是”同于“格物致

知”“即物穷理”“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礼记·大学》）。探寻事物的本质，又与“知行合

一”一脉相成，“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王阳明《传习录》）。因此，实事求是到了清代，更是被

“考据学派”推崇为经世务实的治学方法，力求通过严谨考证来恢复经学本义。后曾国藩等人力求实学治

国，致力推崇实事求是。因此，实事求是为国人提供了最切用的精神食粮。

陈欣雨：张先生，通过您的阐释，儒学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凝成中华民族精神，其价

值体现在多个方面，大到治国理政，小到修身格物，而且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始终历久弥新，在

某种程度上，儒学已经使得中国话语渐渐深入到了西方世界中，这是对“欧洲中心论”学术观的冲击，成

为世界文明中不可忽视的思想之花。早在十八世纪，“欧洲人竟以为中国人乃一纯粹有德性之民族，中国

称为若辈理想国家，孔子称为欧洲思想界之偶像”1。甚至如伏尔泰在其小礼拜堂中供奉孔子画像，朝夕敬

拜。狄德罗则梳理了中国哲学（chinois，philosophie des）这一概念2。而莱布尼茨作为当时最伟大的哲学

家之一，除了和“国王数学家”领头人白晋进行密切的易学交流外，他还于1687年至1690年期间在罗马邂

逅了在华传教士闵明我，并建议在中国和欧洲国家都应建立研究机构，让中国和西方的学者研究对方的语

言和文化。那么，从世界视阈来看，儒学的当代价值体现在何处?

张立文：当然，儒学所提出的很多观点都具有生命力，不仅对于中国，对于全世界亦是如此。比如

现在我们所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并非是现代的，而是儒学千年来一直所提倡的人类发展方

向——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天下为公”，人人各尽其力，并不为己，而是为人。整个社会有清晰而

明确的分工，男则各司其职，女则各有归宿。社会分配合理且正义，官吏选拔更是德行与才能并重，这样

便是大同世界的社会样态。“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泛爱众、兼相爱的原则，“老有所终，幼有

所长”的劳保、养老制度，“讲信修睦”的人际、社会、国家、国际间关系原则。而这样的人类平等、世

界大同，为世之公理，不仅适用中国，也适用于全世界，因此孙中山也倡议“天下为公”，使大同世界价

值理想得以传播，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源。

二、协和万邦，万国咸宁。我们在这里所论及的“协和万邦，万国咸宁”乃是出自于《尚书·尧

典》。国家治理需要团结各族各邦各诸侯国的力量，协调和谐国家关系，才能够使百姓安居乐业，天下和

睦、和平。朱熹弟子蔡沈注曰：“万邦，天下诸侯之国也。”自从尧舜禹等圣贤之王开始，便已同效从修

身到齐家，进而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天道人事变化靡常，惟有各司其职，各正性命，才会和实生物，使天

下万国协和安宁的意愿得以实现。

三、民胞物与，平等公正。张载在《西铭》篇讲“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

胞，物吾与也。”张载以人之性对应天地之性，天地同于父母，身体发肤皆受之于父母，如同所有的人都

生于天地之间，这是天地给予人类的恩情。一方面，天地无私，故天人相合；另一方面，人无尊卑之分，

更无亲疏之别，应一视同仁地对待，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便是儒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提供的平等的

理念精华。

四、万物化生，天下和平。天地、阴阳交感化生万物，圣人与人的心灵感通、感应而导致天下和平，

战争消除。在儒家八条目中，“天下平”乃是儒生的终极理想，亦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目标。若天下

1 方豪著：《中西交通史》（下），上海世纪出版社2015年版，第886页。

2 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7页。

以儒观今　大道正行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  第壹期·4·

发生战争与动乱，仇视与敌对，这都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破坏和违戾。人，必须以修身正己为本，做到

心正而善，不仅自我安居乐业，而且能够促进天下和平。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所经久追求的价值目标。

因此，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荀子说：“四海之内若一家，莫不趋使而安乐

之。夫是之谓人师，是王者之法也。”因此，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就是一个和合天下的世界，也是人类命

运共同体世界。

陈欣雨：张先生，您说的关于儒家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作为，让人不由得想到历时千年的儒

家智慧还依然如此具有生命力，令人赞叹不已。我们都知道，世界文明的发展之路并非坦途，在当下社会

危机四起的状态下，如何建设自然、和谐、文明、健康的世界，捍卫全人类的文明共同体，这是所有人的

分内之事。那您觉得儒学之所以在当代依然是活的，它的特质是什么？

张立文：儒学具有生生不息的特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一直强调开放的包容性、时代的创新性、

和睦的合作性、格义的体贴性等。

首先，世界像一个中国太极图式，阳中有阴、阴中有阳，阴阳相互依存、须臾不离，没有绝对的黑

白、对错，应以天、地、人的三者和合状态来应对问题。儒学历来是开放的，具有海纳百川的包容性。这

样的包容性使得儒家文化对外来文化向来不排斥，君子和而不同。在先秦百家争鸣的状态下，天下一致而

百虑，同归而殊途。正是由于兼收并蓄，这才使得中华文化能够得以延绵不绝。以至于后来的儒学，皆以

旁采他家为学术导向，到了宋代，与佛道二家形成三教合流之势。而自明清开始，又开始了西学东渐和东

学西传的双向交流。

其次，“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看清当今世界，参透发展规律，夯实新

时代创新性的基础。创新是人类发展的首要路径，是社会兴旺的必要选择，是人们普遍的愿望标的，是全

球治理的合理原则。

再次，儒学具有和睦的合作性，表现在多个方面，比如共商共治、共建共享、共达共赢、合作互鉴

等方面。“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世界的变故在斯须瞬息之间，百年来谁能维持不变。现存是多

元的世界，多样的全球。《诗经》讲“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天下万事万物，都是相互作用的。若以邻

为壑，破坏合作，将一事无成。互鉴就是相互学习、吸收，在借鉴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合作互鉴是推

动人类命运共同体诺亚方舟的不竭动力和源泉。人类应该“仁民爱物”，热爱天地自然，就像爱自己的眼

睛。

最后，儒学具有格义的体贴性。依据当前世界和平、合作的全球发展大势和新时代精神，概括、演

绎、归纳、升华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它度越了冷战思维、霸权思维、单边思维、封闭思维、保守思维

等，更施之以“和为贵”的天下和平思维，“以他平他”的相互平等思维，“己欲达而达人”的通达发展

思维，开放包容的诚信合作思维，“交相利”的互利共赢思维，为世界打造新思维、新秩序，为人类塑造

新理念、新精神。

当前，人类面临着此起彼伏、错综复杂的严峻挑战，当我们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危机、

雾霾困扰、气候变化的威胁，若要金山银山，必先要绿水青山，人类选择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生

产生活方式，而不走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捷径；在有严峻社会冲突的地区和国家，人民深陷在水深火热

的战争、动乱之中，“悲莫悲兮生别离”，他们无限悲惨地背井离乡，到处逃难，以致葬身海底，其最急

迫的愿望是结束战争、动乱，谋求安居乐业。在不断遭受恐怖活动环境下的人民，整天担惊受怕，惶惶不

可终日，最殷切的愿望是和解、和平，过上安宁的生活。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民，最希望脱贫，有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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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有工作，过上富足无忧的生活。在全球经济低迷、贫富和南北差距拉大的情况下，出现反全球化的声

音，他们不认同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和科技进步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而回到贸易保护主义、单边

主义、孤立主义，但全球人民诉求经济全球化，渴望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更加包容、有活力、可持续。在

人际关系紧张，人们被私利蒙蔽，“不管他人瓦上霜”的氛围中，人类迫切希望人人修德、养德、敬德、

畏德、行德，构建人心和善、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世界和平、天下和合的道德命运共同体。在“互联网

+”的新时代，人心躁动，“躁则神夭”，烦躁、焦虑、忧郁而生精神危机、信仰迷惘。信仰是人的特殊

价值需要，是对某种价值理想境界的崇拜和敬畏，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赢

得全球人们信仰的价值理想境界，以及各文明间共同尊崇的价值观，以融突和合各文明间价值观的差异。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人民的呼声，全球各民族的诉求，人类共同的愿望。

不容乐观，当下依然危机四伏，恐怖活动、难民危机、气候变化、金融危机等阴云未散；冷战思维、

强权政治、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持续蔓延；人与自然冲突的生态危机、人与社会冲突的人文危机、人与

人冲突的道德危机、人的心灵冲突的精神危机、文明之间冲突的价值危机等威胁不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宗旨，协调、化解各种错综复杂的冲突、对抗，而达尚和合的目标。天

地自然、草木禽兽、民族国家、人民大众，都是实存的生命体，应遵循“和实生物”的“万物并育而不相

害”的共生和生原理；政党集团、宗教派别、民族种族，冲突各方，应按照“和而不同”的“道并行而不

相悖”的共处、和处原理；国家制度建构、人民价值确立、逻辑方式培养应根据“己欲立而立人”的共

立、和立原理。这是人类之所以生存和持续存活的根源，也是和生、和处、和立、和达之所以能实施的基

础。唯有如此，才能通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

“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千年儒学的智慧为使得世界听到了中国声音，这是中华文化

走出去的集中体现，更是话语自信的体现，实现了“文化自觉”的思想转变。儒学点亮了全球人民心里的

明灯，照亮了人类未来发展的道路，更开出了人类新时代的新生面。

陈欣雨：张先生，您提出和合学已近三十年，根据您的界定，和合乃是针对不同冲突矛盾所提出的

化解之道，它是顺时而动，应事而变的。《易经·随卦》，其下卦以阳生震而动，上卦以悦象泽而随，彼

此相孚，随顺其时。而和合学正是以别样的思想形式在传统文化历史长河中顺势而生，顺时而成，历古今

而阅中外，体生死而悟天道，得以永呈动而悦、悦而随之像。故和合学的本体既是一个动态的生生过程，

又构成一个完整的和合体。它并非一个封闭的系统（唯一指向性），没有一个如黑格尔一样的“绝对理

念”，也不同于柏格森的“生命冲动”。它的元性品格是“和合起来”，没有一个确定可描绘（可想象）

的终极状态，却在中国文化与生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作为您哲学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内容，您能不能讲一

下和合学思想产生的来源和过程？

张立文：八十年代末我提出和合学的主张，从思想脉络上来说，第一点，它有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

当时我提出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从各个思想家当中梳理出一个新的哲学思维方法，然后我想把中国哲

学范畴做一个系统的梳理。纵观历史，董仲舒的天人关系是核心话题，然后魏晋时期是有无关系，到了宋

明理学就是理、气、心、性关系为核心话题，这些概念的梳理对我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在我看来，每一个

思想的发展都是概念的发展。那么到了今天，哲学应该怎么发展？于是就思考出这样的一个问题。第二

点，到世纪末，我当时觉得很兴奋，一个人的人生能够遇到两个世纪的转化，一个是从二十世纪到二十一

世纪，另外就是遇到了千禧年。人活千岁是不可能的，在有生之年能遇到千年之喜，对人生来说，是很难

得的机会。我考虑既然是世纪之交、千年之交，今后人类的走向在哪儿，人类的二十一世纪会遇到什么问

以儒观今　大道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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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如果我能把问题梳理清楚，然后提出化解问题的方法，可能是我对人类发展有了一点自己的看法。所

以当时我就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两大阵营，苏联和美国，冷战结束以后，究竟怎么办？我思

考出了五大冲突和五大危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心灵、人与文明；生态危机、社会危

机、道德危机、精神危机、价值危机。在梳理了五大冲突和五大危机以后，我就在想怎么来解决？这个是

刺激我思考问题，思考和合学很重要的契机。我梳理了所有的中国哲学范畴，又在中国哲学中寻求核心

范畴、话题、概念。我想到宋明理学融合儒、释、道，大家莫衷一是，各持一词，结果程颢提出了“天

理”。我从逻辑结构论再到传统学，讨论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把中、西、马融合起来。有人提出兼容并

蓄、综合创新等，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既然宋明理学落到“理”上，我们碰到中、西、马，也得落实到一

个概念上，从而体现时代精神，化解冲突。我最终寻觅到“和合”这个概念。有人就说，理学的“天理”

古代就有，那你有什么创造？“和合”本来就有，也不算创造。理学成为一种学，一种学术，《礼记》上

讲天理、人欲也好，但没有提出一个理学的哲学体系出来。过去有“和合”，现在我亦可把此概念变成一

种学问、一种理论、一种学说，由此我便提出了和合学。

而和合学怎么展开，怎么提出三个世界，这同新人学有关系。人学，实际上就是整个世界是人的一

个创造。我们总引用张载所言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那么怎

么为天地立心？这里提出来以人为核心，人是会自我创造的和合存在。首先讲人的生存世界，然后是意义

世界，最后是可能世界，这三个世界也是新人学的一个延续和发展。我从《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到《传

统学引论》，到《新人学导论》，一直到和合学，这也是逻辑的发展。如果说没有传统学的讨论，也就无

法构建起和合学。第二个，怎么建构一个和合学的体系？我的思路从《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到《传统学

引论》到《新人学导论》，一直到和合学，这是自我的发展。这当然有一个很大的基础，就是我已经搞了

《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把中国哲学的范畴做了系统的排列。

陈欣雨：张先生，正是由于儒学的熏陶，中华民族才会以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意识提出“协和万

邦”的应对策略，这不仅是历史使命的赋予，也顺应着时代的发展。按照和合学的进路，请问如何以和合

生生之道论儒学愿景？

张立文：在我看来，以和合生生之道来论儒学愿景，它并非是笼统的一锅粥，也非一劳永逸的小作

为，我可以从人心、家庭、人际、社会、世界还有天地等几个层面来说。

其一，以人心和善作为和合生生之道的修己基础。心，在古人看来，并非单单的人体器官，心之官则

思。我们一切的善恶皆由心而起，一切的美丑皆由心而发。所以儒家修身先要修心，佛教戒贪嗔痴念皆为

心念，道教长生之法皆从养心始，故人心若能够保持和善，乃是万事合乐的基础。

其二，以家庭和睦作为和合生生之道的伦理单位。由于中国向来是以血缘宗法关系作为亲疏的原则，

欲要研究中国之社会，必先注意到中国之家庭。古来家风家训的沿陈，即是整个社会的伦理保障。它是

一辈辈人将其人生体验、社会经验以及生命感悟等寓于对后辈的期许中，从而实现“轨物范世”之家族期

待。而未来家庭究竟是怎样一个形式，可进一步思考。如何使家庭和睦，夫妻是家庭的主心骨，夫妻和

睦，推而广之，千千万万个家庭和睦，家国结构的国家也会和睦安定，社会和谐有序，这是基础。家和万

事成，而家庭生活，天天柴米油盐酱醋茶，免不了意见相左，有矛盾冲突该如何解决？这就需要做到互相

谦让和忍耐，互相包容和体谅，从而实现生活美满幸福。

其三，以人际和顺作为和合生生之道的德行外显。儒家在《论语》中多次提及如何体现儒家风范，即

是在平时为人处世中以“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作为行为尺度。君子并非恃才傲物，更非骄傲自满，

·7·

而是以谦逊谨慎而保持和顺之态，以变通宽容应天顺人之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只有保持良

好的人际关系，才能够保证万事通顺。在《周易》六十四卦中，惟有谦卦每爻皆为吉，无不利，这也说明

了先贤对谦德在人际交往中的作用有深刻的认知。

其四，以社会和谐作为和合生生之道的社会理想呈现。从字面上讲，和乃众人皆能满足粮食，满足物

质所需。谐乃人人皆有话语权，实现言论自由。而中国作为多民族、多信仰的国家，更是需要秉承儒家的

和而不同理念，实现民族、信仰间的融突和合。在历史上，无论是本土道教，还是外来的佛教、伊斯兰教

或基督教等，都试图以自我的方式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比如儒道相合的民间信仰、儒佛相交的禅宗、

儒耶相合的索隐易学等等，正是因为有厚德载物、海纳百川的品性，才能够使得整个社会和谐发展。

其五，以世界和平作为和合生生之道的全球关怀。“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在新纪元

开创之际，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和信息革命发展的趋势，传统儒学的智慧更是凸显出独有的魅力，和合升

华成中华民族传统的世界观，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昭示天下，将具有久远的意义和共同的价值，体现

在其自身所具有的时代创新性、人类的愿望性以及命运的航向性。

其六，以天地和合作为和合生生之道的终极追求。天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无论是天地之间的自然

与人类，国家民族还是宗教党派，都以融突和合的生命体而存世。缘由多元多样，才呈现出精彩纷呈的

世界。惟有秉持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的原则，才能够促使天地万物生生不息，人类社会也获得

“日新之谓盛德”的原动力，获得人生意义和终极关怀。

陈欣雨：张先生，感谢您如此详细的解说，确实如此，世界文明的发展之路并非坦途，如今全世界人

民面对的是共同社会危机和挑战，如何建设自然、和谐、文明、健康的世界，捍卫全人类的文明共同体，

这是所有人的分内之事。《周易》讲“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国家安泰和顺，百姓

安居乐业，这是中国先人的理想。我们当代人更应该志存高远，承担起这一代人的文化自觉，实现真正的

文化复兴。

张立文：中华民族作为文明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军事等方面，在世界舞台上具有领先

地位和强大的话语权，吸引了各地区、各民族、各国的留学生，形成了汉字文化圈，或曰儒家文化圈。特

别是唐朝，已经成为了当时全球的文化强国，建立了影响深远的国际影响力，乃至如今海外华人聚居的地

方，还称为“唐人街”。而近代以来，中国落后挨打，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思想文化话语权逐渐丧失，话

语自信转为话语自卑，甚至出现“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言必称希腊”，照着西方话

语、范式讲中国哲学、文化、思想，而不能自己讲、讲自己。若不能掌握话语权，那么在世界舞台上便会

失声，如果当下能够以儒学建立话语权，实现话语自信，这不仅体现了文化大国的思想根柢，也昭示了整

个国家命运的走向。

                                                  责任编辑：王尧礼

以儒观今　大道正行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  第壹期·8·

论张立文先生宋明理学研究的逻辑进路

张瑞涛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青岛　266580）

张立文先生，1935年生，浙江省温州市人，荣休一级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导师、

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于1956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国革命史专业，1960年毕业留校，分

配至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任教，曾任教研室主任。迄今为止，张先生已出版学术专著三十余部，主

编、合编著作近四十部，发表论文近六百篇，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提出并创构的“和合学”体系，

蜚声海内外，是当代中国名副其实的哲学史家和哲学家。张先生的宋明理学研究，坚持问题意识和人文关

怀，梳爬经典，笃思明辨，创新迭显，大致遵循了这样的逻辑进路：以《周易》思想研究入手，奠定宋明

理学研究的学术根基；以朱熹思想研究为宋明理学研究的初步尝试；以《宋明理学研究》为标志，逻辑地

阐论了宋明理学的思想内涵与分系；由韩国朱子学大儒李退溪研究拓展到东亚儒学研究，并倡导“东亚意

识”；以“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为宋明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

一、以《周易》思想研究入手，奠定宋明理学研究的学术根基

《周易》研究开张先生宋明理学研究乃至学术创新之端绪。张先生于1960年6月提前毕业后即留校从

事宋明理学研究。是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为石峻先生，党支部书记为尹明先

摘  要：当代中国著名哲学史家、哲学家张立文先生的宋明理学研究，坚持问

题意识和人文关怀，梳爬经典，笃思明辨，遵循以下逻辑进路：从宋明理学家经典诠

释文本之一的《周易》入手，撰著《周易思想研究》，奠定了全面论述宋明理学家哲

学思想的学术根基；以朱熹研究为宋明理学研究的初步尝试，所撰《朱熹思想研究》

成为“文化大革命”后学术界中国哲学史人物研究的典范之作；以周敦颐、张载、二

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王夫之为核心，系统考察宋明理学家思想演进脉络的

《宋明理学研究》，主张宋明理学有主流与非主流之分，主流又有三系之别，明晰了

宋明理学的基本内涵与思想特质；因缘际会，由朱子学研究而推演为韩国大儒李滉研

究，以退溪学研究拓展到东亚儒学研究，并明确提出“东亚意识”的蕴涵及其和合精

神的关系。当然，无论是宋明理学名家“个案”研究，还是宋明理学“整体”研究，

始终遵循“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研究方法，这一方法也构成为他后来所倡导的“自

己讲”“讲自己”哲学范式的逻辑内核。

关键词：张立文　宋明理学　逻辑进路

中图分类号：B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20）01-08-19

作者简介：张瑞涛，1977年生，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人文社科重点研究

基地“传统文化与中国精神研究基地”负责人，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史、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宋明理学史新编》”（项目编号：17ZDA013）阶段性成果；中央高校基

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项目编号：19CX05028B）中期成果。

·9·

生，二位先生要求张先生搞通中国哲学史，能讲中国哲学通史，同时根据教研室人员研究方向，要求张先

生重点研究宋元明清理学。1949年后，中国哲学史界一直在批判冯友兰的“新理学”，宋元明清理学几乎

是中国哲学史的禁区，几乎无年轻人敢于研究，而张先生则欣然接受，并开拓出一片宋明理学研究的新天

地。1须知，宋明理学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顶峰，是中国哲学发展的新阶段，亦是儒释道三家理论思维

融合的集中体现。其本旨是对汉唐以来章句注疏之学的逆向运动，是“疑经改经”形式下的新儒学复兴运

动。有学者指出，作为儒学第二期的宋明理学，为应对佛道二家的笼罩性影响，以为儒家生活方式奠定哲

学基础，能够在哲学形态上更凸显出思辨性。2故而，近现代的中国哲学史学家，几乎都是从宋明理学研究

起步攀登。因此，张先生明确指出：“总结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展望未来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宋明理学

是一把钥匙。”3但是，宋明理学家又多从研究《周易》入手，阐述《周易》思想是宋明理学家普遍的治学

选择，如宋明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作《太极图说》《通书》（即《易通》），气学派代表人物张载有《横

渠易说》，理学家程颐著有《程氏易传》、朱熹作有《周易本义》，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虽无专门易学著

作，但因读《周易》而龙场悟道，宋明理学殿军刘宗周也著有《周易古文钞》《读易图说》等。

张先生曾指出，中国哲学的创新有“三个分析维度”，即核心话题的转向、人文语境的转移和诠释文

本的转换：核心话题体现特定时代的意义追寻和价值创造，人文语境是中华民族精神及其生命智慧历史变

迁的集中体现，诠释文本是学术思想的符号踪迹，是智慧觉解的文字报告。4宋明理学作为儒释道三教思

想长期融突和合的智慧结晶，理学家们普遍以《论》《孟》《学》《庸》《易》为诠释文本，从而实现哲

学体系的创新。尽管张先生提出中国哲学创新的标志晚于对宋明理学家哲学思想的全面展开研究，但对理

学家治学路向的把握确实精准和独到。故而，张先生一边熟读宋明理学家文献资料，一边研究《周易》，

并在1962至1963年间注释《周易》，且从哲学的角度对《周易》的思想进行研究，撰著了《周易思想研

究》。该著作在辛冠洁教授的推荐和联系下，最终作为湖北人民出版社《中国哲学史丛书》的第一本于

1980年8月出版。

整体而言，《周易思想研究》完成三个学术目的：其一，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研究古代思想，恢复了

《易经》的原貌；其二，明晰了《易传》与《易经》是两个不同历史时期与思想体系的著作，并把他们放

在各自的历史范围内，联系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进行阶级的、理论的分析，做出了符合历史实际

的研究结论；其三，通过《易经》思想的研究，弄清了我国科学思维萌芽的开端，以及科学思想的萌芽与

宗教相联系的内在逻辑必然性。5该书是国内“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本研究《周易》的学术专著。该书出

版后，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有学者发表书评给予较高评价，如金隆德教授指出：“这部书的问世，对

学术研究的影响和意义值得重视”，“是近年来中国哲学史领域取得的可喜成果”，“作者把成书年代、

思想体系迥然不同的《易经》和《易传》严格区分，理清了长期以来‘援传于经’‘以传解经’的混乱现

象”，“作者对于文字古奥的《周易》不仅逐字逐句地推敲，……同时还钻研了甲骨文和金文。”6该著作

不仅仅是张先生以坚韧的学术毅力一心一意从事中国哲学史学术研究的体现，还是后来展开宋明理学研究

的思想基石，诚如张先生所言：“《周易思想研究》也是为掌握宋明理学家的思维方式、逻辑结构、观念

体系提供参照。”7同时，《周易》研究还对张先生后来的和合哲学体系的创构有直接影响，张先生即明确

指出，和合学提出的很多概念，如作为和合学体系结构进路的地（生存世界）、人（意义世界）和天（可

1 参见张立文：《学术生命与生命学术——张立文学术自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7～68页。

2 杨立华：《宋明理学十五讲·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3 张立文：《宋明理学逻辑结构的演化》，（台湾）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1页。

4 张立文：《中国哲学的创新与和合学的使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一期。

5 张立文：《周易思想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前言。

6 金隆德：《喜读〈周易思想研究〉》，《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年第三期。

7 张立文：《学术生命与生命学术——张立文学术自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3页。

论张立文先生宋明理学研究的逻辑进路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  第壹期·10·

能世界）“三界”理念就是从《周易》直接推理出来的，即是把《周易》中天、人、地三才的空间次序

（六十四卦每卦都蕴涵天、人、地三才）转化为地、人、天的逻辑次序，即《泰》卦乾下坤上的次序，期

求“天地交合而万物通，上下交合而志同”的三界圆融。1

《周易》是中华礼乐文明的源头，是民族生命智慧的活水。张先生在完成《周易思想研究》之后，又

据发表于1984年《文物》第三期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参考原先对《周易》的注译，先后出版

《周易帛书今注今译》《帛书周易注译》《白话帛书周易》等2。尤其《帛书周易注译》，张先生不仅从文

字、音韵、训诂等方面对帛书文字做注释和考证，还对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卦辞和爻辞均校勘原文以

辨别正误，并对每一字词细加串通句意，最终整体阐释以疏通卦旨。该书摆脱了各家各派以自己的偏见而

进行说教的色彩，着力于字词本义的考证，尽可能地还原卦辞与爻辞的本来面目，避免恣意附会、虚妄不

实之辞，朴实无华，但具有概括力，在易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二、以朱熹思想研究为宋明理学研究的初步尝试

张先生在完成《周易思想研究》的初稿后即遵哲学史教研室分配任务而转入宋元明清具体人物的研

究，这就是朱熹研究。统观张先生的宋明理学研究，大致遵循了“由点到面、以面提点”的研究逻辑。

即是说，张先生先是研究了一个宋明理学至为关键的人物——朱熹，然后是展开宋明理学系统研究并出版

《宋明理学研究》，同时又以此专著为基础，分别就宋明理学大家展开“个案”研究，体现出全面、立体

的宋明理学研究架构。张先生自身亦明确指出：“我的研究思路是由点到面、由微观到宏观，即通过具体

人物哲学思想的研究而把握宋明理学，以至整个中国哲学。”同时，张先生还告诫自己，不能深陷于点和

微观研究，应该有面和宏观的眼光，做到“以面和宏观来观照点和微观，这样才有可能较真切地诠释点与

面、微观与宏观”3。所以，朱熹思想研究成为张先生宋明理学研究的初步尝试，当然也是张先生宋明理学

研究基本方法论——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的最早实践展开。

朱熹是宋明理学中的关键人物。在张先生看来，朱熹继承融合张载关学和二程洛学，深究自然、社会

和人生的所当然之理与所以然之则，遵循“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道德修养理念，创造性地建构了

“融合理气、统摄心性、圆融道器、贯通格致”的理学理论思维逻辑结构，化解了时代所面临的社会的、

政治的、道德的、价值的、民族的种种危机，以其“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哲学理论思维，将中

国哲学推向新的高潮，使两宋学术呈现出“造极”之势。4而且，宋明理学诸家处处会涉及朱熹的问题，

朱熹搞不清楚，宋明理学其他人物也搞不清楚，张先生据此指出：“在宋明理学当中，朱熹是一个关键人

物。如果我把朱熹思想搞清楚了，顺下来我就可以搞王阳明这一派。横向的我就可以通陆九渊、张栻和吕

祖谦。所以我就抓了朱熹，朱熹一抓，宋明理学上下左右基本上就通了。”5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中

国人民大学解散，中国哲学史教研室转到北师大，张先生在北师大图书馆熟读朱熹的著作和研究朱熹的学

术论著，系统地掌握了朱熹的思想。张先生完成于“文化大革命”、出版于1981年的《朱熹思想研究》6以

求道为目标，以“哲学逻辑结构论”为具体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朱熹的思想实际出发，充分遵

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研究逻辑，客观地研究了朱熹的哲学、史学、经学、佛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

1 张立文：《和合学——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0页。

2 张立文：《周易帛书今注今译》（上、下册），（台北）学生书局1991年版；《帛书周易注译》，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白话

帛书周易》，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帛书周易注译》（修订本），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3 张立文：《学术生命与生命学术——张立文学术自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3页。

4 参见张立文：《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史》（下），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58页。

5 康香阁：《著名哲学家张立文先生访谈录》，《邯郸学院学报》2009年第二期。

6 张立文：《朱熹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1994年9月修订版；谷风出版社1986年繁体字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年12月修订本，收入《社科学术文库》。

·11·

学。任继愈先生为《朱熹思想研究》所作的“序”，对张立文先生的好学和治学精神给予高度评价：“朱

熹这个人很重要，应当有专门的研究著作问世。解放后学术界缺少这方面的系统研究，现在有了这方面的

著作，是件好事。在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的年月里，社会风气不鼓励读书，甚至打击读书的情况下，张立文

同志居然挤时间，甘于寂寞，埋头读书，不怕坐冷板凳，这种好学态度值得提倡。”张岱年先生在写给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推荐信中指出：“《朱熹思想研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朱熹思想学说的最详细的

论述……对于朱氏体系的各个方面作了比较全面的说明，对于朱氏学说中的细微曲折之处作了比较深入细

致的分析。条理清楚，论证详明。”张岱年先生还总结了书中许多发前人所未发的独到之处，如：朱氏关

于理与事物的关系的思想，朱氏关于太极动静问题的思想，张立文先生都提出了新见解。1

《朱熹思想研究》出版后，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中国社会科学》

都发表了评论。如赵宗正、黄德志发表于《光明日报》（1982年6月19日）的《于平实中见新意——评

〈朱熹思想研究〉》指出：“解放三十多年来，不仅没有出版过一本有关朱熹研究的专著，就连一本普通

论朱熹的小册子也很难找到。张著《朱熹思想研究》的出版为中国哲学史、思想史重点人物的研究填补了

一大空白。”而且，该书评还指出了该著作的四方面研究特色：其一，“寓独见于平实”；其二，没有采

用传统哲学史研究中按照哲学的自然观、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四大块”方法，而是从朱熹思想中固

有的范畴和逻辑结构立体地解剖朱熹思想，实现“研究方法上的新尝试”；其三，“重视总结理论思维的

经验教训”；其四，“批判继承上的具体性”。2张先生能够在十年的学术浩劫中悉心钻研朱熹，在改革开

放大门初开之时即隆重推出这样的研究成果，的确令人耳目一新，不自觉中散发出浓郁的中国芬芳，也代

表着中国青年学者的学术志向和中国学术的光明方向。

外国学者亦给予《朱熹思想研究》高度评价。如美国著名学者陈荣捷教授指出，“此书学术水准很

高，肯下死工夫做学问”，其“治学之严，所用材料皆第一手，且每有新见，令人起敬”；日本《朝日新

闻》1982年6月13日的学术栏发表专文介绍该书的内容及其评价；《国家学会杂志》第96卷第11、12号，

发表渡边浩教授文章，给予很好的评价。3因《朱熹思想研究》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意义，张先生与冯友兰

教授、任继愈教授、邱汉生教授、邓艾民教授等受陈荣捷教授邀请，参加1982年在美国夏威夷东西文化交

流中心召开的“国际朱熹学术研讨会”，并在大会上发表《朱熹易学思想辨析》的学术论文。作为该论文

评议人的日本著名学者岛田虔次教授指出，他的老师曾告诉他，朱熹的《易学启蒙》是连魔鬼都搞不清楚

的问题，但“张立文在论文中说清楚了”。邱汉生教授作诗记“国际朱熹学术研讨会”宣读论文情况云：

“任君超卓世无双，张邓文章动异邦。一席高谈惊四座，掌声如雨击寒江”，并有注曰：“邓艾民、张立

文谈太极，异邦学人诧为难得。任继愈君最后发言，论朱熹消极影响，掌声雷动。”4

张先生“十年磨一剑”而成的《朱熹思想研究》经受了各方面的考验，至今还是朱子学研究领域的典

范之作，更是张先生展开宋明理学研究的初步尝试和成功实践。而且，开展朱熹思想研究，当看作是张先

生后来所倡导的“自己讲”“讲自己”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最早实践。“自己讲”“讲自己”是张先生于

2000年明确提出的。在他看来：“中国哲学的未来走向必须像王阳明那样‘自己讲’。这虽然很难，要从

‘百死千难’的体悟中得来，但百年中国哲学经炼狱般的煎熬和中国学人深受其难的体悟，具备了‘自己

讲’的内外因缘。自己讲自己的哲学，走自己的中国哲学之路，建构中国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才能在世

界多元哲学中有自己的价值和地位，照搬照抄西方哲学只能是西方哲学的附庸或‘小伙计’。”5所谓“讲

1 张立文：《学术生命与生命学术——张立文学术自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8～129页。

2 参见张立文：《学术生命与生命学术——张立文学术自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2页。

3 参见张立文：《朱熹思想研究》（修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后记。

4 参见张立文：《学术生命与生命学术——张立文学术自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4页。

5 张立文：《中国哲学：从“照着讲”、“接着讲”到“自己讲”》，《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二期。

论张立文先生宋明理学研究的逻辑进路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  第壹期·12·

自己”，就是通过中国哲学自身的发展逻辑来讲述中国哲学的“话题本身”。朱熹自身到底有怎样的思

想，不能凭借后人的哲学体系来分疏，而是“回到朱熹”，由“我注六经”式的依附他者的哲学范式，转

变为“六经注我”的“讲自己”范式。张先生从中西“哲学”的特征出发，曾给中国“哲学”作这样的定

义：“哲学是指人对宇宙、社会、人生之道的道的体贴和名字体系”；所谓“道的道”，主要包括：一，

人对宇宙、社会、人生的体贴、体认导向某一方向的道路；二，宇宙、社会、人生的根本道理；三，不可

言说的、无名无为的、万物之奥的形而上之道，即万物的根据；四，宇宙、社会、人生的必然性和趋势；

五，大化流行、唯变所适的过程；六，知与行及其关系的方法；七，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道理、规范及

价值理想。简言之“道的道”是指一种道理、原理的所当然的所以然之故。1从张先生关于“哲学”的定义

可以看出，中国哲学既重社会、人生之道的道的探索，又重宇宙之道的道的探索。这一定义既有对哲学研

究问题普遍性的把握，又体现中国哲学的主体意识。2“讲自己”意味着回到被讲对象、回到中国本身。而

“自己讲”，则是实现“讲自己”的方式方法。所谓“自己讲”，归根到底就是坚持“以中解中”，“以

中国哲学的核心灵魂解释中国哲学。只有这样的解释，中国哲学才不会走样，才能真正讲述中国哲学‘话

题本身’”。3中国哲学的核心灵魂便是《朱熹思想研究》所提出的“中国哲学逻辑结构”，即从整体上

分析、确定中国哲学诸概念、范畴在特定时代的思想体系或某哲学家哲学体系中的地位、功能、性质与作

用。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不仅是张先生开展朱熹思想研究所运用遵循的基本研究方法，更是张先生开展整

个宋明理学研究和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所以说，《朱熹思想研究》是张先生“自己讲”“讲自己”

哲学范式的最早实践，是中国哲学史研究历程中先有学术实践后有研究范式创新的最好例证。

三、以《宋明理学研究》为标志，逻辑地阐论了宋明理学的思想内涵与分系

宋明理学是中国特定历史阶段时代精神精华的凸显，是儒释道三家学术思想交融互动、和合创生的

中国哲学典范。从中国哲学历史发展逻辑来看，自汉以来，异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印度佛教便传入中

国，尤其是到南北朝、隋唐时期，佛教独尊为大，且开创了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等中国化的佛教宗派，

而此时的儒学无论是作为政治意识形态，还是作为哲学思辨，已然失去了先秦时期刚健生动、积极创新的

风格，在“疏不破注”的陋规下，专注于经学章句，学理影响日渐衰微。当然，自中唐开始，像韩愈、

李翱、柳宗元、欧阳修等人，在力辟佛学的过程中积极探索重建儒学的学理道路；宋明时期的程朱道学

以“无极而太极”“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为路向，陆王心学以“天地万物本吾一体”的“致良知”为路

向，张（载）王（夫之）气学以“太虚即气”“心统性情”为路向，胡（宏）张（栻）以“性立天下之

有”“心妙性情之德”为路向，融通外来佛教哲学和本土道教哲学，将传统儒学以心性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和

价值理想建构于形上学本体论思维之上，成功化解儒、释、道三教冲突的文明危机，中国儒学获得了新生。4

宋明理学是中国哲学发展史链条上一个重要的阶段，不仅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维护传统封建社

会的意识形态，维护社会稳定、伦理秩序和价值理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因而，明

末时代的哲学思想家们批判总结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宋明理学，不断突破传统价值观念的思想牢笼，为近

现代中国的思想启蒙和文化创新打开了思想豁口。张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及其间并未停止宋明理学

研究，“文革”结束以后，开放的思想学术活动更进一步激发张先生的思想活力和研究热情，便于1982年

秋根据自己长期讲授宋明理学的讲稿和相关研究论文修改而成《宋明理学研究》一书，中国人民大学资深

编审王颖先生不畏张先生《朱熹思想研究》被冠以“精神污染”政治帽子的风险，毅然亲任《宋明理学研

1 参见张立文：《“自己讲”、“讲自己”——中国哲学的重建与传统现代的度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6页。

2 参见张瑞涛：《“自己讲”、“讲自己”：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江海学刊》2009年第二期。

3 张立文：《“自己讲”、“讲自己”——中国哲学的重建与传统现代的度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4 参见张立文：《儒佛之辩与宋明理学》，《中国哲学史》2000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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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责任编辑，在《哲学研究》编辑默明哲帮助下，于1985年出版了《宋明理学研究》。1后来，《宋明

理学研究》多次再版印刷，2并在台湾出版繁体字版《宋明理学逻辑结构的演化》3，从整体、立体的视角

全面分疏了宋明理学的内涵、特质与思想演进历程，是张先生宋明理学观的直接呈现。

张先生《宋明理学研究》提出和解决的最富创新性的问题是宋明理学的分系问题。宋明理学的分系

问题由来已久，是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一大课题。因为，在宋明理学发展史上，由于理学家们建构理论的

自觉意识的不同，他们不断对宋明理学的内在结构、理论模型、学术特点和思维风格努力探索。4关于宋

明理学的分系问题，较早提出并最具影响的当属牟宗三先生，他的《心体与性体》一书不同于传统的将宋

明理学分“理学”和“心学”两派的观念，而是将宋明理学分为三系，即五峰（胡宏）蕺山（刘宗周）一

系、象山（陆九渊）阳明（王阳明）一系、伊川（程颐）朱子（朱熹）一系，并视五峰、蕺山与象山、阳

明两系为儒学之正宗，而伊川、朱子系为儒学之歧出。5理学派重视外在道德约束和实践躬行，希图透过

外烁的实证知识即“物理”主动地转化、映射成其内在的道德知识，由物理而自觉地张扬道德修养和心性

义理；心学派自有其积极性，通过倡明个体主体性，强调顿悟心性本体，重简约易行，谋求现成良知的自

觉成德。但阳明后学王龙溪等人视良知为“现成”玄说，不待修为，先天所就；而王艮等人从现成良知立

学，从日用常行处指点良知，不重道德修养。阳明后学的这两种治学路向导致社会道德伦常秩序的破坏和

缺失，以及个体行为的无拘无束与放荡不羁，明末大儒刘宗周即批评这两种不良倾向：“今天下争言良知

矣，及其弊也，猖狂者参之以情识，而一是皆良；超洁者荡之以玄虚，而夷良于贼，亦用知者之过也。”6

无论是心学，还是理学，都有其自身的弊病，心学的问题是容易陷入双重的流弊，理学的问题是难以有效

保证道德成为可能。有学者指出，牟宗三的三系论将五峰蕺山、象山阳明、伊川朱子分别开来，以五峰、

蕺山一系重视性体的特点解决心学面临的问题，使其具有客观性，又以象山、阳明一系道德本心活泼有力

的特点解决理学面临的问题，使其具有活动性，体现出三系论重要的理论价值。7而张先生《宋明理学研

究》则重在明晰宋明理学的思想内涵以及将宋明理学划分为主流派和非主流派，并把主流学派区分为程朱

理学、陆王心学和张王气学三派。

张先生在《宋明理学研究》中首先界定了“宋明理学”的内涵。在他看来，“理学”与“道学”是

上下关系，“宋明理学”内涵了“程朱道学”，原因在于：“道学”概念不包括心学，因为“道学”一

词虽在北宋出现，但最早指称“与政术相对称的学术”，而整个两宋时期，“道学”都不包括陆九渊的心

学在内。8在当时，“道学”概念的使用都是指程朱一系，元丞相脱脱修《宋史》，特立《道学传》而置

于《儒林传》之前，仅列周、程、张、邵、朱及其门人，陆九渊、吕祖谦、陈亮等人入《儒林传》。这说

明，在元人心目中，道学与心学、婺学、永康之学不类：一属示隆，一属非示隆之列。故，“程、朱理

学，须加正名，称谓为程朱道学更贴切。”9但是，“理学”包括道学和心学。据张先生考证，理学之名在

南宋已有，朱熹说“理学”，不仅仅指伊洛二程门人，亦指蜀学二苏；陆九渊则以“理学”为圣贤之学，

指整个儒家道统，而不是指宋时哪一学派的特称。另外，南宋亦有“心学”称谓，乃指称象山“发明本心

1 参见张立文：《学术生命与生命学术——张立文学术自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40页。

2 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人民出版社2002年修订版，收入《哲学史家文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16年再版。

3 张立文：《宋明理学逻辑结构的演化》，（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版。

4 参见向世陵：《理气性心之间——宋明理学的分系和四系》，湖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4页。

5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2～43页。

6 刘宗周：《证学杂解》，载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二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78页。

7 参见杨泽波：《牟宗三三系论的理论贡献及其方法论终结》，《中国哲学史》2006年第二期。

8 参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增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页。

9 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增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页。

论张立文先生宋明理学研究的逻辑进路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  第壹期·14·

之学”。元、明时期，程朱“道学”成为主导意识形态，陆学式微。阳明学出，发扬心学，并以陆学为孔

孟道统的真正继承者。元末张九韶辑集周、邵、张、程、朱之言，辅以荀子以下数十人之说，成《理学类

编》，但不辑录陆九渊之言。至明永乐年间，朱棣敕胡广纂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

该系列丛书以性理学为中心，把程朱道学和陆九渊心学一起编纂，从而融合了道学与心学。至王阳明时

代，道学与心学又皆纳入理学的范囿。自明以后，理学称谓盛行，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孙奇逢的《理

学宗传》皆明确将程朱与陆王统称为“理学”。因此，张先生明确做出论断，认为“理学”作为总称要优

于“道学”之称谓，其原因就在于：第一，明清以来“理学”包括了程朱道学和陆王心学，不会发生概念

上的混乱；第二，道学既容易与后来的“假道学”相混，也容易与道教之学、道家之学相混；第三，“道

学”并不能十分确切地反映这个时代哲学的本质特征和最高范畴，反而会给人以重道德伦理轻宇宙本体的

研究之嫌。1

《宋明理学研究》以主流和非主流划分宋明理学。在张先生看来，宋明理学作为社会思潮，有主流与

非主流之分，其区别就在于其作用和影响不同，社会效果不同。也就是说，主流与非主流的根本区别，就

是要看一种社会思潮是起主导作用或居于重要地位，还是起非主导作用和居于次要地位。2按照这一划分，

宋明理学的主流派主要包括：濂（周敦颐）、洛（程颐、程颢）、关（张载）、闽（朱熹），以及邵雍、

司马光、张栻、陆九渊和王守仁等，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及其门人为正统派；非主流派主要包括：

王安石、苏轼、苏辙、吕祖谦等。整体而言，周敦颐是宋明理学的开创者，能“暗破心性义理之学”；

濂、洛、关、闽一脉相承，是“理学”中的正统派，历代统治者皆奉程朱为正统，且成为后期社会发展中

居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强烈影响了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朱熹是“道学”的集大成者，继承和发挥濂、

洛、关学的思想，亦汲取欧阳修的疑经观、王安石的“道器论”、二苏的“道”的思想，糅合诸家，综罗

百代；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婺学力图调和朱陆，并吸收永嘉、永康学派的经世致用之学，但从整体上看，倾

向于“心学”；永嘉、永康之学上承张载实事事功思想，反对空谈“心性”，与朱、陆鼎足三立；明代陈

献章由宗朱而转为宗陆，王守仁承“心学”而为心学之集大成者，并成为理学的主流派；刘宗周为明末大

师，其学推本周、程，得源于王守仁，以“慎独为宗”，针砭王学各派的王畿、罗汝芳、王艮等，承朱熹

之道德伦理，舍空谈而趋道德之实践，但终究与朱、王皆异。3总之，理学各派与其他学派相互交错，既互

相否定，又相互吸收，形成了螺旋式的前进运动，而绝不是并行不悖、笔直发展的。

张先生在论述宋明理学分主流和非主流的同时，也提出了关于宋明理学的“三系说”。在他看来，宋

明理学的主流可分为“三系”，即程朱道学（或可说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和张王气学。张先生在《宋明

理学研究》的第一版中就已在“宋明理学的性质”和“宋明理学主要范畴的演变”部分4中详细论说了理

学、心学和气学的历史演变。之后，张先生在《善恶之上·序》中进一步指出：“宋明理学中从张载到王

夫之为一系，与程朱、陆王并称为三系，笔者认为是可以成立的。”5实际上，张先生在撰写《王船山哲学

思想》一书中就指出：“笔者曾据此把船山接续张载一脉，而从程朱一系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一系，即

与程朱道学（或理学）的绝对理学派、陆王心学的主体理学派鼎足而立的张王气学的客体理学派。然宋明

理学分此三系，非拙著《宋明理学研究》所独撰，清人已有以张载、王夫之为一系者，或谓船山继张载之

学脉。”6从康熙、雍正时的李周望到乾隆、嘉庆、道光时的邓显鹤，从晚清的孔祥麟到现代的熊十力，都

1 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增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10页。

2 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增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50页。

3 参见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增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50～552页。

4 参见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5～79页。

5 向世陵：《善恶之上——胡宏·性学·理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6 张立文：《正学与开新——王船山哲学思想》，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02～4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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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张载和船山看做一系。接受宋明理学的古代朝鲜主理派、主气派的发展史，亦可旁证宋明理学中气学一

系的成立。1总之，船山发宋明理学中张载气学一脉，而成为气学的集大成者，从学术意义上可与宋明理学

中朱熹集道学大成、王阳明集心学大成相当。

《宋明理学研究》是张先生总体上探讨宋明理学家思想特质和发展演进逻辑的专题著作，以此为契

机，张先生又陆续出版陆九渊、王夫之、戴震等宋明理学家“个案”的研究专著。2当然，作为“个案”展

开的朱熹、陆九渊、王夫之、戴震等哲学思想研究和作为“整体”考察的《宋明理学研究》，共同构成了

张先生宋明理学研究的纵横逻辑脉络，充分体现着他研究宋明理学的学术进路。

四、由韩国朱子学大儒李退溪研究拓展到东亚儒学研究，并倡导“东亚意识”

张先生因研究朱熹而偶然拓展到韩国大儒李退溪思想研究，从而将儒学研究由中国的儒学研究延伸

为东亚儒学研究。韩国大儒李滉，号退溪，生于李氏朝鲜第十代燕山君七年（1502年，中国明代孝宗弘治

十四年），卒于宣祖三年（1571年，中国明代穆宗隆庆四年）。李退溪乃“朝鲜之朱子”，“东方百世之

师”，是朝鲜一代哲人。故而，张先生关于李退溪的研究理应视为其宋明理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先生从事李退溪思想研究是机缘巧合造就。1981年10月，张先生携《朱熹思想研究》专著出席在杭

州召开的宋明理学国际会议，美国的陈荣捷、狄百瑞，日本的山井涌，加拿大的秦嘉懿，西德的余倍荷和

香港的刘述先都参加会议，会上，陈荣捷教授在阅读了张先生《周易思想研究》和《朱熹思想研究》后，

建议张先生撰写关于朱熹易学思想的论文，参加1982年在美国举办的朱子学国际研讨会，张先生欣然接受

邀请。这次的朱子学会议，不仅使张先生认识了各国学者，还开拓了眼界，知道了朱子学对日本、朝鲜和

越南的影响，开始关注朱子学在各国的发展与结合等问题。因此，在1983年，张先生受邀参加在美国哈佛

大学召开的第六届退溪学国际学术会议，虽未成行，但撰写了《朱子与退溪的易学思想比较研究》，正是

他参加朱子学国际会议所提交论文《朱熹易学思想辨析》的续篇。此后，张先生受邀参加历届退溪学国际

会议。这样，张先生从各个层面、角度研究李退溪，并将论文陆续发表于韩国退溪学研究院主办的《退溪

学报》及其他杂志上。1985年，张先生发表于《哲学研究》第二期上的《李退溪哲学逻辑结构探析》是国

内首次发表研究韩国最著名哲学家思想的文章。因张先生在退溪学研究的成就，1987年被国际退溪学会授

予“国际退溪学学术奖”，1988年应邀参加汉城奥林匹克运动会组委会召开的世界学术会议和第十届退溪

学国际会议，并被邀出席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亦是是时韩国卢泰愚总统接见的世界八位学者之一，并

促成1989年10月中韩建交前，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第十一届退溪学国际学术会议。围绕李退溪，张先生先

后出版《退溪哲学入门》《朱熹与李退溪比较研究》《李退溪思想研究》，主编《退溪书节要》3等，皆是

退溪学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

退溪研究深化了张先生的朱子学研究。朱子学在东亚各国传播和发展，在与东亚诸国的传统思想冲突

与融合中适应了各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朱子学已经不仅仅是中国的朱子学，还包括了日本的朱子学、朝鲜

的朱子学、越南的朱子学，我们不可以执着于中国的朱子学而评价其他各国的朱子学，而应把朱子学看做

1 张先生这样的论说在《善恶之上·序》和《王船山哲学思想》中都说过，若论时间早晚，当以《王船山哲学思想》为早。张先生在

《善恶之上·序》中曾说：“近年来笔者撰写《王船山哲学思想》一书”，可见，稍早出版的《善恶之上》一书中张先生的观点是渊源于

稍晚出版的《王船山哲学思想》的。

2 张立文：《心学之路——陆九渊思想研究》（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收入《当代中国学术精品·哲学》；《船山哲学》，

（台北）七略出版社2000年版；《正学与开新——王船山哲学思想》，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收入《哲学史家文库》；《戴震》，（台

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91年版；《戴震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走向心学之路——陆象山思想的足迹》，中华书局1992年

版。张先生尽管未有研究王阳明哲学思想的专著，但曾编纂整理《王阳明全集》（四册），红旗出版社/大地出版社1996年版。

3 张立文：《退溪哲学入门》（韩文），（汉城）骊江出版社1990年版；《朱熹与退溪思想比较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

版，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李退溪思想研究》，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退溪书节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论张立文先生宋明理学研究的逻辑进路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  第壹期·16·

是动态的、灵活的、发展的生命智慧，以此观东亚诸国的朱子学，才会赋予朱子学以新的生命力。李退溪

的贡献就在于把中国的朱子学与朝鲜传统思想融合起来，并与其他学者创造和发展了朝鲜的性理学，适应

了朝鲜社会的需要，丰富了朱子学的内涵。1张先生的退溪学研究拓宽了朱熹研究的视域，是中国学者以世

界眼光看哲学发展史的良好开端。

此外，张先生由退溪学研究逻辑地推导出了东亚意识。东亚文化发展史表明，不仅仅中国的朱子学

影响了东亚，整个中国儒学也在不断影响东亚社会与意识形态。儒学既是中国的又是东亚的。儒学在公元

前三世纪便传播到东亚和东南亚的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形成了儒家文化圈，构成为“东亚儒学”。就

中国儒学而言，作为文化核心、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学，主要包括以孔、孟、荀为核心的元典儒学、汉唐经

学儒学以及宋明新儒学。就东亚儒学而言，不仅包括中国儒学，还包括朝鲜的性理学（主理派、主气派、

折衷派、实学派），日本的朱子学、阳明学和古学学派，从根本上言，儒学对东亚地区的社会结构、典章

制度、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心理结构、行为模式以及价值观念都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从而形成以东亚为

载体的要求改变世界不均衡、不公正、不平等状况的意识，这也就是张先生所言“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意

识”的本质。2当然，在《亚文》发刊词中，张先生疏解了“东亚意识”的基本构成，即“主体意识、忧患

意识、危机意识、批判意识、反省意识等”。所谓“主体意识”即东亚主体意识，充分展现在独立和自由

意识之中，而摒弃依赖意识；“忧患意识”是以人类共同之忧而忧、共同之乐而乐，东亚学人要转变国家

的忧患责任意识为人类的忧患责任意识，期求在世界意识中确立、认同东亚意识；“危机意识”是东亚各

国21世纪共同面临的人与自然危机、人与社会危机、人与人危机、精神与肉体危机和文明与文明危机等五

大冲突和危机的严峻挑战，需要和合学的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原理来应对；“批判意识”

和“反省意识”即重视和强调自我反省、自我批判，是自我激励意识和自我实现意识的凸显，是摒弃封闭

意识和保守意识，敞开胸怀，开放包容，迎接未来的意识。3

后来，张先生还将东亚意识归结为和合精神的体现。在他看来：“‘东亚意识’的主体意识、独立意

识、忧患意识、危机意识、经世意识、反省意识、批判意识，归根结蒂是融突的和合意识”。东亚意识作

为和合意识，或和合的“东亚意识”，是东亚的多元化意识或多元化的东亚意识。所谓“和合”，和是和

平、和谐、祥和；合是融合、合作、结合等等意思；和合就是指自然、社会、人际、人的心灵及文明中诸

多元素、要素的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过程中各元素、要素和合为新生命、新事物的总

和。4东亚意识意味着东亚的中、日、韩等儒家文化圈的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和交往中既遵从了本民族

的自我价值观和人文追求，又创造了共同的价值观念和理想信念。正是基于东亚儒学、东亚意识的思考，

张先生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东亚哲学与21世纪》，主编《东亚哲学与21世纪丛书》，5并编纂出版

《国际儒藏》，6客观地展示了东亚人民共同的价值诉求和文化认同。

五、以“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为宋明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的创新是哲学研究创新的先导。中国哲学研究产生于西方强势文化迅猛传入中国的特殊时

1 张瑞涛：《探赜索隐，开拓创新——张立文教授学术创新综述》，载郝立新主编《哲学家·2009》，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07

页。

2 张立文：《李退溪思想研究·自序》，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

3 张立文：《东亚意识何以可能——〈亚文〉发刊之际的感想》，《亚文》1996年第一辑。

4 张立文：《东亚意识与和合精神》，《学术月刊》1998年第一期。

5 张立文主编：《东亚哲学与21世纪丛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包括：《和合与东亚意识》（张立文著）、《东亚的转

生》（陆玉林著）、《和合之境》（李振纲、方国根著）、《和魂新思》（张玉柯、李甦平等著）、《君子国的智慧》（姜日天、彭永捷

著）。

6 张立文总编纂：《国际儒藏（韩国编四书部）》，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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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从产生伊始就存在着依傍西方哲学、照着西方哲学讲的尴尬，最典型表现就是以唯物唯心来分析中国

古代哲学思想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哲学界就是以此为指导来撰写中国哲学史研究著作、编写教科书。

而随着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如何从中国文化自身、中国哲学本来的演进逻辑探寻中国哲学的发展规律，

考察中国哲学的内涵与特质，便成为中国哲学学科建设的一大任务。对此问题的思索，张先生便体悟出了

“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

张先生明确提出“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可追溯到他给1979年中国哲学史研讨会提交的论文。1979年

10月14日至19日，于太原迎泽宾馆召开第一次中国哲学史学术研讨会，张先生提交论文《关于哲学史方法

论的几个问题——从朱熹思想评价问题谈起》，虽重点讲述朱熹，实是谈当时的哲学史方法论问题，其目

的是通过朱熹思想研究，“立足度越，开辟新路径，拓展新思路，走出旧困境”。这篇论文受到张岱年先

生的充分肯定：“文章精湛，文字简练明畅，内容准确深刻，可说成熟之作。”1文章中，张先生提出了

“哲学逻辑结构论”的研究方法，并主张以此分析朱熹思想，后来还陆续撰写《朱熹哲学逻辑结构论》

和《王阳明哲学逻辑结构论》。而《朱熹哲学逻辑结构论》一文后来成为《朱熹思想研究》中的一章。因

此，1981年出版的《朱熹思想研究》是张先生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哲学研究方法的初步尝试和实践。对于

为何运用哲学逻辑结构论开展哲学思想研究，张先生在《朱熹思想研究》的前言中有明确论述：“哲学家

哲学体系的各个方面及其基本范畴之间，是紧密联系的，从而构成了一个整体。‘分门别类’的研究，往

往于整个哲学体系内在的逻辑联系注意不够，而只有深入揭示某一哲学范畴体系的内在的逻辑结构，才能

如实地反映该哲学体系的本来面目。”2这表明，只有明晰哲学概念之间的纵横逻辑关系和历史演进脉络，才

能明晰哲学家自身哲学体系创构的必然性、内在进路及其与其他同时代哲学家和前代哲学家之间递嬗关系。

不过，张先生“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理念的肇端，最早可追溯到1964年关于谭嗣同哲学思想的研究

论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谭嗣同思想成为近代哲学中论争的亮点，张先生结合教学过程中研读《谭嗣同

全集》和相关论争论文的心得，撰写了《论谭嗣同“仁学”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质》一文，认为谭嗣同仁学

哲学的最高范畴是“仁”（“心”“识”），“仁”的重要特性是“通”，“以太”“心力”是用以表示

“仁”的“通”特性的工具，“通”的目的是通过“破对待”达到“仁”“平等”，“仁—通—平等或平

等—通—仁，是谭嗣同对于他的仁学哲学体系的简要表述”，意味着“仁—通—平等”构成为谭嗣同仁学

的逻辑结构。按照张先生的逻辑，这样的对哲学史人物哲学范畴关系的解释方法，就是“哲学逻辑结构的

方法论”3。

究竟什么是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张先生的专著《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专门研究这一问题。4张先

生自叙该书撰著始末指出，1984年10月至11月，他应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院长金耀基教授和哲学系主任

刘述先教授邀请，担任“新亚书院龚雪因先生访问学人”讲席，便是讲授“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这个

讲稿是在酷暑中完成，把受到批判的《朱熹思想研究》中“朱熹哲学的逻辑结构”中的“哲学逻辑结构”

发展为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而且，张先生还给所在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生讲授《中国哲学逻辑结

构论》，因学生手中有打印的讲义，讲授过程中便重点讲述提出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的原因、根据以及理

论的运用、意义，特别是这一方法对中国哲学方法的创新、处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现代化的关系、展开

中西传统文化比较、探索中国哲学逻辑结构演进规律等等的推动价值。5张先生明确指出，所谓中国哲学逻

辑结构，“是指研究中国哲学范畴的逻辑发展及诸范畴间的内在联系，是中国哲学范畴在一定社会经济、

1 参见张立文：《学术生命与生命学术——张立文学术自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4～125页。

2 张立文：《朱熹思想研究》（修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前言。

3 参见张立文：《学术生命与生命学术——张立文学术自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2页。

4 张立文：《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2002年修订本，收入《社科学术文库》。

5 参见张立文：《学术生命与生命学术——张立文学术自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43页。

论张立文先生宋明理学研究的逻辑进路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  第壹期·18·

政治、思维结构背景下所构筑的相对稳定的逻辑理论形态”。1这包含三层涵义：一是就中国哲学的同一范

畴而言，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强调要厘清该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思想体系中的具体含义和发展脉

络；二是就不同的范畴而言，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强调要明晰哲学体系中不同范畴之间的思想差分和内在

逻辑关系；三是就中国哲学逻辑结构与社会的经济、政治、思维结构之间的关系而言，它强调中国哲学逻

辑结构总是直根于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思维结构而构建的逻辑体系和理论形态。

因此，以中国哲学逻辑结构研究中国哲学，可从三方面入手：一是纵向的哲学范畴、逻辑结构的研

究，以揭示整个历史长河中本质相同或不同范畴之间的继承关系及其演变发展规律；二是横向的哲学范

畴、逻辑结构的研究，以揭示各个哲学范畴在同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中的相互关系，进而把握一个时代的哲

学思潮，反映一个时代的思维水平；三是纵横结合的哲学范畴、逻辑结构的研究，以揭示范畴在各个历史

阶段之间和各个时代哲学思潮之间的中间环节，明确它们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过渡的关系。通过这三个方

面的研究，便可以对中国哲学的总体发展历程、各个时代的哲学思潮、各个哲学流派或哲学家思想的演化

路径、发展规律及其内在特点进行全面深入的多维了解。

《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创造性的建构了中国哲学研究的“范畴解释学”。按照张先生观念，“要正

确把握中国哲学逻辑结构中的范畴，需要有具体、义理、真实三层次的句法、语义、网状、时代、历史、

统一等六层面的诠释，以揭示哲学范畴的本意、义理蕴含和整体本质”。2而所谓表层结构的具体诠释，是

客观地再现思想逻辑结构中概念、范畴的本意，是对哲学家的言论、著作的句法层面结构和语义层面结构

的诠释；所谓深层结构的义理诠释，是从整体思想的逻辑结构，即范畴之网和时代思潮之网中，再现哲学

家思想逻辑结构中范畴的义理蕴含，从宏观的整体来透视微观的局部范畴的义理；所谓整体结构的真实诠

释，是指从历史的发展演变的连结中，掌握范畴演变的必然趋势，以验证概念范畴的本质义蕴。3经过对中

国哲学范畴的三层次的诠释，便可以多角度、多层面地把握中国哲学范畴的详细含义。

依此方法论，张先生将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的思想广泛运用于中国哲学史各领域的研究，先后撰著

《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人道篇）4，并主编《道》《气》《理》《心》《性》《天》《变》等

“中国哲学范畴丛书”5。经过长期教学研究的涵泳砥砺，他的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的思想也日益丰富和完

善，成为目前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之一。6

总之，张先生的宋明理学研究大致遵循了这样的逻辑进路，即：因为宋明理学家无不精研《周易》，

《周易》是宋明理学的重要诠释文本之一，张先生便以《周易》研究为切入点，撰著《周易思想研究》，

奠定了全面阐述宋明理学的学术根基；朱熹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明晰朱熹思想是探索其他宋明理学诸

家学派思想绕不开的关键环节，张先生的《朱熹思想研究》可看作是他宋明理学研究和哲学体系创新的初

步尝试，也是“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哲学史人物研究的典范之作；随着“文革”的结束，张先生先后撰著

1 张立文：《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修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2 张立文：《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修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4页。

3 参见李会富：《中国哲学“自己讲”“讲自己”的新方法——记张立文先生的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邯郸学院学报》2009年第二

期。

4 张立文：《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繁体字版；《中国

哲学范畴发展史（人道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繁体字版。

5 《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台北）汉兴书局有限公司1994年版，（汉城）东文选出版社1995年朝文版、越南文版；

《气》（主编、合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台北）汉兴书局有限公司1994年版，（汉城）东文选出版1993年朝文版、越南

文版；《理》（主编、合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台北）汉兴书局有限公司1994年朝文版、越南文版；《心》，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天》，（台北）七略出版社1996年版；《变》，（台北）七略出版社2000

年版。

6 参见张瑞涛：《论中国哲学史人物研究的“四位一体”法》，《理论月刊》2012年第一期。

·19·

出版探索宋明理学整体思想面貌和演进理路的《宋明理学研究》《宋明理学逻辑结构的演化》等综论专著

以及研究陆象山、王夫之、戴震等宋明理学名家“个案”的学术专著，以主流和非主流划分宋明理学流

派，重新定义“宋明理学”的内涵，逻辑地还原了宋明理学的思想特质；因机缘巧合，张先生由朱子学研

究而拓展研究韩国大儒李滉的哲学思想，在国内首次发表研究韩国哲学家思想的成果，先后出版《退溪哲

学入门》《朱熹与李退溪比较研究》等著作，既深化了朱子学研究的视域，还推导出“东亚意识”及其在

维护东亚地区文化认同、社会稳定、价值信仰中的时代价值；哲学创新的基础是方法论的创新，张先生宋

明理学研究的方法支撑是他创构的“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一书即创造性地建

构了中国哲学研究的范畴解释学，而且广泛应用于中国哲学史各研究领域，成为目前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

方法，也构成为张先生后来所提倡的“自己讲”“讲自己”哲学研究范式的逻辑内核。

Study On the Logic of Mr. Zhang Liwen's Song Ming Confucianism Studies

Zhang Ruitao

Abstract：Mr. Zhang Liwen  is a well-known contemporary philosopher and historian of philosophy， who 

studied on Song Ming Confucianism. He insists on problem awareness and humanistic care， in order  to organize 

classics， to think clearly， to make innovations， and to achieve outstanding results. On the whole， Mr. Zhang's 

research on Song Ming Confucianism generally  follows  the  logical approach. He starts  from Zhou Yi， one of  the 

classic  interpretation  texts of  the Song Ming Confucianists ， and writes Research on    Zhou Yi Thought， which 

is  laying down a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on  the academic  foundation of  the philosophical  ideas of Song Ming 

Confucianists. Taking Zhu Xi's research as a preliminary attempt to the study of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his 

Zhu Xi Thought  Research became a model work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philosophy history in the academic world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Focusing on Zhou Dunyi， Zhang Zai， Cheng Hao Chengyi， Zhu Xi， Lu Jiuyuan， 

Wang Yangming， and Wang Fuzhi， it i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Song Ming Confucianism's ideological evolution 

of Song Ming Confucianism. Song Ming Confucianism is divided into mainstream and non-mainstream. There are three 

more distinctions in the mainstream. This clarifies the basic connotation and id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ong and 

Ming Confucianism. Due to coincidence， it was deduced from the study of Zhu Zi to the study of Korean Confucianist 

Li Huang， and the study of Tuxi， which was extended to the study of East Asian Confucianism， and it puts forward 

the implication of East Asian Consciousnes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spirit of harmony. Of course， whether it is 

a study of the famous Song Ming Confucianism of the individual case or a whole study of Song Ming Confucianism， it 

always follows the research method of the Logical Structure The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This method also constitutes 

the logical core of the philosophy Speak for Yourself  or Speak Yourself  that Mr. Zhang advocates.

Key words：Zhang Liwen；Song Ming Confucianism；Logical Approach

责任编辑：郎启飞

论张立文先生宋明理学研究的逻辑进路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  第壹期·20·

和合今释

——张立文先生的“和合学”

陈海红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行政学院　哲学教研部　浙江　杭州　311121；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2488）

张立文先生的“和合学”，是我们民族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站在自己的大地上，以“和合”思维体贴世

界、社会与人生之道的道并以之为核心范畴构建的名字体系，1是“自己讲，讲自己”的当代中国思想、学

术觉醒的鲜明标识。

一、发现“和合”

人类总是在不断“发现”中，也就是“发现”世界、社会，最终也就是“发现”自我中走向未来的。

“发现”自我，或者说“发现”一个时代的人文精神，也就是“发现”了一个时代的社会问题、主体追求

与精神风度。

张立文先生创建的“和合学”，是在新的时代中国哲人对于世界、社会、人生之道的探究、挖掘与发

现的学术成果。在张先生看来，“发现和合”也就意味着他认为“和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体价值。就

“和合学”言，它是张先生理论思维的学术成果；就“和合”言，它是中华民族远古以来一以贯之的民族

性格，是中国传统哲学古老的学术概念。但当“和合学”“和合”进入历史视域，张先生的“和合学”则

作者简介：陈海红，1972年生，安徽安庆人，中共浙江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社会科学

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从二程到朱熹的解释学研究”（项目编号：13BZX053）研究成果。

1 张立文先生说：“中国哲学是指人对宇宙、社会、人生之道的道的体贴和名字体系。”［参见张立文：《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史》

（上），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因此，“和合学”就是张先生对宇宙、社会、人生之道的道的“和合”体贴和名字体系。换句话

说，在张先生看来，宇宙、社会、人生之道的道就是“和合”。（参见陈海红：《“和合”体生——“和合学”的中国哲学创新实践》，

《浙江社会科学》2019年第二期）。

摘  要：张立文先生通过六十年的学术人生与人生学术在中华民族浩荡传统文化中挖

掘、发现了“和合”，从而揭示了人类文明一个时代的精神面向；体大思精的“和合学”，

重新阐释了“和合”这个民族古老命题在新的时代所具有的个体的、民族的，以及全人类的

精神追求；通过回应民族的、时代的与人类文明未来走向的课题，彰显了“和合”这一人文

理想鲜活的理论与实践生命力。

关键词：张立文　和合　和合学…“发现”　阐释　人类文明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20）01-20-29

·21·

是在审视当今人类文明困境、透视中国传统哲学优秀人文精神基础上，拈出并重新诠释“和合”之意，因

之构建一个回答21世纪人类存在之问的文化战略构想与哲学形上思辨；民族古老的“和合”概念，则在今

天焕发出了时代的新意，它既是中国化的价值话语，也是人类今天共有的精神家园与理想追求。

共解人类的全球性难题，共享人类的现代化成就，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不同群体提

出了千差万别的解决方案。应该说，人类所创造的不同文明都曾孕育过求合作、谋和平的文化因子，每一

个曾经在人类历史存在过的文化形态与仍然鲜活的文明主体也都保有独特的“和”之价值观念。不同的，

仅仅在于这一价值观念在特定时代、总体文化、具体场合有不一样的表现形式，从而使不同人群（民族、

国家）呈现不同的性格特征与精神禀赋。

在世界性的“和平”向往中，人们纷纷从历史中寻找人类曾有过的生存之道、精神资源。基于西方

文明中心论的跌落神坛，现代性批判思潮中一些古老民族的生存、生活智慧引起了全人类的关注与重视。

作为一个曾经创造过长时段宽领域大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一个曾经经受百年重大挫折而今重新崛起的中

华民族，更是值得人们去探寻其中的“和”“和平”基因。我们的民族自古就是一个崇尚“和”的民族，

是一个追求“和谐”的民族。对于和谐、和平、和睦、和合的追求，无论是上层统治者还是下层百姓，无

论是哲学精神还是日常生活，无不浸润着这一至上的人文理想。中国先民在远取诸象近譬诸身中，找到了

“和”的基因。他们说：

今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慝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实生物，

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

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于是乎先王聘后于

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

讲。王将弃是类也，而与 同。天夺之明，欲无弊，得乎？1

这一“和”的思想与“和合”观念一样，作为古老的中国哲学命题体现了我们民族高超的生存智慧、

高明的生活情趣与高深的生命体悟。

发现和合，就是发现自己——发现自己的传统，发现自己的现在，发现自己的未来。就生存论言，

人是在发现中成就自己的。当我们认为，和合是中华民族核心价值时，我们就是在承认我们的历史是和合

的。而且，我们也就在这一承认中接受了这一前提，并在这一前提下强化、塑造自己的和合禀性。发现和

合，既在认识论上表明当代中国人认知能力的提升，也在价值论上表明当代中国人的现实需要，还在本体

论层面表明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归宿。

张立文先生的“和合学”源于自身的体贴，这体贴不仅是自我真实生命的体贴，更是理论创新的

体贴。主体将自己的人生体贴化为学术成果，史不绝书。史学家司马迁早就说过：“盖西伯拘而演《周

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

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

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

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2这些史实虽然都是极端困境下的事例，但也确实揭示了“文以述志”的

因果关系。张先生说：

和合学是我生命的体认。我这一辈子从阶级斗争中成长起来，从1950年参加土改、剿匪、反

1 《国语·郑语》，韦昭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40～241页。

2 司马迁：《报任安书》，《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735页。

和合今释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  第壹期·22·

霸、三大改造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对阶级斗争深有体会，当前要走和平发展之路，不能走“文

化大革命”那种经济到了崩溃边缘之路，这就是和合――和谐发展之路。1…

张先生当然没有经历身体上的“无目”“断足”之困境，但身处特殊时代的他也颇有感触地说：“如

果说学术生命是把生命投入学术，生命在学术的交流、涵泳中流逝，那么生命学术的主旨则是以生命转生

学术，转生智慧，生命在学术的交流、涵泳中获得深刻的体验，换言之，即转生命为智慧。”2他明确概括

到：“生命价值的本质就在于创造，价值创造的本质在于和合。”3 

历经人生风雨的张先生对于人是什么，生命是什么有自己独特的体会。他认为人是从冲击、挑战、冲

突中走出来的和合的人。他更以“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事件作为自己学术人生与人生学术的两个阶段的

分水岭。

“文化大革命”以前为学术的生命，之后为生命的学术。有生命的存在与开拓，才有学术的

追求与发展。生命是学术的体能和智能的支撑，学术是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但在“文化大革命”结

束前的时代和环境，只能有学术生命，而不可能有生命学术，假如有，也只能处于“潜龙勿用”状

态，以保生命的生存，而罔顾学术。学术和生命相兼并得，是“文化大革命”后所开出的新局面。…4

正是在对自己人生的深刻体贴中，他提炼出了和合这一生命的主题。而作为一名在中国文化、中国

哲学中爬梳多年的哲人来说，学术、学说是他得以言说自己人生体贴的最佳载体与精神寄托。但是，说什

么？怎么说？是“接着说”还是“照着说”？这对于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思想者来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创立和合学，也需要学术上的勇气与理论上的豪气。

一种新学说的提出，或哲学的创新，需要焕发为人类盗天火的勇气，她既要有下地狱的精神，

也要有上绞刑的气概，经过这样上下煎熬和痛苦的磨炼，才能渐趋成就。5…

他不断地自我追问、深刻地自我反思：“和合学难道没有缺陷？和合学理论前提和基础能否成立？怎

样成立？和合学价值系统的基点是什么？和合学与现代人的切身利益有何关联？和合学能否给人以安身立

命的价值导向？这些自我诘难式的问题，一次又一次地撞击着我的心灵而不能解脱。”6这真是上问苍天下

探黄泉的生命自我追问，是在学术人生与人生学术的双重体贴中的生命学问与学问生命。

发现一种时代精神，挖掘出一种传统资源，体现出一种人生的、学术的感受，假如没有一套自圆其说

的理论作为支撑，那仍然停留在或理念、或感想、或体会的层面。惟有体用一如、逻辑严谨的学说围绕这

理念展开，才会真正挺立这理念的理论逻辑与实践力量。张立文先生的“和合学”正是这样一套从中国传

统文化资源中“拈出”的、具有人类文明共通性意义的，能够回答人类二十一世纪难题的，逻辑自洽论证

谨严的学说。张先生的“和合学”不仅仅意含着他对传统文化精神的体贴与提炼，还寄托着他对当代人类

命运的切实关怀，是既继承民族优秀传统资源“和合”精神，又在新的时代赋予其鲜活内涵的当代中国智

慧、中国诠释。

二、“和合学”：对“和合”的新诠释

人类的文明进程，就是一部人类对于自己既有思想成果的不断阐释过程。西哲伽达默尔说：“真正的

1 张立文：《学术生命与生命学术——张立文学术自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80页。

2 张立文：《学术生命与生命学术——张立文学术自述·自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

3 张立文：《和合哲学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0页。

4 张立文：《学术生命与生命学术——张立文学术自述·自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5 张立文：《和合与东亚意识——21世纪东亚和合哲学的价值共享·自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6 张立文：《和合与东亚意识——21世纪东亚和合哲学的价值共享·自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3·

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

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诠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因此我就把所需要的

这样一种东西称之为‘效果历史’。理解按其本性乃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1人类的理解具有历史性，人

类的历史自然也具有理解性。

正是在对和合的新阐释下，和合这一古老的民族智慧在新的时代得到了全新的阐释，并形成为一个体

大精思的“和合学”理论体系。

（一）和合新释的人本情怀

张立文先生指出：“哲学是指人对宇宙、社会、人生之道的道的体贴和名字体系”2，虽然，理论形

态的和合学指向“对宇宙、社会、人生之道的道的体贴”以及对于“‘道’的体贴”的“名字体系”；但

是，对天地人之“道”的体贴，对天地人的关照永远绝不会少了主体人的参与。这也正如他所说：

和合也不是“无时不有”的东西。因为没有生命的宇宙是死寂的存在，而没有生生之和合，所

以，张载提出要“为天地立心”，这就是说，没有人类的天地是昏昧的存在，肯定不崇尚价值的和

合。宇宙的自然演化史不是和合创造的历史，只有文化创造的人类历史，才有可能“和合起来”。

这是因为，人作为“会自我创造的和合存在”，具有生物本能的无助性，大自然剥夺了人的一切生

物类本能，将人逼上了通过智能和合创造而生存和进步的人文大道——告别了伊甸园后的苦难历

程。天人分道而行，人文和合的价值创造工程才正式启动。3…

张先生有见于某些传统哲学形态对于绝对性与普遍性追求的无解神话与消解人的主体性的逻辑结局，

突出强调和合学绝不需要通过“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普遍性属性来作自己合法性与合理性证明。

而且，“和合作为人文精神和时代精神，不具有传统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普遍性，因而宇宙亦不具和合特

征”。4既然强调不包含传统哲学意义上的宇宙观、自然观，和合学必然突出“和合因人文创造而有”的精

神禀性。

（二）和合新释的丰富面向

张先生说：

哲学是一种自觉的智慧活动，这种智慧活动来自主体人对实践经验的反思；这种反思总是试图

从整体上和高层次上认知、把握人与世界的关系，以便对人在世界中的价值和意义以及终极关怀，

做出理性的解释。这种理性解释就是和合学的解释。5…

显然，作为人类智慧活动的“和合学”具有这样的特点：是主体人的反思，带有人的一切性格；是对

于实践经验的反思，它必然带有时代现实性、历史传统性与未来前瞻性；是整体上、高层次上来认知、把

握人与世界的关系，具有思维的总体性与形上性；是对人在世界中的价值和意义以及终极关怀的解释，具

有生存论的内涵；是一种理性的解释，带有人类本真的逻辑思辨性与价值目的性。张先生对“和合学”的

解释，正是从这些角度来重新阐释“和合”内涵，体现“和合”之“新”的。

第一，定义“和合”的新内涵：转神秘为科学。

找到民族“和”的精神不是张先生的专利，而且“和合”一词从历史与当代来看也不是张先生一家之

1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387页。

2 张立文：《朱陆之辩——朱熹陆九渊哲学比较研究·序》，《朱陆之辩——朱熹陆九渊哲学比较研究》，彭永捷著，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

3 张立文：《和合哲学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5页。

4 张立文：《和合哲学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6页。

5 张立文：《和合学——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4页。

和合今释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  第壹期·24·

言。但张先生的新阐释却实现了和合由神秘而科学，由传统而现代的转生。

溯及历史，张先生对传统和合作了多层次的分析与解剖，他认为传统和合形式具有自身无法解决的逻

辑缺陷，它既包括低水平的元始状态的自然和合，也就是“无中介的直接和合”；“相对相关的对称关系

中，取此舍彼，或取彼舍此，它不仅有悖于真实、完善、优美的和合原则，而且导致了一系列文化价值观

上的过激与偏失”1结果的“无转换的取舍和合”；“范畴之间没有较明确的领域、学科、类型、层次、维

向、序次等分化，一切都处于浑沌之中”2的“差分不足的简单和合”；对本来“存在着无数差分和分殊，

简单地‘一以贯之’不做精细深刻的分梳；或仅做现象的分梳，而实只‘一’”的“主体的心性体验式的

‘冥想’‘妄作’”的“无冲突的重一和合”；以及诸如“只抓住了‘什么也不是’的‘是’的问题，却

没有很好抓住终极性的‘什么’‘是什么’的问题”3的“多奇点的神秘和合”。张先生说：“现代和合

学是传统和合论的转生，这个转生是批判、转换和创新式的转生，是化腐朽为神奇、转神秘为科学的转

生。”4 

正是在这种批判精神下，张先生对于和合作了全新的解释与定义，他说：

所谓“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间的诸多元素互相冲突、融合，与在冲

突、融合的动态变化过程中诸多元素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5…

这一“和合”定义，突出了“冲突、融合”之后的统一，避免了只偏于“冲突”“融合”一边的传

统“和合”之弊；突出了冲突、融合的“动态变化”的“过程”性，避免了只偏于“元素之间互相冲突、

融合”的机理性之弊；突出了结构方式、事物、生命的多元之“新”，避免了只讲守成、只论“事物”之

弊；突出了“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间的“诸多元素”的冲突、融合，也就是将现代社会的冲

突、融合之时空“自然、社会、人际、心灵与文明”带有语境场，从而避免了简单地以古释今的固陋与肤

浅之弊。

第二，自觉“和合”的新课题：直面人类新困境。

任何具有生命力的理论，总是需要能够发现、直面并解答时代的课题。传统和合思想在不同的时代

被不同的思想家、哲学家赋予了不同的内涵，这些内涵正是对于特定时代课题的回答与化解。当代“和合

学”则是张立文先生发现、直面人类现实的问题基础上，以新的“和合”精神、理念来破解人类新困境的

思想学术形态。他说：

和合学是20世纪80年代末构建的中国哲学理论思维形态，当时世界面临着一个物换星移的新世

纪和新千年的到来，人人都惊异这百年一遇和千年一逢的难能可贵的时刻，我惊喜、期盼有这样的

机遇。“机者如神，难遇易失”，故联想翩翩，夜不能寐，思考新世纪、新千年人们美好的愿望，

但想到人类所遭遇的严峻的人与自然、社会、心灵、文明之间的五大冲突和由此造成的生态环境、

社会人文、伦理道德、精神信仰、价值观念的五大危机。6…

面对人类遭遇的危机与困境，人们纷纷作出自己的分析。张先生则认为：“二十一世纪人类所共同面

临的挑战和冲突，概而言之，有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心灵和不同文明之间的五大冲突，并

1 张立文：《和合学——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3页。

2 张立文：《和合学——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4页。

3 张立文：《和合学——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5～76页。

4 张立文：《和合学——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7页。

5 张立文：《化解危机和冲突的和合学》，《现代国企研究》2011年第十二期。

6 张立文：《镜如明月察知求实》，《中国和合学年鉴（1988-2016）》，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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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而引发了五大危机，如生态危机、社会危机、道德危机、精神危机、价值危机。它关系着人类的生命

存在和利益。”1五大冲突或者说五大危机，是张先生对于当代社会困境的观照与提炼。这五大危机有些

传统社会本来就有，有些则没有；有些虽然有，但不明显也不迫切；有些虽然迫切，但未引起人们的足够

重视与关注；有些虽然得到了人们的关注，但是基于个体现实利益考虑没有从行动上真正去加以解决。而

且，当今世界五大冲突或者五大危机是纠缠在一起的，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引起全人类的高度重视。

张先生大声疾呼、不断提醒二十一世纪的人类，要从五个方面来关照自己的切身利益与生命之痛。这

是我们民族古老忧患意识的当代呈现，是“和合”智慧必须面对的新困境、新忧患。

第三，开拓“和合”的新视野：由中国而世界。

张先生的和合学是在人类迈进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提出的文化哲学理论体系，无疑，这让中国传统

“和合”理念走进了一个全新的话题论域之中，从而开拓了“和合”的新境界。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确实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时代，是生死相依、荣辱与共的时代。再

没有独善其身的逍遥，也没有“各家自扫门前雪”的孤傲。“天下之‘中’的中国”，变成了“世界之

‘一’的中国”。人类不能不思考诸如“如何化解文明冲突论？如何化解冷战遗留的对抗文化、冷战思

维？以什么文化理念化解文明冲突？和平发展的形而上理念是什么？等等”现实的人类共同难题。张先生

“从中华民族传统学术文化宝库中开发出‘和合’思维，并使之系统化、理论化，而建构了‘和合学’理

论思维体系，以化解亨氏（即亨廷顿——笔者）的对抗文化、冷战思维。”2越洋过海，“和合”阐释主体

有着更加宽阔的仁爱视野与更为高远的人文追求。

冷战之后，世界格局发生了震撼人心的大转变。20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两次大革命，人

们饱尝战争、对抗的痛苦。苏联东欧的解体，冷战时两个阵营的二元对抗和军事竞赛转变为多元冲

突和经济、科技竞争。在此世界格局大转型之际，一切军事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思维

的、观点的创新都应适应后冷战的新格局、新形势，为世界人民的福祉设计新方案、新构想，为世

界和平、发展、合作做出新谋划、新贡献。3…

为了全人类的福祉，我把中华民族传统学术文化资源中的化解冲突和危机的深邃思想、智慧洞

见发扬出来，体贴和合话题，而转生为“和合学”理论思维体系，以全面回应和化解人类所面临的

五大冲突和危机。从更广的文化视野、更强的和平祈求、更切的幸福期望来观照文明冲突。4…

张岱年先生曾说：“儒家文明的‘和为贵’以及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讲‘保合太和’。”5是“和合”

思想的早期源头。和合学的思想的体裁，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深厚土壤，从《国语》一直到近代，都讲和

合。但中国土壤中诞生的“和合学”，并不局于一家，而是要对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中国

式解答。“和合学”是在西方式现代化进程中提出的，回答并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第四，提升“和合”的新境界：由观念而学说。

虽然“和”“和合”一直是贯穿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价值观念、文化心理，许多思想家包括当代

学界人物也提出了具有丰富内涵、深刻意义的“和”的理念，但真正让“和合”成为一种理论的，则是张

立文先生。张先生通过不懈的学术努力实现了“和合”由文化概念而哲学范畴、由文化观念而哲学体系、

1 张立文：《化解危机和冲突的和合学》，《现代国企研究》2011年第十二期。

2 张立文：《和合学——２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再版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3 张立文：《和合学——２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再版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4 张立文：《和合学——２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再版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页。

5 张岱年：《理论价值与超前预见——推荐〈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构想〉》，《中国图书评论》1998年第六期。

和合今释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  第壹期·26·

由文化战略而哲学思潮的转变。“和合学”提升了中国传统“和合观”的理论新境界，使“和合”在现代

学术逻辑下彰显出其鲜活的精神价值、理论意义与实践智慧。

张立文先生深有体会地说：

“和合”二字，可谓自家体贴出来，犹如程颢所说：“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其

实“天理”二字早见于《庄子·养生主》，亦见于《礼记·乐记》的“天理”与“人欲”言说。程

颢之所以说“自家体贴出来”，是在于以“天理”为核心范畴（主导概念），建构理学理论思维形

态，实现了理论思维形态的转生。“和合”二字亦早见于春秋时的《国语》。之所以说“自家体贴

出来”，亦是在于以“和合”为核心范畴建构了和合学理论思维体系，实现了现代中国哲学理论思

维形态的转生。1

以“和”为核心范畴，和合学转生了传统哲学的天、地、人三才之道，开出了古代圣贤智慧的新生

面。这种转生与创新，反映了当代社会呼唤哲学创新的时代诉求，迈出了中华哲学理论思维形态创新的

步伐，开创了中华哲学理论思维形态创新转生的新局面。和合学开出的新生面，是其对传统天、地、人三

才之道的创新和转生。依照和合学的理论思维逻辑结构，转化为“地”的生存世界、“人”的意义世界、

“天”的可能世界，转天、地、人的空间次序为地、人、天的思维逻辑次序。以生存世界的活动变易和

合学，意义世界的价值规范和合学，可能世界的逻辑结构和合学，构成和合学的总体框架。从变易→规

范 →建构，而有互相融突、互相贯通、互相涵摄、互相转换、互相圆融。2在洋洋八十五万字的巨著《和

合学——二十一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中，张先生不仅阐述了包括和合三界在内的“体”即理论、原理，

又阐明了和合学之“用”，也就是和合学体系结构的八维和合体展开的学科分类：形上和合与和合自然科

学、道德和合与和合伦理学、人文和合与和合人类学、工具和合与和合技术科学、形下和合与和合经济

学、艺术和合与和合美学、社会和合与和合管理学、目标和合与和合决策学。张先生总结和合学的基础建

构，他说：

一是以和合学理论公设作为整个和合学体系建构的基本原理；二是以和合学的和合结构系统作

为和合学立论的主体和骨架，天、地、人三界的融通构成和合学基础理论体系结构。形相差分、结

构整合、中介转换、功用择优、归致反演形成和合学的理论公设。此外，基于和合学的基础建构，

又借助“太极图”非常形象化地表征了“八维”和合体。3

以《和合学概论——二十一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和合学——二十一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中国

和合文化导论》《和合学与人工智能》与《和合哲学论》为代表，张立文先生构建的和合学理论体系真正

是思精虑微、层次有序、内涵丰富、逻辑严谨，而体用一元、象理兼备，体现了中国哲学、中国哲人旺盛

的学术活力与无限的生活宽度，是天地人和气象的学术呈现。

（三）和合新释的生命至境：“敞开自己”

人类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从未停息，人类对于自己的未来充满向往。一切高明的学问，最终都不能不

回归到在人类现实的生活中寻找自己安身立命之家园。纵览东西哲学思想史后，张先生清醒地意识到没有

永恒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只有某个历史时空中时代精神体现的思想观念。张先生说：

和合的追求，是和合自己敞开自己，迫使自己置身于对和合的怀疑状态之中。永远“在途中”

的和合学哲学，其怀疑的过程是贞下起元，由“既济”进入“未济”，永远没有逻辑终结，永远面

1 张立文：《和合哲学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4页。

2 张立文：《和合学三界的建构》，《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二期。

3 张立文：《中国和合文化导论》，《中国和合学年鉴（1988-2016）》，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24～525页。

·27·

向未来开拓。从严格意义上讲，和合学哲学只有多维构想、多重意境和多元关切，并不设置绝对

的、封闭的理论体系。和合学生生道体是“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

要，唯变所适”的变易生生道体。1…

和合学对于“和合”的新阐释不是向自己的传统作简单的致敬，不是追求在人类思想史、哲学史庙堂

上寻得一席以千古端坐令人敬畏，也不是“从柏拉图以来的无根的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偏执”或者“海

德格尔有根的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我执”2。和合学坚持“自己敞开自己”，也就是既在“敞开”中追求

“和合”的人生，也在“和合”人生的“敞开”中构建“敞开”的和合学。

和合学给人营造身体健康、心理健康、道德健康、社会健康、文明健康、自然健康的安身立命

之所，化解身体病态、心理病态、道德病态、社会病态、文明病态、自然病态的冲突和危机所带来

的种种痛苦，而达融合、中和、和生、合乐之境。3

拥有“融合、中和、和生、合乐之境”是“敞开”的人生，以这样的人生处世就坚持了“天地之间

人为贵”的尊严与胸怀，就不会为眼前的任何挑战与危机所蒙蔽。正是在“敞开”中，和合学正视“人工

智能给人类带来社会发展、经济繁荣、科技进步、生活改善、智慧城市，同时也对人类构成了不同程度的

挑战”4这一现实。人工智能是人类文明史上众多挑战中的一个，人类的挑战一定还会伴随文明之程未有

穷已。但“敞开”的和合学，或者说“化解当今与未来冲突危机的哲学，是回应过去、现在、未来三维环

物、性命、道和所以然存在的哲学”5，是活的哲学思维。

三、“和合起来”：生命在“和合”中延续 

作为当代哲人对于“和合”的诠释成果，和合学的理论意义正通过“和合天下”的“和合”生命活力

彰显出来。“‘和合起来’的逻辑进程，始终是一个基于主体自觉、自愿和自由的创造性的生生过程。和

合不是自然法则，也不是客观规律，而是一种亟待弘扬的人文精神，是一种哲学智慧。”6这智慧心怀中

国，透视时代，关照人类。

（一）和合学为中华民族“旧邦新命”的历史进程提供了重新阐释的“和合”之途

中华民族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文明从未中断的民族，正如《诗经·大雅·文王》所说：“周虽旧

邦，其命维新”。我们的民族从洪荒中一路走来，以“人文化成”的民族性格不断开拓着自己的生存疆

域，以“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不断延续着生生不已的生命进程。熊十力先生说：

天行健。明宇宙大生命，常创进而无穷也。新新而不竭也。君子以自强不息，明天德在人，而

人以自力显发之，以成人之能也。7…

人在“新新而不竭”的创进之中，成就自己也成就了民族的辉煌。但近代以来的历史大变局，让中华

民族在整个世界西方化的现代历史进程中日渐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自信心与创造力。当彻底的自我批判

沦为全面的颠覆传统，一个民族终于在历史大潮中迷失了方向，民族生命也在这一刻蒙上了如紫禁城那黄

昏落日的余晖。“贞下起元”，我们民族在落日中默默积蓄“一阳来复”的生命奇迹。如何在现代化思潮

1 张立文：《和合哲学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1页。

2 张立文：《和合哲学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2页。

3 张立文：《和合哲学论·前言》，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4 张立文：《和合学与人工智能——以中国传统和现代哲理思议网络·自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5 张立文：《和合学与人工智能——以中国传统和现代哲理思议网络·自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6 张立文：《和合哲学论·前言》，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7 熊十力：《熊十力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页。

和合今释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  第壹期·28·

中完成民族的复兴，成为中华民族近两个世纪宏大却又切实的话题。民族复兴总需要文化的复兴，也总是

伴随着文化的复兴而复兴。一批批仁人志士提出了众多的文化复兴主张，这些闪烁着民族智慧的思想提供

了推动中华民族在困境中走向今天的精神力量。张先生以“自家体贴”的“和合”思想构建的和合学，在

一定意义上是要回答现代化的具体文化形态问题。不依西方文化诠释理路，而以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和

合”人文精神来思考中国的当代文化或哲学，显然更有意义。

作为在中国大地上生活的哲人，张先生深深体会到中华民族的苦难与辉煌，这片土地的挫折与荣光，

文化传统的精神与性格，当前时代的需求与理想。和合学的“和合”内涵，回答的是中国人的生存渴求、

生活理想与生命关怀。“和合”曾提供了传统中国走向今天的精神动力，它也一定能够以新的“和合”之

思提供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生命力量。

（二）和合学为二十一世纪的当代世界难题提供了来自中国的“和合”化解之道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社会，遭受着人与自然的冲突、人与社会的冲突、人与人的冲突、心灵的冲突、文

明的冲突。这五大冲突时刻威胁着人类的生存，需要人类作出现实而迫切的解决之道。张先生审视当今众

多的解决方案，认为东西学者这些学说的生命力需要作理性的分析。他说：

（一种学说的生命力）不在于其言词表达的高深玄妙，而在于能否化解现代人类所面临的冲突

和危机的现实，即是否适应现代人类的利益和需要或时代精神的呼唤。若以此为价值标准来审视一

切文化，则无所谓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绝对界限，也可以跳出传统与现代两极二分的框架。世人

便可以转换视角，用一种新的“融突论”的和合观念，即和合而化生新生命、新文化的观念来思考

21世纪人类文化战略问题，而超越长期以来纠缠不清而又道说不明的东、西（或中、西）和古、今

（即传统与现代）文化争论的情结。1…

张先生的和合学是在全面提出人类共同面临的五大冲突、危机之后，以融合东西文明智慧的基础上

来提出五大文化原理，即五大中心价值，也就是和生原理、和处原理、和立原理、和达原理与和爱原理。

“五和”既是中国的，也是天下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它在对西方现代反思中，提供了来自中国

的文明智慧与历史借鉴。

（三）和合学为人类文明的未来提供了具有哲学意蕴的“和合”理念

哲学，是人类思想的精神之花。而一切富于生命力的哲学，总是具有超越个体、民族与时代的精神追

求。和合学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是解决二十一世纪人类困境的战略构想；作为一种哲学思维，和合哲学则

提供了人类生命存在永远值得关注的形上思辨。

和合学以中华民族文化的世界化发展为空间性的战略基点，力求通过对各民族文化的和合诠

释，把握人类文化历史性冲突、融合的理路、脉络和取向。2…

当和合学试图打通人类文化历史性冲突、融合的理路、脉络和取向时，这一“和合”致思必然是历史

性的与哲学的。“‘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

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3和合历史哲学坚持历史的可知性与生活性，在“为人的历史为人”理念

下以“和合”激活人的生命创造也就是历史的生命创造。“和合”虽然是哲学的，但“不存在没有哲学的

历史，也不存在没有历史的哲学。哲学是历史的结晶，历史是哲学的展开。哲学是历史的灵魂，历史是哲

1 张立文：《中国和合文化导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249～250页。

2 张立文：《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构想》，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98～599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119页。

·29·

学的血肉”。1但和合学把人类面临的五大冲突放置于人类历史之中，也就“承诺和合是历史的主题”2。

人类历史的总是由一个又一个时代构成，人类的未来也就在不断“和合起来”中走向未来。

人类的文明永无止境，人类的阐释也永无停歇。张立文先生说：“哲学是爱智之学，它的本质在于寻

求爱智。因此，哲学总意味着‘在途中’，和合学亦是‘在途中’，它是一种生生不息之途！”3以“在

途中”的心态，张先生老当益壮，不断对“和合”作出新的阐释以丰富和完善“和合学”的理论大厦；以

“在途中”的心态，一批或追随张氏“和合学”或自辟蹊径的阐释者不断扩大着“和合学”的影响。张先

生在阐释“和合”之途中愈发年轻，“和合学”在阐释“和合”之途中愈益谨严，我们的民族、人类的未

来在阐释“和合”之途中更加充满希望！

Modern Interpretation of Integral Harmony——Mr. Zhang Liwen's "the Theory of Integral Harmony"

Chen Haihong

Abstract：Mr. Zhang Liwen， through sixty years of academic life， Mr. Zhang discovered "integral harmony" 

i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hina， revealing the spiritual aspect of human civilization in an era. He also constructed 

the "the Theory of Integral Harmony" which reinterpreted the individual， national， and all-human spiritual pursuit 

of "integral harmony". Mr. Zhang also demonstrated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itality of "integral harmony" as a 

humanistic ideal in response to issues for the nations， the era and the future directions of human civilization.

Key words：Zhang  Liwen；  integral  harmony；the  Theory  of  Integral Harmony；"discovery"； 

interpretation； human civilization

责任编辑：张  明

1 张立文：《和合哲学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5页。

2 张立文：《和合哲学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3页。

3 张立文：《和合学——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1页。

和合今释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  第壹期·30·

继承传统与立异标新

——张立文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

吴圣正

（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30）

中国哲学史研究始于上世纪初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此后还有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

（上）、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这些著作是二十世纪前

四十年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成果。此后中国进入了战争和政治运动接连发生的历史年代，中国

的人文社科以及哲学研究所包括的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也基本陷入了停滞状态。期间尽管也有一些中国哲学

史的著作或教材面世（如冯友兰所著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但由于受

到“左倾”思潮及“唯物—唯心”二元哲学观的影响，这一时期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存在巨大缺陷。此外，

这一时期尽管有一系列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成果，但它们大都属于“通史”性研究，截止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末，尚未有中国哲学史重点人物的专题研究成果出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张立文先生的《朱熹思想研

究》的出版无疑是严冬过后的第一声春雷，连同他的《宋明理学研究》，张先生不仅为自己也为整个中国

哲学界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开辟了方向，树立了旗帜。而且，贯穿于其整个哲学史研究生涯，张先生不步前

人后尘，不照搬前人方法，而是以其严密的思考、深邃的洞察和敏锐的时代感确立了新的研究方法，得出

了新的哲学史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属于自己也属于时代的新的哲学理论。毫不夸张地说，张先生是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哲学界的一位开创者、引领者和集大成者。

作者简介：吴圣正，1967年生，山东淄博人，哲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与中国传统文

化。

摘  要：张立文先生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有着杰出成就，是该领域的一位领军人

物。张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起步于宋明理学研究，其《朱熹思想研究》是学术界第一部研

究朱熹思想的专著，在国内和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其《宋明理学研究》《陆九渊思

想研究》《王船山思想研究》等也是国内外相关领域的开山之作。张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

没有局限于宋明理学，也没有局限于国内学术界，而是从先秦“六经”跨越到现代新儒家、

从中国跨越到韩国、越南，出版了《易经思想研究》《李退溪思想研究》《中国哲学思潮

发展史》等开创性著作，发表了大量富有创见性的论文。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张先生

创立了“逻辑结构”“范畴分析”等方法和“自己讲，讲自己”的原则，并建构了“和合

学”“传统学”“新人学”的理论体系。

关键词：张立文　中国哲学史　宋明理学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20）01-30-41

·31·

一、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起步——宋明理学研究

张先生生在旧时代，长在红旗下，成就于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他读过旧式的私塾，上过新式的中学，

参加过土改运动，曾就职于粮食局，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又历经“反右”、人民公

社、“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及改革开放等各种运动与变革。期间有过困难，有过困惑，有过冤

屈，有过诱惑，但所有这些都没有动摇他对神秘的哲学殿堂的向往和对中国哲学的深深的热爱。1960年大

学毕业后，张先生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史教研室，负责宋元明清哲学的研究与教学。于是，宋明理

学成了张先生首先需要攻克的难关。当时，由于政治环境的原因，中国哲学界研究先秦和近现代的较多，

而宋明理学则被视为禁区，很少有人研究。但是，张先生没有被这一“禁区”吓倒，而是认为“中国哲学

史作为哲学系的一门重要必修课，不讲宋明理学是不行的，否则，就不成为哲学史。既然要开中国哲学

史，宋明理学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高峰，不研究它是不行的”。1 

在宋明理学家中成就最大、影响最深远的莫过于朱熹，于是朱熹就成了张先生的宋明理学研究的首要

对象。当时研究宋明理学的人很少，研究朱熹的人更是没有，因此可借鉴的研究成果少之又少。张先生在

吸收、借鉴已有的有限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通过阅读朱熹的原典材料来研究朱熹的思想。由于当时的学

术建设落后，仅搜集朱熹的原典材料就是一件难以完成的任务，但张先生以其坚韧和勤勉，通过借、买、

抄等手法完成了。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在那个知识与知识分子、儒学与宋明理学备受歧

视的年代里，张先生顶着各种压力与干扰，默默无闻地从事着朱熹思想与宋明理学的研究，笔耕不辍，从

不言败。终于，从1978年开始，张先生的宋明理学研究开始开花结果，这一年，张先生发表了他的第一篇

关于宋明理学研究的论文《朱熹唯心主义认识论批判》，次年又发表了《论朱熹的“一分为二”和他的形

而上学观》《论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学说》等论文。

1979年10月，中国哲学史讨论会首次在太原召开，张先生提交了题为《关于哲学史方法论的几个问

题——从朱熹思想评价问题谈起》一文。该论文针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新的观点，纠正过去

对朱熹的各种不实评价，特别是关于朱熹哲学的性质、朱熹的发展观、朱熹思想的阶级性等问题，张先生

都站在时代前沿立场上给予重新思考、分析和总结，最后提出了深刻而有远见的观点。由于该论文内容充

实、思想深刻、逻辑严密，受到了张岱年先生的高度评价。可以说，通过对朱熹思想的研究，张先生找出

了一条摆脱当时中国哲学史研究困境的路子。此后张先生又撰写了《试论朱熹关于动静、变化的学说》

《朱熹哲学逻辑结构论》等文章。至此，可以说，张先生对朱熹思想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

一颗学术新星即将在中国哲学界诞生。

1981年9月，在经过长达二十余年的阅读、思考、研究和积累之后，一本长达五十二万字的《朱熹思

想研究》最终定稿，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中国学术界对朱熹思想进行全面、系统论述的

第一本专著。张先生首先对“理学”概念进行了辨析，指出了前人对该概念解释上的不足，并对“理学”

作了新阐释，指出：“‘理学’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特定的学术思想，是一个学派的总称。分而言

之，可包括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2然后，张先生又对理学的基本内容、理学的基本特点、理学

产生的社会根源、理学思想的来源、理学的形成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梳理和论证。在此基础上，张先

生对朱熹的经济思想、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朱熹思想的历史地位等进行了全面论述。虽然是

对朱熹思想的全面论述，但是，由于哲学思想是朱熹思想的核心，所以该书也以朱熹的哲学思想为主体，

1 张立文：《学术生命与生命学术——张立文学术自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6页。

2 张立文：《朱熹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页。

继承传统与立异标新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  第壹期·32·

对该部分的论述占了全书内容的近三分之二。在对朱熹哲学思想论述时，张先生没有像其前和同时期其他

学者那样从“唯物—唯心”二元对立的角度，或按照西方哲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分析模式，

对朱熹的哲学思想作削足适履或牵强附会的解释，也没有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上对朱熹的哲学思想进行一

味地否定和批判，而是从范畴分析入手，通过对朱熹哲学思想逻辑结构的梳理，以现代人可理解的方式客

观地再现朱熹哲学思想的本来面目。

《朱熹思想研究》凝聚了张先生二十余年的心血，也寄托着他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未来希望。书一经

出版便立刻在国内和国际学术界引起了极大关注和不同寻常的反响。张岱年先生、台湾学者王明教授、日

本学者深泽助雄教授都在阅读书稿或著作出版后分别致函给予高度评价。《光明日报》1982年6月1日刊登

赵宗正、黄德志《于平实中见新意——评〈朱熹思想研究〉》一文，文中评价道：“解放三十年来，不仅

没有出版过一本关于朱熹研究的专著，就连一本普通论朱熹的小册子也很难找到。张著《朱熹思想研究》

的出版为中国哲学史、思想史重点人物的研究填补了一大空白。”《人民日报》也发表士心的论文《评

〈朱熹思想研究〉》，对该书作了很高的评价。日本《朝日新闻》于1982年6月13日在其学术栏目发文专

门介绍了《朱熹思想研究》，并给予很高评价。香港《镜报》于1983年第七期发表了非闻的文章《中年学

者在大陆崛起——访〈朱熹思想研究〉作者张立文》，文中写道：“作者在书中保持着学者的清醒，没有

简单地批判斥责了之，而是对朱子的经济思想、政治学说、教育思想中的合理因素或积极成分，一一作了

具体分析，指出其可取之处。在大陆学术空气遭到十年浩劫的污染以后，张立文对朱熹这个‘大儒’所作

的这样的分析研究，特别使人感到清新。”

正如张先生在该书的“没有结束的结束语”中说的，“作为本书来说，就此结束；但作为对朱熹思想

的研究来说，还仅仅是个开始，而没有结束……”随着该书引起的强大反响，张先生成了国内、国际学术

界的知名学者，各种学术会议的邀请函纷至沓来。但张先生没有被学术成就和名气所羁绊，而是以其一贯

的谦逊的态度和严谨的作风继续对朱熹思想进行研究。在《朱熹思想研究》出版十六年后，张先生对朱熹

及其思想的认识又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当匡亚明先生提议编纂《中国思想家评传》系列丛书时，张先生欣

然应允撰写《朱熹评传》。在与疾病抗争的岁月里，张先生以顽强的毅力高质量地完成了这部著作。该书

初由南京大学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后由长春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修订版。如果说《朱熹思想研究》是一

部强调对朱熹思想尤其是其哲学思想的辨析与评论的学术专著的话，那么《朱熹评传》则是在学术性的基

础上强调可读性和科普性的通俗读物。作者用平实而不失活泼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将朱熹的生平、思想的发

展脉络和理论的内在机理进行了整理、疏解并娓娓道来。

在《朱熹思想研究》出版后，张先生又着手将二十多年的研究和教学所得汇集、整理成册，编成《宋

明理学研究》一书。该书于1985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后由人民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其修订版。

这是中国大陆第一部研究宋明理学的专著，也是第一部适用于宋明理学专业教学的教材。该书除了对宋明

理学主要人物的各方面思想及相关信息进行系统阐述外，还在“绪论”中对宋明理学所面临的挑战、宋明

理学的称谓、内涵和分系、宋明理学发展的诸阶段、宋明理学范畴结构的演变、宋明理学的特点和时代精

神进行了富有创见性的论述。在宋明理学的分系问题上，张先生没有停留在传统程朱道学—陆王心学的二

分法上，而是在分析并指出牟宗三先生的三分法（除程朱、陆王两系，外加胡宏、刘宗周一系）缺陷的基

础上，提出了新的三分法，即以程朱为代表的“新理学”、以陆王为代表的“新心学”和以张载、王夫之

为代表的“新气学”。关于宋明理学的内涵，张先生总结了五条：以道体为核心，以穷理为精髓，以存天

理、去人欲为存养功夫，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实质，以成圣为目的。关于宋明理学的时代精神，张先

生指出“宋明理学的精神，亦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整体体现”，当中包括求理精神、主体精神、忧患精神、

·33·

力行精神、求实精神、道德精神。1这些系统论述和深刻见解，不仅使得宋明理学之体更加血肉丰满，也使

得对宋明理学的认识由知识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该书获得1987年北京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并且

作为大学教材在《光明日报》登报征订。

作为与程朱理学分庭抗礼的陆王心学是宋明理学研究和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同样不可忽视的部分。其

实，张先生对陆九渊思想的研究并不晚于对朱熹思想的研究，因为张先生总喜欢在比较中分清思想家们

的理路，所以研究朱熹思想就离不开陆九渊思想，反之亦然。如此，在《朱熹思想研究》定稿并出版后，

张先生立即开始了对陆九渊思想进行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并在两年后即1984年写成《走向心学之路——陆

象山思想的足迹》一书。该书作为《朱熹思想研究》的姐妹篇由中华书局在1992年出版，2008年经修订后

由人民出版社以《心学之路——陆九渊思想研究》为名再次出版，该书是中国学术界第一本全面系统研究

陆九渊思想的专著。该书以陆九渊的哲学思想为核心，涵盖了陆九渊的社会政治思想、历史学说、教育

思想，并对陆九渊与朱熹的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当然，该书的特点不仅仅是“第一”“全面系统”，

更重要的是对哲学史上关于陆九渊的一些棘手问题没有回避，而是直面这些问题，并有理有据地分析和

回答了这些问题。比如，关于二程的分野问题，书中指出：“程颢以‘理’为‘心’，强调‘万物皆备

于我’的‘我心’，而倾向于唯‘心’；程颐以‘理’为‘道’和‘天’，消‘我’入‘理’，倾向于唯

‘理’。”2而对于陆九渊是如何承接程颢的这个哲学界长期悬而未解的问题，该书指出：“程颢所说的

‘心’便是‘理’，溶‘理’于‘心’，‘心’为主导。陆九渊承此‘有我’的路线，进一步发展，而成

‘心学’的奠基者。”“其二，陆九渊承接程颢，而企图解决万物如何‘皆备于我’的问题。”“其三，

陆九渊吸收了程颢‘道’与‘心’一，不为二的思想。”3对于当时（乃至于今天）哲学史界一流行观点，

即朱、陆思想的分野在于“性即理”与“心即理”之差异，该书指出，朱熹也讲“心即理”，而陆王也讲

“性即理”，所以以此为二人思想的分野和作为划分程朱客观唯心主义与陆王主观唯心主义的标志是有缺

陷的；二人的真正分野在于：“如果说朱熹在解决本体与主体的关系问题时，强调主体服从本体，认为主

体（‘心’）是由本体（‘理’）产生的，‘心’（主体）具有‘理’，但‘心’本身并不等于‘理’，

以‘理’是离开人而独立存在的绝对观念，那末，陆九渊则是强调本体与主体的合二为一，本体服从主

体，把本体（‘理’）安置在主体（‘心’）之中，从而‘心’便成为哲学的最高范畴。” 4

对于陆九渊思想的继承者王阳明，张先生虽没有专著出版，但对他却同样有着深刻的研究。在其学术

生涯中张先生发表了多篇论文专门论述王阳明的哲学思想，这其中包括《论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学说》

《王阳明与周道通答问书》《论朱熹与王守仁思维理路之同 》《阳明学的和合精神与未来社会》《王阳明

思想资料的新发现》《王门分派与黔中王门学派之要义梳理》等。

理学发展到明末清初基本进入尾声，于是宋明理学的批判和总结者出现了，这就是王船山。研究王

船山不仅仅是对他本人思想的知晓，而且也是研究整个宋明理学的有力参照，张先生对王船山的思想也

倾注了大量心血。2001年张先生把多年来对王船山思想的研究汇集、整理成书，以《正学与开新——王船

山哲学思想》为名在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除了以其一贯学术风格对王船山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深刻而清晰

的梳理和中肯而恰当的评价外，还有三个方面的特点或成就值得肯定：其一，以王船山非为程朱一系，而

别为一系——新气学。哲学史上有人曾将船山学归于程朱一脉，但张先生指出，船山曾认为朱熹违周、孔

1 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4～89页。

2 张立文：《走向心学之路——陆象山思想的足迹》，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6页。

3 张立文：《走向心学之路——陆象山思想的足迹》，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9～20页。

4 张立文：《走向心学之路——陆象山思想的足迹》，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84页。

继承传统与立异标新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  第壹期·34·

之旨，又对朱熹“性即理”“理先气后”的说法进行了批评，所以不能视船山为程朱一脉。梁启超先生曾

从地域的角度考虑，将船山学归于湖湘学派，但张先生认为湖湘学派自张拭以后其门人弟子或归于事功学

派，或归于道学派的朱熹，故船山亦不当属于湖湘学派。通过全面细致地考查，张先生指出：“船山继张

载、罗、王等气学之统，而集其大成，成宋明理学中气学一系。”1其二，张先生以王船山为中国哲学与

文化的“开新”者。该书以“正学与开新”为题，“正学”是说船山以张载之学为正统，并以此为基础批

判和纠正了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一系列谬误。“开新”是指船山对经学的新解释、对价值理想的开新和

对惟有程朱、陆王为正解的网罗的冲决以及“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创新精神等。其三，在注重研究王船山

的思想内涵的基础上，深刻发掘王船山身上的精神品格。如在该书开头一节，张先生就写道：“他积极主

动地检讨自己，审查悠久的历史文化；他无私无畏地探索原因，追求根据。正是这种中华民族知识分子忧

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其学术思想的心路历程，是以救世救心为

主旨。”2在写到船山的易学思想时，张先生指出：“船山以忧患的灵魂，以体验《易》的真精神……”3

在写到船山的礼学思想时，张先生又说：“船山之忧患用心，及其人格理想和社会理想之意蕴，跃然而

出。”4 

对于宋明理学中和与宋明理学有一定关系的其他人物和学派，尤其是一些容易被忽视的人物或学派，

张先生也同样进行过细致梳理和深入研究，如张栻、胡寅、胡宏与湖湘学派、叶适与事功学派、柳宗元、

邵雍、许衡、吴廷翰、陈淳、王安石、三苏、罗从彦、罗钦顺、李贽、黄宗羲、刘宗周、方以智、傅山

等。除了研究宋明理学本身，张先生也研究与宋明理学相关的其他领域如《周易》、佛教、道家等。除了

对宋明理学进行个案研究，张先生也对宋明理学进行综合性研究，以探讨宋明理学的整体精神、特征和时

代意义，并发表一系列论文。

二、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拓展——从先秦到现代新儒家

对于一个“以有限的体质生命追求无限的知识学术”的时代学术精神的楷模，张先生的“学术生命既

已开始，就不能中途而废，而只能不断追求”。5所以，张先生的学术视野绝不会局限于宋明理学，而是由

宋明理学向四方延伸。

清代除了王夫之、黄宗羲等对宋明理学进行反思与批判外，另一重要人物是戴震。张先生认为：“王

夫之对宋明理学做了总结，这个总结是具有批判性的，但是他重哲学的批判，对宋明理学程朱和陆王两派

以全面批判的，当推戴震。”6所以，张先生对戴震十分重视，并对他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

1991年4月，张先生完成《戴震》一书。该书为《世界哲学家丛书》中的一本，由台北东大图书出版有限

公司出版。此后，在该书的基础上，张先生又进行了补充、完善，并于2014年以《戴震哲学研究》为名由

人民出版社出版。《戴震哲学研究》通过戴震的生平、思想、戴震哲学思想的逻辑结构、戴震哲学思想的

批判精神，来探讨清朝中期的文化思想动态，以及这一动态与宋明理学、乾嘉汉学、近代新学的关系，阐

明了戴震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尽管戴震的思想仍属于儒学范围，由于他以“发狂打破宋儒

家”的批判精神全面批判了宋明理学程朱和陆王两大派，发出了振聋发聩的“以理杀人”的学术呐喊之

1 张立文：《正学与开新——王船山哲学思想》，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06页。

2 张立文：《正学与开新——王船山哲学思想》，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3 张立文：《正学与开新——王船山哲学思想》，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4 张立文：《正学与开新——王船山哲学思想》，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5 张立文：《学术生命与生命学术——张立文学术自述·自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

6 张立文：《戴震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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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又在中西文化问题上提出了“中西归一”的主张和“存意开源”的方法，这体现了戴震对时代精神的

把握。所以，在张先生看来，戴震思想已经超出了宋明理学范围，当被称为“戴学”。

如果说对戴震哲学思想的研究还算是宋明理学研究的续篇的话，那么对《周易》的研究则是一个全

新的领域了。张先生始终认为《周易》是中国哲学的开端，因此讲中国哲学史不该是从老子或孔子开始，

而应该从《周易》开始。而且，在开始研究宋明理学时，张先生发现宋明新儒家们大都精通《周易》，其

思想中许多与《周易》密切相关。所以，张先生在研究宋明理学的同时也开始研究《周易》。早在1963年

张先生即已完成《周易思想研究》的初稿，但由于“文革”的影响，该书直到1980年才得以由湖北人民出

版社出版。这是“文革”后中国学术界出版的第一本研究《周易》的著作，因此一经出版便在学术界引起

了很大反响。《光明日报》《中国哲学史研究》发表国内学者文章，给予高度评价。该书不仅反映了张先

生对《周易》研究的深刻与严密，而且也展现了张先生在中国古文字学、古音韵学和训诂学上的造诣。此

后，张先生又陆续出版了《周易与儒道墨》《周易智慧和诠释》和《帛书周易注译》。这四本著作构成了

张先生的易学思想体系，集中反映了张先生在《周易》研究上的成果，同时也奠定了张先生在当今中国易

学界的重要地位。

《周易》启发了儒家，也启发了道家。此后，道、儒两家构成了中国思想文化的“阴”“阳”两面。

作为“阳”，儒家担当了中国思想文化的主要角色，因此研究中国哲学史与思想史，儒家思想永远都是

重点内容。关于先秦儒家，张先生虽没有专著出版，但也倾注了大量心血，发表了大量文章。总结这些文

章，我们不难发现张先生对于儒学的研究构成了他的一个特有的儒学思想体系。这个体系可分为四个相互

关联部分：关于儒学的宗教性问题、关于儒学的形上学问题、关于儒学的现代价值问题和关于儒学的创新

问题。关于儒学的宗教性问题，张先生指出：“儒教的宗教性是一种超越政治的理性化的人文宗教，是以

儒教为主、兼容诸教的普适化的中华人文体系，是人的终极关怀和精神家园，而不是简单的宗教信仰。它

以人文、人性、人本、人道的关怀，使其转化为当今人们内在的行为情感和价值取向，真正成为民众的精

神生活的支柱。”1关于儒学的形上学问题，张先生认为：“和而仁，仁而和，是孔子仁学形上学的方法，

或方法的仁学形上学。它在回应时代的冲突中，作出了新的创造，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2

关于儒学的现代价值，张先生深刻探讨了其所蕴藏的的人文精神，特别是它的忧患精神、乐道精神、和合

精神、人本精神、笃行精神。关于儒学的创新问题，张先生指出，当前人类面临五大危机和冲突，儒学面

临新的创新需求，其创新目标是“建构天地人共和乐、共和美的和合世界，是和合学的价值理想，亦是儒

学文化价值系统一次转死为生、转旧为新、转丑为美的智能创新”。3从以上四方面可以看出，张先生对

儒学的研究，不仅仅限于对儒学的诠释，而是基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意识，面对人类面临的新问题，从

世界和平发展视角，来挖掘儒学的潜在价值和寻求儒学的创新之路。不仅对儒家，对其他学派如道家、墨

家、法家，张先生也同样有着深刻和富有时代精神的探究。

关于汉代哲学思想，张先生发表了《董仲舒哲学核心话题探赜》《王充的天人之间》《杨雄太玄哲

学》等论文，就汉代主要哲学家的思想进行了分析与梳理。关于魏晋玄学，张先生发表了《王弼哲学新

论》《裴頠之崇有论》《郭象的独化自生哲学》《得忘之间：语言、形象、意境》《玄学思潮的人文语

境》等论文，对玄学主要代表人物的哲学思想和玄学的核心话题如有无问题、本末问题、言意问题、名教

自然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一系列新颖的观点。就魏晋玄学的定位问题，张先生指出：“就魏晋南北

1 张立文：《论儒教的宗教性问题》，《学术月刊》2007年，第八、九期。

2 张立文：《孔子的仁学形上学》，《孔子研究》1995年第三期。

3 张立文：《论儒学的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年第三期。

继承传统与立异标新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  第壹期·36·

朝整体思维而言，是以玄学思潮为主流，道教、佛教文化为辅。因此，中国哲学思潮的发展是为会通期。

由于时人与后人的价值观的演变和分殊，因此对玄学的体认有异，但作为以道儒融合为主旨的玄学哲学思

潮，不管是本无派，还是崇有派，都归属玄学，只是其倾向于道，抑或倾向于儒有别，而非玄学的反对

派。”1这是说，“玄学”一词更多地是就那个时代的思维方式特点而言，而非就其观点而言。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西方文化开始碰撞，中国哲学与文化进入一个新的思潮期。这期间有洋务运

动人物的思想，有戊戌变法人物的思想，有辛亥革命人物的思想。对此，张先生撰写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

进行探究。关于戊戌变法的精神，张先生认为，这是维新派回应当时东西文明、社会转型、纲常伦理和价

值观的四大冲突而产生的，包括价值批判精神、对待的融突精神、整体的平等精神、思维的辩证精神、经

世的致用精神和形上的贯通精神2。戊戌变法虽然没有成功，但在维新派人物身上表现出来的这些精神却

是值得我们发扬光大的。关于民国时期的学术发展，张先生指出，尽管民国时期的学者们有着“忧国忧民

而又悲天悯人的崇高品格”，“以满腔热血的责任感和学术良知，以自己所从事的学术和教育事业来救国

救民”，但他们尚未实现中国学术在那个时代的真正“转生”。这一“转生”当围绕世界和平发展这一主

题，以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间的五大冲突和由此引发的生态、社会、

道德、精神、价值五大危机为目标，以“和合”为核心范畴，来建构中国新时代的学术理论思维形态。3 

现代新儒学通常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与马列派和西化派三足鼎立的一个学派，与另两派的最大

不同在于其有着另两派所不具有的中国传统“儒家”特点，因而成为现代中国哲学研究和教学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张先生十分关注现代新儒家这个现代学术群体，对他们的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研究，

先后发表了多篇论文，如《冯友兰的新理体学》《熊十力的新心体学》《马一浮心体学与理气论的圆融》

《从宋明新儒学到现代新儒学》等。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张先生对一直模糊不清的“现代新儒家”概念作

了一个清晰的定义：“以民族生存的关切情怀，以融摄西方文化之新，而归宗为儒学的精神价值，并以重

建儒家形而上学为理论核心，以重立儒家的理想价值为职志，以开出现代新‘外王’为标的。”4关于其内

部的分派，张先生以宋明理学的三系划分为参照，认为当是以冯友兰为代表的新理学，以熊十力、牟宗三

为代表的新心学和以张岱年为代表的新气学。张先生在阐述现代新儒学的思想内容、分析现代新儒学的逻

辑理路、肯定现代新儒学的时代价值的同时，强调指出：“虽然新理学、新心学、新气学都在西方文化的

挑战下，吸收西方文化中某些理论观点，改造旧理学、旧心学、旧气学而开出新来。但从历史运动和理论

发展看，新与旧是相对的，新理学、新心学、新气学在当前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都有成为旧学的趋势。

在当前世界哲学的挑战和中国哲学发展的新环境下，我们也象尼采宣告‘上帝已死’那样，宣布新儒学的

‘新理学’‘新心学’‘新气学’的形上学的绝对理性已死，已变旧，需要重新创造。”5在人类哲学史、

思想史、学术史，乃至文明史上，总有一批学者站在发展的立场上，勇于挑战旧理论，开创新理论。张先

生无疑是属于这一类学者的，而且是其中的佼佼者和代表性人物。

从先秦到汉代，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从宋明到清代，从近现代到当代，张先生的学术旨趣与哲学视

野遍及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角角落落。但是，张先生的学术旨趣并不在于单纯介绍、分析、阐

述以往的哲学思想，而在于推陈出新、破旧立新。所以，在分人物、分派别、分时期论述中国哲学史相关

1 张立文：《玄学思潮的人文语境》，《中州学刊》2013年第九期。

2 张立文：《论戊戌变法时代精神的精华价值》，《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二期。

3 张立文：《民国学术的发展与中国学术理论形态的应世转生》，《求索》2001年第三期。

4 张立文：《从宋明新儒学到现代新儒学》，《中国哲学史》1994年第一期。

5 张立文：《从宋明新儒学到现代新儒学》，《中国哲学史》1994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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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同时，张先生也写了大量文章，探讨中国哲学的总体特征、中国哲学的精神内涵、中国哲学的现代

价值、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中国哲学的创新等问题。如关于中国哲学的总体特征，张先生指出：“中国

哲学思想的观念丰富和思想深化，从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来关照，呈现为‘同心圆扩大型’和‘螺旋式上升

型’模式。……以其时间上说具有延续性，表现为环环相串；从空间上看具有广袤性，表现为环环展开。

环环相串和环环展开的融突和谐，便构成‘同心圆扩大型’和‘螺旋式上升型’模式。”1此外，张先生还

认为中国哲学逻辑结构有三个总体特点，即开放性结构、多向性结构和立体性结构；2中国传统思维有三大

特征，即比附性、直觉性、整体性。3关于中国哲学的现代价值，张先生认为面对当下的时代危机，中国哲

学在六个方面有其时代价值：“第一，尊重‘以他平他之谓和’的理念”“第二，遵守和而不同的原则，

也就是和合学五大原理中和处的原则”“第三，建立对话机制”“第四，善于互相妥协”“第五，韬光养

晦与奋发有为”“第六，‘满招损、谦受益’。”4关于中国哲学的创新，张先生认为：“中国哲学的创新

就是对于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人的生存状态所做的不同的、独创的根本性的反思。”5要实现中国哲学的创

新，“既不是把黑格尔头脚倒置的哲学重新颠倒过来，也不是像海德格尔把传统哲学的认识从现象到本质

的运动倒过来，而是要跃入中国哲学的深渊谷底去求索，去体认中国哲学的本真，把握中国哲学运动在每

个时期理论思维形态转生的‘游戏规则’，界定中国哲学性质、内涵、特色、风格、神韵，凸显中国哲学

普遍性和特殊性”。6而中国哲学创新的标志是核心话题的转向、人文语境的转移和诠释文本的转换。7 

张先生关于中国哲学史多年的研究成果，也进一步汇集在了由他所编著的两本著作——《中国哲学

史新编》和《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史》中。《中国哲学史新编》是一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

划教材，张先生主编，多位学者参与编写，2007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教材基于“哲学史说到

底，是哲学核心话题的概念、范畴发展史”之哲学史观，将中国哲学史分为哲学的原创期、哲学的发展

期、哲学的“造极”期和哲学的延续期，分别对应先秦百家哲学、汉唐三教哲学、宋元明清哲学和近现代

哲学。因而，在章节的编排上没有按通常人物、学派的方式，而是按照哲学话题的方式。该教材的宗旨是

揭示和弘扬中国哲学的精神，即忧患精神、乐道精神、和合精神、人本精神、笃行精神。《中国哲学思潮

发展史》是张先生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结晶，被列为2005年中国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之一，并收

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于2014年正式出版。在这部近二百万字、上下两卷、五编、四十五章

的鸿著中，张先生的哲思卓见遍及中国哲学史的方方面面和边边角角，从先秦的礼乐文化与“六经”一直

到现代新儒家。每一编、每一章、每一节，张先生都通过醒目的哲学话题展现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脉络和逻

辑结构，实践了哲学史“是哲学核心话题的概念、范畴发展史”这一哲学史观的基本原则。在该书的前言

中，张先生解释了“哲学思潮”和“哲学”两个概念。关于“哲学思潮”，张先生指出：“哲学思潮是某

一时代社会所共有的思想现象，他影响人的思维方法、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宇宙体贴、人生伦理、知识

体认等。在哲学思潮的潮流中，都有其代言人，这便是当时时代的哲学家。”对于“哲学”，张先生认

为，哲学因其是爱智之学，意味着“在途中”，意味着“为道也屡迁”，意味着“只存在于永恒的探索之

中”，所以应将其诠释为动词。张先生对“哲学”概念的这一创新性诠释，让我们在西方哲学界关于“哲

1 张立文：《经典诠释的内在根据——论先秦诸子与六经的关系》，《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一期。

2 张立文：《中国哲学逻辑结构系统的特点》，《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二期。

3 张立文：《论中国传统思维及其特征》，《中州学刊》1989年第二期。

4 张立文：《中国哲学的时代价值——建构和合世界新秩序》，《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三期。

5 张立文：《哲学创新论》，《现代哲学》2000年第一期。

6 张立文：《哲学自觉与哲学创新》，《船山学刊》2006年第三期。

7 张立文：《中国哲学的创新与和合学的使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一期。

继承传统与立异标新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  第壹期·38·

学终结”的一片哀鸿之声中看到了未来哲学的一线希望。最后一章，张先生提出了哲学创新应具备的五种

精神，即怀疑的精神、批判的精神、反思的精神、追究的精神和笃行的精神。

三、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深化——多维视角与新方法论下的中国哲学史研究

张先生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远不限于上述的缜密、细致、全面等特点。他通过在其他思想理论领域的

探索，大大增加了对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的深度与高度。

首先，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朝鲜（今朝、韩两国）在历史上曾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所以

朝鲜（今朝、韩两国）历史上的许多学者曾对中国哲学特别是宋明理学有过深刻的研究和继承。以他们的

某些解释或观点作参照，既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哲学传统的认识，也有助于国际学术交流。早在1983年，张

先生参加第六届退溪国际学术会议，撰写了《朱子与退溪的易学思想比较研究》一文，自此以后，他通过

参加历届退溪国际学术会议，不断撰写论文，深刻探讨这位有着“朝鲜之朱子”之称的朝鲜（今朝、韩两

国）历史上的著名哲人的思想。1989年，由张先生主编的《退溪书节要》在国内出版。该书节选李退溪著

作中主要的、有代表性的章节、段落，并配以注释。这是国内第一本介绍朝鲜朱子学的著作。1997年，积

多年之研究成果，张先生出版了《李退溪思想研究》一书。这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论述李退溪思想的

专著。该书分十四章阐述了退溪哲学思想的整体架构和理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关于认知与学习

的思想、关于教育方法与目的的思想、关于心性修养的思想、关于人生价值的思想、关于齐家与治国的思

想、关于自然规律的思想等。在书中，张先生既拿退溪思想跟朱熹思想进行比较，也拿他跟其同一时期朝

鲜的另一朱子学人物李栗谷的思想进行比较。除在国内出版该书外，张先生还写了《退溪哲学入门》一书

在韩国出版。2014年，张先生又出版了《朱熹与退溪思想比较研究》，就两人的理动静论、道心人心论、

价值观、易学思想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和论述。除了上述著作外，张先生还撰写了《栗谷的理气观》《论朱

子与奇高峰哲学思想的关系》等文章，对朝鲜的李栗谷和奇高峰的思想作了研究。张先生对上述朝鲜儒学

人物思想的研究，最后凝结为《韩国儒学研究》一书，由韩国学术信息出版社出版。此外，张先生还写了

《结构与诠释——范阮攸〈论语愚按〉的理学特质》一文，对越南十八世纪思想家范阮攸的理学思想进行

了论述。关于日本和印度哲学，张先生也有相关的研究和论文发表。

其次，传统学视野下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我们面临一个传统与现代化问题。

在中国现代史上有过两次激烈的反传统运动，即“五四”反传统和“文化大革命”反传统。两次反传统

的基本观点是一样的，那就是认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格格不入，要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就必须彻底抛弃传统

文化。中国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组成部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直接决定着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态

度、原则和方法。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张先生将传统从文化中分离出来，建立了独立于文化学的

“传统学”。1989年《传统学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多维反思》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张先生传统学的正

式诞生。该书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发展状况，越出西方流行的文化学的一般范式，建构了属于自己的

传统学纲要和基本框架。该书论述了传统与文化的联系与区别、传统的产生、发展与变异、传统的价值体

系、传统的心气体系、传统的知识体系、传统的语言符号体系等。在第一章中，张先生给传统学下了定

义：“所谓传统学，是关于研究传统现象发生、发展的规律及其各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1在最后一

章“传统与反思”中，张先生指出：“传统不仅不是历史的陈迹，而且是把握当代开启未来的钥匙；传统

意识是人们认识、批判现代意识，创造未来意识的基础。”2并进一步指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决不是

1 张立文：《传统学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多维反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

2 张立文：《传统学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多维反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06页。

·39·

靠彻底与中国传统断裂而获取；现代化的自由、民主与法治也不能靠简单地全盘打倒传统而获得，而只能

对传统进行综合地创造。”1很显然，张先生对传统的研究和对传统学的建构，化解了长期以来围绕传统与

现代化问题的争论，并为传统文化的研究确立了基本的原则，指明了基本的方向，从而开拓了传统文化研

究的广阔前景。除该书外，张先生还主编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丛书》《中国传

统文化多维反思丛书》等书籍。

再次，人学视野下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人创造了文化和传统，文化和传统亦创造了人。文化和传统

的本质说到底是人，人本质上是文化人。”2所以，哲学、文化、传统与人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中国哲

学突出特点是围绕人和社会思考的哲学，因此研究中国哲学史若对人学缺乏相应的造诣，也将难以取得优

秀成果。鉴于此，张先生在其学术生涯的早期就在不断思考一系列人学问题：人是什么？现代人是什么？

现代人与传统人有何差别？如何成为一个现代人？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张先生撰写了《新人学导论——中

国传统人学的省察》一书。该书作为张先生主编的《传统人与现代人丛书》之一在1989年首次出版，2000

年以《新人学导论》为名出版修订版。在书中，张先生分析研究了过去各种对人的定义，在肯定它们的合

理性的同时指出了它们相对于时代发展的不足，最后将人定义为“人是会自我创造的动物”，后又进一步

修订为“人是会自我创造的和合存在”。张先生对人的新定义，超越了过去从人与动物区别的视角所作的

定义，而是基于当前人类所面临的人与自己、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心灵、不同文明的冲突及相关危机

提出来的，这也是其整个人学理论的出发点所在。《新人学导论》分六章：自我发现论、自我塑造论、自

我规范论、自我创造论、自我关怀论、自我和合论，这些可以说是从六个方面对人的特点、能力、可能性

和必要性作出的分析。通过对人的研究，张先生提出了“人的五大境界”，即生命超越境、知行合一境、

情景互渗境、“圣王”一体境和道体自由境。通过人学问题的研究，张先生突出强调了人的“和合”性。

再次，新方法论下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只要是哲学思想就有概念、范畴以及概念范畴之间的逻辑关

系，理清这些逻辑关系是理解和阐释某一哲学思想的必要前提。中国古代哲学家们的思维方式既不同于现

代人的，也不同于西方的，这对现代学者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思想造成了极大的困境。如果盲目将现代或西

方的思维逻辑生搬硬套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上，就容易造成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理解上的歪曲和阐释上的

错误。对此，张先生提出“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这一课题，经过努力探索，最终对这一课题作了圆满的解

答。张先生说：“所谓中国哲学逻辑结构，是指在一定的经济、政治结构下，诸多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

哲学范畴之间的组合方式或结构系统。”“中国哲学逻辑结构不是从现成的原则、原理出发，也不承袭西

方的固有模式，更不是把中国哲学削足适履地去符合现成的原则、原理，而是从中国哲学的实际出发，试

图疏理和总结出中国哲学固有的原则、原理。”3确立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方法后，张先生便立即把它

应用在宋明理学的研究中。在《朱熹思想研究》一书中，张先生专门辟出一章分析朱熹哲学的逻辑结构。

张先生不仅对朱熹的哲学思想，对宋明时期的其他人物的哲学思想也一一进行了逻辑结构的分析，并写出

了《论宋明理学逻辑结构的演化》一文。该文分析并用图表的方式显示了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朱

熹、王守仁、王夫之七个人的哲学逻辑结构，并从中总结出了宋明理学逻辑结构演化的三条线索：一是

从张载的“气”——“物”——“气”到王夫之的“诚”——“物”——“诚”；二是从周敦颐的“无

极”——“太极”——“阴阳”——“五行”——“万物”到程颐的“理”——“象”——“物”再到朱

熹的“理”——“气”——“物”；三是从程颢的“理”——“物”——“理”到王守仁的“心”——

1 张立文：《传统学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多维反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6页。

2 张立文：《学术生命与生命学术——张立文学术自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1页。

3 张立文：《我的宋明理学研究》，《文史知识》1989年第六期；《朱子学刊》1990年第一辑（总第二辑）。

继承传统与立异标新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  第壹期·40·

“物”——“心”。11989年张先生出版专著《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对此前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进

行了综合和总结。该书分六章，前两章是总论，讨论了何谓哲学逻辑结构、中国哲学逻辑结构研究法、中

国哲学范畴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哲学逻辑结构的整体系统、中国哲学逻辑结构的范畴解释、研究中国哲

学逻辑结构的意义等问题。关于中国哲学范畴的历史发展问题，张先生指出，中国哲学范畴的发展总体经

历了先秦时期、汉唐时期和宋元明清时期，这一发展过程体现了中国哲学范畴不断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

中的某些学科相分离的净化过程，但也显现出中国哲学范畴逻辑结构的构建还处在不自觉之中。关于中国

哲学逻辑结构的范畴解释，张先生提出了“三层次”“六层面”说。“三层次”即对中国哲学范畴的具体

的解释、义理的解释和真实的解释三个层次，“六层面”即对中国哲学范畴的句法、语义、网状、时代、

历史、统一六个层面的解释。在接下来的三章中，张先生对中国哲学范畴逐一进行了分析并将它们划分为

象性范畴、实性范畴、虚性范畴三大体系，然后分别对这三大体系范畴的逻辑结构进行分析和总结。最后

一章，张先生分析了中国哲学逻辑结构的特点、与西方哲学逻辑结构的差异及中国哲学逻辑结构的发展趋

势。张先生认为，在当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发展总趋势下和中西文化广泛交流的新形势下，中国哲学逻

辑结构的发展呈现为三个“确定”，即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一体化结构的确定、纵贯型与横贯型统一观念

结构的确定以及“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统一观念结构的确定。可以说，张先生的《中国哲学逻辑结

构论》，不仅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提供了新的方法论指导，也为我们更好地总结人类理论思维的

经验教训提供了新的视角；不仅有益于中国哲学的发展，也将有益于世界哲学的发展。

逻辑结构是范畴之间的逻辑结构，研究中国哲学的逻辑结构离不开中国哲学的诸范畴。为此，张先

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即开始撰写《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后在此基础上又选取中国哲

学中最重要的十个范畴即天、道、理、气、心、性、仁、知、变、神，主编了一套《中国哲学范畴精粹丛

书》。《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在1988年出版，《中国哲学范畴精粹丛书》的《道》于1989年

在国内出版，《理》《气》《心》《性》等则在韩国、越南及中国台湾出版。

最后，新原则下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国哲学史研究不仅需要新的方法，更需要新的原则。这个新

的原则涉及到什么是哲学、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哲学如何讲、中国哲学如何发展等诸多问题。长期以来

中国学术界奉西方理念为圭臬，无意间也跟随某些西方学者成为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传话筒，因而大唱“中

国没有哲学”或“中国哲学不是哲学”的论调。“中国没有哲学”或“中国哲学不是哲学”就如同“中国

没有人”或“中国人不是人”一样荒谬，但我们许多中国学者意识不到这种荒谬，是因为他们深陷西方文

化与西方哲学的牢笼而无法自拔。这样，本是西方“哲学终结”的危机却转嫁到了中国哲学上，于是构陷

了一场所谓“中国哲学合法性”的危机。如何摆脱这场人设的危机？张先生从回答“什么是哲学”开始对

之逐一化解。首先，张先生着眼于中国哲学自己的“话题本身”，用“以中解中”的诠释方法，给哲学下

了一个“中国的”而非“西方的”定义：中国哲学是指人对宇宙、社会、人生之道的道的体贴和名字体

系。2哲学的这一新定义是对“中国的”哲学体贴的结果，但也并没有违背“哲学”的最本真的内涵——

爱智慧。从这一哲学新定义出发，“中国有没有哲学”或“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的问题就成了一个假命

题。接下来，中国哲学如何讲？长期以来，中国哲学的讲坛上基本奉行的是“照着讲”的原则，不仅对中

国古代哲学照着讲，对西方哲学也是照着讲。冯友兰先生曾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提出“接着讲”理念，并

为此而创立“新理学”。但是，张先生认为，冯先生的“接着讲”不过是用西方的话语体系讲中国哲学的

内容，这样讲出来的还是不是中国哲学就成了一个疑问。正确的原则应该是“自己讲”“讲自己”。“自

1 张立文：《论宋明理学逻辑结构的演化》（上、下），《青海社会科学》1986年，第五、八期。

2 张立文：《中国语境下的中国哲学形式》，《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二期。

·41·

己讲”一方面要摆脱西方哲学的窠臼，自我定义，自立标准，另一方面则摆脱“我注六经”传统模式，而

走向“六经注我”的创新模式。“讲自己”，就是讲述自己的哲学，直接讲述中国哲学的“话题本身”。

“自己讲”“讲自己”不仅是讲授中国哲学的根本原则，而且是发展和创新中国哲学的根本原则，其最终

指向是建构中国自己的哲学思想话语体系和学派。张先生认为：“建构中国哲学思想话语体系和学派，无

疑要立足于中国哲学思想话语体系，讲好中国哲学思想话语的故事，讲好自己对时代精神核心概念、范畴

的体贴，讲好中国哲学思想话语对‘话题本身’的重新发现，讲好中国哲学思想话语对每个时代所发生的

冲突危机的艺术化解。”1当然，“‘自己讲’、‘讲自己’绝不是不要吸收西方哲学及世界上其他一切哲

学的精华”，而是为了“走自己的中国哲学之路，构建中国哲学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只有这样，“才

能在世界多元哲学中确立中国哲学的价值和地位”2。因为“世界上任何哲学体系都是作为‘个性’精神而

呈现的，而人类的‘宇宙精神’只能寓于‘个性’精神的哲学体系之中。”3 

四、结论

综上所述，张先生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超越了“照着讲”“接着讲”的必然王国，而走向了“自己

讲”“讲自己”的自由王国。在其学术研究生涯中有“集”、有“成”，其“集”是集中国古代哲学之精

华，其“成”是成“和合学”之宏论。“和合学”的创立，是张先生“自己讲”“讲自己”的哲学研究旨

趣的真实体现，是中国哲学创新发展上的里程碑式的成果，是真正的中国自己的哲学。

Professor Zhang Liwen’s Research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Wu Shengzheng

Abstract： Professor Zhang Liwen has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thus becomes one of the leading figures in this field. His research began with the Philosophies in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and in this specific field he was the first pioneer researcher in China. His work A Study 

of Zhu Xi’s Thoughts  is the first monograph on Zhu Xi’s Philosophy and it has once caused great echoes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 and his other works such as A Study of the Philosophies in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 A 

Study of Lu Jiuyuan’s Thoughts  and A Study of Wang Chuanshan’s Thoughts  are also pioneering works at home and 

abroad. On the other hand his research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is not confined to only the Philosophies in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and but also to the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 and it covers that from the Six Classics 

to the Modern New Confucianism and that from China to South Korea and Vietnam， his publishing works such as A 

Treatise on the Book of Change， A Study of Li Tuixi’s Thoughts  and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rends 

of Chinese Philosophy， which are also groundbreaking works， and many innovative papers. In his study he initiated 

the methods of Logical Structure and Category Analysis ， setting up the principle of Self-speaking and Speaking of 

Self， and constructed some new theoretical systems such as Theory of Harmony and Cooperation， Traditionology 

and Neo-humanology.

Key words： Zhang Liwen；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Philosophies in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责任编辑：张  明

1 张立文：《讲中国自己的哲学话语》，《光明日报》2016年11月9日。

2 张立文：《中国哲学的“自己讲”“讲自己”——论走出中国哲学的危机和超越合法性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二期。

3 张立文：《中国哲学的“自己讲”“讲自己”——论走出中国哲学的危机和超越合法性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二期。

继承传统与立异标新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  第壹期·42·

主持人简介：何宗美，1963年生，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四库学。

“四库学研究”栏目 主持人语

何宗美

这是“四库学研究”栏目的第三期。本期发表四川美术学院吴亚娜、太原图书馆张宜弘、四川外国语

大学周美的三篇论文。这三篇论文各自研究了其论题提出的具体内容，同时还可以引出三个值得思考和研

究展开的话题。

四库学研究，是一个体系的研究。研究四库学所涉任何一个对象，事实上都是存在于体系中的对象。

《四库全书》研究，《四库全书总目》研究，都应当放在一个体系来进行，这个体系就是“四库体系”。

这是因为《四库全书》修纂是一个超大型文化工程，其产物不止是《四库全书》，还包括《四库全书荟

要》《四库全书总目》等一系列相关成果，就是《四库全书》也不止一部，各部又自有差异。这就决定四

库学研究无论研究哪一个对象以及这个对象的一个侧面或一个环节都必然是体系中的研究。四库学研究，

当以此为要。吴亚娜《四库体系中的词学批评探究》一文，体现了这一研究意识。论文在明确四库体系中

的“词”与“词学”之后，重点讨论了四库体系中词学批评的三个维度，进而考察四库体系词学批评的价值

与影响。着眼“体系”，长于宏观，概而有要，又能在词学史和词学批评史的架构中纵横观照，是其特点。

而四库体系中的词、词学和词学批评，本身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重要话题，后续的研究亦可期待。

《四库全书》，是具有灵魂的思想工程。《四库全书》的修纂在古今中外大型图书修纂史上不仅是一

个奇迹，而且是一个特例。它与一般大型图书编纂不同，甚至与官修大型图书的编纂也不一样。比较明代

永乐时期编纂《永乐大典》《四书大全》《五经大全》等虽有些类似，但仍不尽相同。这种差异性不止是

表现在图书形式的外在区别，更表现在围绕《四库全书》及其系列成果所建立的思想系统的庞大、完备、

严密等官学性上。张宜弘《寓修于立：〈四库全书〉纂修与大一统秩序建立》一文，便是立足于这一认

识，从四个方面即文化大一统、地理大一统、树立正统观、多元共主国家观加以展开和落实，由此揭示和

呈现《四库全书》工程的思想宗旨和政治气象。论文探讨的是寄托在《四库全书》中的国家意志与灵魂，

此乃旨之所在。

《四库全书总目》，是“互文性”文本。诸如采进书目、初次进呈存目、提要分纂稿、纪晓岚删定

稿、库书提要以及《荟要》提要、简明目录等雏形或相关著作与《总目》提要包括在一个生成、转化的链

条上，《总目》的思想体系存在于其著作体系的系列著作中，不仅它本身是书目形式的学术批评著作，它

的雏形或相关著作也包含彼此联系的重要思想成份，或直接形成或有益补充了《总目》思想。周美《〈四

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清初诗文批评略论》一文，即是对作为《总目》雏形之一《进呈存目》的研究，从

《进呈存目》清人别集提要中疏理出诗文批评的内容，讨论其清初诗文批评的几个特点，并在清代学术背

景与诗学背景下加以揭析，有助于探讨从《进呈书目》到《总目》清代文学批评的初步生成及其演变，在

思路上能将问题引向深广的层面，留下了有益的拓展空间。本栏目仍由四川外国语大学张晓芝副教授担任

组稿人。

·43·

四库体系中的词学批评探究

吴亚娜

（四川美术学院　重庆　401331）

 清代官修《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秉承官方的权力意志，依传统

目录学将古代典籍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门类加以著录，于集部建构出以诗文为中心和主干，以词、散曲为旁

干和支流的文体谱系，其去取、定位、批评等体现出一定的官学倾向，即“一种政治力向思想、文化、学

术、文学等方面的贯穿和渗透”1，集中反映了清代中叶官方正统的文学以及文体学的审美观念。目前，相

关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2，但从四库编纂过程的文化环境出发，对四库体系中的词学批评运用观念辨析与文

献考证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的探讨则有待展开。在庞大的四库体系中，词学批评的主要维度有哪些，体现出

怎样的词学观念，这种词学观念对后世词坛具有怎样的价值与影响等等，本文试作浅析。

一、四库体系中的“词”与“词学”

约而言之，四库体系，“既包括《四库全书》体系，也包括《四库全书》所采用的目录学之经、史、

子、集文献分类体系，后者体现在前者之中”3。具体而言，四库体系则不仅指向《四库全书》《四库全

作者简介：吴亚娜，1985年生，女，满族，河北承德人，文学博士，四川美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四库学、中国

古典书画理论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青年项目“《〈四库全书总目〉美术类提要考辨》”（项目编号：18CF190）阶段性研究成果。

1 何宗美、张晓芝：《〈四库全书总目〉的官学约束与学术缺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

2 目前，对《总目》词学观念展开批评的论著主要有：薛泉《四库馆臣对词之起源及“变”之认识》（《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2003年第四期），刘贵华《论四库全书总目中的词学思想》（《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三期），冯淑然、艾洪涛《论四

库全书总目的词体美学观》（《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三期），沙先一《〈四库全书总目〉与词学批评》（《清

词的传承与开拓》，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82～101页），黄蓓《在词卑体轻和宽厚兼美之间——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词曲

类》（《安徽文学》，2008年第三期），夏志颖《乾嘉之际对清初词学建构的反思——以〈四库全书总目·词曲类〉为中心》（《清代文

学研究集刊》第二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4～66页），王腾飞、邓乔彬《四库馆臣之词学观》（《词学》2010年二期），葛恒

刚《从曹贞吉的怀古词看四库馆臣的选词标准》（《古典文学知识》2010年第二期），孟舒婷《〈四库全书总目〉的词学观》（海南师范

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刘少坤、罗海燕《〈四库全书总目〉词律思想及其词学史意义》（《文艺评论》2015年第八期）。

3 何宗美：《四库体系中的曲学思想辨证》，《文学遗产》2018年第二期。

摘  要：《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等有机组成一个宏观知识架构与文化思想批

评相结合的学术评价体系，展现出清代中叶官方的思想权力意志。四库体系中词学文献所处

的门类、著录的数量及蕴含的词学批评，就呈现出鲜明的清代官学特色与乾嘉文坛的词学审

美风尚。四库提要从诗词辨体的角度出发，认为诗词同源，本出《诗经》，强调词体的音乐

属性；注重词作思想情感的熔铸与比兴寄托之意的表达；论词推主雅化浑成之作，摒弃俗艳

俚词。四库论词卓具价值，对后世词学批评和词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关键词：四库体系　《四库全书总目》　词学批评　价值　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20）01-43-55

四库体系中的词学批评探究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  第壹期·44·

书存目丛书》《四库全书荟要》《四库禁毁书丛刊》等系列丛书，还应包括《四库全书总目》、阁本书前

提要、《四库全书荟要总目提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等目录学批评体系。《四库全书》所收书籍的原

则、部类和数量，与《总目》展开的作家文集考辨、版本文献辩证和文艺审美批评，有机组合成一个宏观

知识架构与文化思想批评相结合的文艺审美体系，展现出清代中叶官方的思想意志。馆臣在四库体系中依

朝代次序收录词学文献，并在提要中对词学加以批评，呈现出清代官学文艺视野中的词学观念。

作为较早著录词学文献的目录，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于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之

外，另辟出“歌词类”，此为《四库全书》集部的分类，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四库全书》将历代典籍分

为经史子集四个部类加以著录，于集部又分列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五个门类，将词曲类

置于集部之末。《四库全书》于词曲类著录词学文献七十八种，曲学文献三种；存录词学文献四十九种，

曲学文献八种。相较《四库全书》于词曲类只著录明沈德符《顾曲杂言》、元周德清《中原音韵》、清代

《钦定曲谱》三部曲类文献，而漏掉《录鬼簿》《太和正音谱》《曲品》《曲律》等重要的曲学典籍来

说，《四库全书》几乎收录了历代词学的重要典籍。此很明显地将词的文体地位置于曲之上。在《四库全

书》收录的一百二十七种词学文献中，就时代而分，收录宋代七十九部、金代一部、元代二部，明代十三

部，清代二十九部，呈现出推尊宋清词学的审美倾向；就部类而分，则归属为五类，“曰别集，曰总集，

曰词话，曰词谱、曰词韵”1，秩序井然。

研究四库体系的词学批评，还应关注《四库全书荟要》的词学文献收录情况。乾隆三十八年

（1773），于敏中等人奉敕修纂《荟要》，撷取《四库全书》之精华，以供御览，于经史子集共收录

四百六十四种书籍，其中集部三十九种。与《四库全书》于集部设置“词曲类”不同的是，《荟要》于集

部设置了“歌词类”，明显沿袭了《直斋书录解题》的分类方法。《荟要》于“歌词类”中共收录清《御

定词谱》、清《御定历代诗馀》、清朱彝尊《词综》三部词学文献，而未著录一本曲学文献。此相较《荟

要》集部收录的三十九种文献而言，《荟要》对词学文献是较为重视的。考《钦定词谱》四十卷成书于康

熙五十四年（1715），康熙帝于序中明言校勘《词谱》，是要“详次调体，剖析异同，中分句读，旁列平

仄，一字一韵，务正传讹”2，旨在从官方的意志出发，对词谱加以规范。《御选历代诗馀》一百二十卷成

书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康熙帝于序中曰“更以词者继响夫诗者也。乃命词臣辑其风华典丽悉归于正

者，为若干卷，而朕亲裁定焉”3，给予诗词二体同等的文体地位，是清代官方审美关照下的词作典范。而

《词综》三十六卷于康熙十七年（1678）经朱彝尊、汪森等初刻，于康熙三十年（1691）经汪森、柯崇朴

等补辑，遂成为清代影响最大的词学选本，卓具版本目录学价值。此三部文献前两者是清代官修词学的典

范之作，而后一部则是乾嘉词坛浙西词派的权威之作。《荟要》甄选此三部词学文献，即从官学的视角出

发，对传世的词谱、词作与词学文献加以审美的规约。

正如余嘉锡先生所言，中国古代“凡目录之书，实兼学术之史”4。如果说，《四库全书》与《四库

全书荟要》两部丛书，在中国古代庞大的知识网络体系中确立了词学的部类归属与坐标位置，《四库全书

初次进呈存目》《总目》、阁本书前提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等各类四库目录，则从综合深入的考辨

与批评出发，明确了词学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于集部词曲类只收录词学文献

1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八词曲类总序 ，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07页。

2 王弈清撰：《御定词谱》卷首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四九五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页。

3 沈辰垣编：《御选历代诗馀》卷首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四九一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页。

4 余嘉锡：《余嘉锡说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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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部1，宋清两朝的名家词集，基本都未予以收录，且对词学文献也未加以分类。此可看出在《四库全

书》编纂的初期，对词学文献的重视程度是不够的。《总目》作为中国官修目录学的大成之作，馆臣“每

进一编，必经亲览。宏纲巨目，悉禀天裁”2。经过数次的修缮之后，《总目》定本收录的词学文献则多达

一百二十七种，分为别集、总集、词话、词谱、词韵五类，依朝代、门类排列，几乎囊括了历朝名家词学

文献，包罗甚富，秩序井然。从中可见出，在《四库全书》编纂的过程中，在官方权力意志的干预下，在

清词振兴的词学风尚的影响下，在《总目》提要自身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四库体系对词学文献的重视程度

是不断加深的。《总目》以部类为纲要，以朝代为脉络，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提要中有对词学家生平的

考证，有对词集版本的校勘，有对词体、词史的宏观勾勒，有对词学的深度批评。这种词学批评是在官学

意志、实学思潮、浙西词风有机构成的词学环境中展开的，呈现出明显的主观色彩与时代的词学精神。

二、四库体系中词学批评的三个维度

四库体系对词学的批评主要集中于《四库提要》中。提要论词注重对词体起源的追溯，对词体属性的

挖掘，对词体表意功能的阐释，对词体风格的推尊，呈现出多元立体的词学审美关照。

（一）词之体：源自《诗经》、体本音乐的文体特征

自词产生伊始，学界就对词之起源与体性展开探讨，竟至形成“一个千年学案”3，影响着学界对词

体本质的理解以及文学地位的界定。考古今词体起源说，大体可分为“词起于新声变曲、词起于燕乐、

词起于声诗之变、词起于乐府之变、敦煌词为词的源头这样几个主要类型”4。就清代而言，从清初浙西

词派朱彝尊选词“以雅为尚”，希冀能“一扫明词之弊”而编纂的《词综》，到康熙四十六年（1707）敕

造而纂、分调编排的《历代诗馀》；从万树考调、酌句、辨字、序篇编制的《词律》，到康熙五十四年

（1715）“裒合众体，勒为一编”而敕修的《词谱》，词学已经进入了官方正统的文学视野，从朝野登上

庙堂，带来了词学观念的变化，由此影响《四库提要》对词之体性的认识。提要从官方词学审美视角出

发，对词体的源流正变展开梳理。

首先，从诗词辨体的角度出发，提要梳理了词体的衍进历程。

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然三百篇变

而古诗，古诗变而近体，近体变而词，词变而曲，层累而降，莫知其然。究厥渊源，实亦乐府之馀

音，风人之末派。其于文苑，同属附庸，亦未可全斥为俳优也。5…

考古诗皆可以入乐，唐代教坊伶人所歌，即当时文士之词。五代以后，诗流为词。金元以后，

词又流为曲。故曲者词之变，词者诗之馀。源流虽远，本末相生。6

诗降而词，实始于唐，若《菩萨蛮》《忆秦娥》《忆江南》《长相思》之属，本是唐人之诗。

而句有长短，遂为词家权舆，故谓之“诗馀”。为其上承于诗，下沿为曲，而体裁近雅，士人多习

为之。北宋已极其工，南宋尤臻其盛。金、元逮明，作者代有。7…

1 《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收录的十二部词学文献分别为：明彭致中《鸣鹤馀音》八卷、无名氏《尊前集》二卷、宋黄昃《花庵词

选》十卷、清朱鹤龄《群贤梅苑》十卷、元张翥《蜕岩词》二卷、后蜀赵崇祚《花间集》十卷、元吴琯《蕉窗蒠隐词》一卷、明张 《诗馀

图谱》三卷《附录》一卷、明杨慎《词林万选》四卷、清查培继《词学全书》十四卷、清吴淇《粤风续九》四卷、清吴绮《选声集》三卷

附《词韵简》一卷。

2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 ，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页。

3 李昌集：《词之起源：一个千年版学案的当代反思》，《文学评论》2006年第三期。

4 钱志熙：《古今词体起源说的评述与思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七期。

5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八词曲类总叙，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07页。

6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二〇〇《啸馀谱》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35页。

7 江庆柏等：《四库全书荟要总目提要》集部歌词类《御选历代诗馀》提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64页。

四库体系中的词学批评探究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  第壹期·46·

此三则提要展示了以下的信息。其一，提要将词体的前身溯源至《诗经》，认为词乃“乐府之馀

音”“风人之末派”，从源头上肯定了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其二，提要指出词体出现于唐，全盛于宋，

上承诗歌，下启于曲，诗词二体同源，本末互生。其三，提要还勾勒出从诗三百演变而为汉之乐府，唐之

歌诗，宋之词，后世之曲的由正趋变、变风变雅、“层累而降”的文学演进史。

然而，提要认为诗词虽然同源，却有尊卑之别：“文之体格有高卑，人之学力有强弱。学力不足副其

体格，则举之不足。学力足以副其体格，则举之有馀。律诗降于古诗，故中、晚唐古诗多不工，而律诗则

时有佳作。词又降于律诗，故五季人诗不及唐，词乃独胜。此犹能举七十斤者举百斤则蹶，举五十斤则运

掉自如，有何不可理推乎？”1提要指出律诗之体格与学力弱于古诗，词之体格与学历弱于律诗。这种文学

观念，就展现出乾嘉时期，四库馆臣尊古尚学的文学审美风尚。

其次，馆臣还明确词体的音乐属性，从音乐体性上对词体的起源与发展历史加以追溯。词体源溯燕

乐，具有音乐的属性。李清照即在《词论》中强调词体的音乐属性，言词须“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

律、又分清浊轻重”，与诗相比可谓“别是一家”2。《总目》承袭前贤诸论，明确词体的音乐属性：“考

梁代吴声歌曲，句有短长、音多柔曼，已渐近小词。唐初作者云兴，诗道复振，故将变而不能变。迨其中

叶，杂体日增，于是《竹枝》《柳枝》之类，先变其声。《望江南》《调笑令》《宫中三台》之类，遂变

其调。然犹载之诗集中，不别为一体。洎乎五季，词格乃成。”3从词体的音乐系统来看，《总目》认为吴

声歌曲在句式上长短不一，在音色上绵柔曼丽，接近词体，却不同于词。考吴声歌曲属于清商乐系统，宋

代郭茂倩裒辑两汉到五代的乐府诗为《乐府诗集》，其中的清商曲辞就以吴声与西曲为主体。而词则兴起

于隋唐时的燕乐，其在音乐体系上与梁代歌曲相近，却有很大的差别。馆臣从音乐属性上对词体的溯源可

谓是十分精准的。

从词体的音乐属性出发，提要还将词视为“伎艺之流”“乐中之末派”“乐府之馀音”。《顾曲杂

言》提要云“词曲虽伎艺之流，然亦乐中之末派。故唐人《乐府杂录》之类，至今尚传”4，《钦定词谱》

提要亦云“词亦诗之馀派，其音节亦乐之支流”5。提要还追述了随着词学的发展，词体的音乐属性逐渐消

亡，至于金元时期沦为案头文学的衍变历程，表达出古调难复的感叹之情：“至宋而歌诗之法渐绝，词乃

大盛。其时士大夫多娴音律，往往自制新声，渐增旧谱。故一调或至数体，一体或有数名，其目几不可殚

举。又非唐及于五代之古法……迨金、元院本既出，并歌词之法亦亡。文士所作，仅能按旧曲平仄，循声

填字。自明以来，遂变为文章之事，非复律吕之事。并是编所论宫调亦莫解其说矣。然其间正变之由，犹

赖以略得其梗概，亦考古者所必资也。”6 

正因为对词体音乐属性的重视，提要遂对毛奇龄在追溯词体起源时，只看句式长短而不辨音乐体性的

做法加以批评：“惟其远溯六朝，以鲍照《梅花落》亦可称词。则汉代铙歌何尝不句有长短，亦以为词之

始乎？”7这就进一步明确了外在形式上的句式短长并非词体的根本属性，而内在的音乐体性才是决定词体

属性的关键。

从词体的音乐属性出发，《总目》对词学的批评着力挖掘词体的音乐特质，褒举声律谐美、叶韵的词

1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九《花间集》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23页。

2 李清照：《李清照集·词论》，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9页。

3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九《御定历代诗馀》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25页。

4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九，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28页。

5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九，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27页。

6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九《碧鸡漫志》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26页。

7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九《词话》提要 ，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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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以周邦彦为例，清真在审音度律、修订旧调、创制新声等方面，卓具贡献。沈义父曾云：“凡作词，

当以清真为主，盖清真最为知音，且无一点市井气。下字运意，皆有法度，往往自唐、宋诸贤诗句中来，

而不用经史中生硬字面，此所以为冠绝也。”1指出清真词不仅用语最雅，而且知音谙律。刘熙载也赞其

“律最精审”2。提要评清真词，尤为注意其审音度曲之功：“邦彦妙解声律，为词家之冠，所制诸调，

不独音之平仄宜遵，即仄字中上去入三音，亦不容相混，所谓分刌节度，深契微芒”3，“故方千里和词，

一一案谱填腔，不敢稍失尺寸”4。馆臣认为清真善用四声，不相混淆，从而使词铿锵悦耳、音韵浑成，此

为深谙音律之论。

《总目》亦评价蒋捷《竹山词》：“其词练字精深，调音谐畅，为倚声家之榘矱。间有故作狡狯者，

如《水龙吟》‘招落梅魂’一阕，通首住句用‘些’字。《瑞鹤仙》‘寿东轩’一阕，通首住句用‘也’

字，而于虚字之上仍然叶韵。盖偶用诗骚之格，非若黄庭坚、赵长卿辈之全不用叶，竟成散体者比也。”5

馆臣对蒋氏恪守词律、叶韵之作大加赞赏，将之奉为词家典范，而对黄庭坚等人不叶韵的词作加以摒斥。

此外，馆臣认为卢炳词“至于《武陵春》之以‘老’叶‘头’，《水龙吟》之以‘斗’‘奏’叶‘表’，

《清平乐》之以‘皱’叶‘好’‘笑’，虽古韵本通，而词家无用古韵之例，亦为破格”6，就意在批评其

不守词韵。由此，词作是否协音叶韵，俨然成为馆臣评价词作艺术价值高低的一个重要维度了。

万树是清代最重要的词律大家之一。其《词律》的出现，“标志着明末清初对唐宋词体式的认识进入

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对《词学筌蹄》以来词谱制作的无序状态进行全面的清理”7。四库提要于词曲类词谱

词韵之属只著录了《钦定词谱》和《词律》，从官学的文化视角，对于万树《词律》的审音定律之功予以

肯定，更展现出对词律的重视。《词律》提要评价万树：“其最入微者，以为旧谱不分句读，往往据平仄

混填。树则谓七字有上三下四句，如《唐多令》‘燕辞归客尚淹留’之类。五字有上一下四句，如《桂华

明》‘遇广寒宫女’之类。四字有横担之句，如《风流子》‘倚栏杆处上琴台去’之类。一为词字平仄，

旧谱但据字而填。树则谓上声入声有时可以代平，而名词转折跌宕处，多用去声。一为旧谱五七字之句所

注可平可仄，多改为诗句。树则谓古词抑扬顿挫，多在拗字。其论最为细密。至于考调名之新旧，证传写

之舛讹，辨元人曲、词之分，斥明人自度腔之谬。考证尤一一有据。”8此提要的价值有三。第一，提要肯

定了万树在词律中以逗记谱的记谱方式。第二，提要褒奖了万树依律校词，强调字分四声，屏弃了明代以

来的平仄校词法，而以上声入声代替平声的校谱方式。第三，提要还赞赏了万树考证词调，分词辨曲，斥

责倚词填词，重申按谱填词的词调考辨之功。当然，馆臣也指出万树《词律》的不足之处。《沈氏乐府指

迷》提要云：“（沈义父）至所谓去声字最要紧。及平声字可用入声字替，上声字不可用入声字替一条，

则剖析微芒，最为精核。万树《词律》实祖其说。又谓古曲谱多有异同，至一腔有两三字多少者，或句法

长短不等。盖被教师改换，亦有嘌唱一家多添了字云云。乃知宋词亦不尽协律，歌者不免增减。万树《词

律》所谓曲有衬字，词无衬字之说。尚为未究其变也。”9沈义父关注词作的声律，其《乐府指迷》强调词

1 沈义父：《乐府指迷》，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7～278页。

2 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第110页。

3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八《和清真词》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11页。

4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八《片玉词》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11页。

5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九《竹山词》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22页。

6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二〇〇《哄堂词》提要 ，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30页。

7 陈水云、李群喜：《从格律而音律：清初对词律规范的探求》，《中国诗歌研究》2018年第二期。

8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九《词律》提要 ，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27～1828页。

9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九《沈氏乐府指迷》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26页。

四库体系中的词学批评探究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  第壹期·48·

的音乐体性，万树“单纯运用字数、句法的对比方法解释衬字”1，其《词律》对于词调、格调不同者，都

统一采用了“又一体”的方法加以处理，而未能审辨词体音乐体制的变迁，为馆臣所批评。而被评为“词

苑津集”2的沈义父《乐府指迷》则从词体的音乐属性出发，认为词作不光要注重平仄，更要注重四声，有

的地方要运用拗格句，形成独特的旋律，因而为馆臣所肯定。

（二）词之意：讲究寄托、重意轻艺的词体表意功能

盖词本艳科，其所述内容多为“绮筵公子”“绣幌佳人”3，后经两宋士人的大力改造，才渐由民间

俗乐而衍变为案头文学，承担起与诗歌一样的表意功能。元初陆文圭首度援引《说文》对词加以阐释：

“‘词’与‘辞’字通用，《释文》云：‘意内而言外也。’意生言，言生声，声生律，律生调，故曲生

焉。”4此意在申明词体亦具有表意言情的功能。然而元明词学不振，陆氏的主张未及响应。直到清代常州

词派张惠言在《词选序》中倡言“意内而言外，谓之词”，以词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5，

注重词的比兴与寄托之意，才从词的表意功能方面提升了词的地位。而馆臣对词体的表意功能的强调，则

毋宁说对常州词派“寄托”说的生发起了推波助澜之势。

首先，《总目》注重词作思想情感的熔铸与比兴寄托之意的表达。馆臣于清代词集只遴选了曹贞吉

的《珂雪词》，其选录的原因就在于其词“风华掩映，寄托遥深”6。曹贞吉（1634—1698）为康熙三年

（1664）进士，是“金台十子”之一，一生遭际坎壈。顺治十七年（1660），其外祖父刘正宗在官场的倾

轧下，因罪革职，没收家产，并不许归籍。其后二年，刘正宗卒。其弟曹申吉就任贵州巡抚时，在“三

藩”之乱中不明踪迹，又被定为“逆臣”。家世的变故给曹贞吉带来巨大的打击。曹氏将一生的遭际偃蹇

与心绪的幽微熔铸词中，形成“寄托遥深”的格调。曹申吉在四库开馆之时，方被列入“忠烈祠”，此亦

是馆臣于清代词人词集只收《珂雪词》的原因之一。从中可见出馆臣著录词籍时是有政治倾向性在里面

的。

馆臣在词籍提要中，注重赞赏词作的寄托之意，这在对张炎词的评价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从宋末延

及清初，张炎在词坛上都是湮没无闻的。宋末《绝妙好词》只选录张炎词三首，明顾从敬《类编草堂诗

馀》、陈仁锡《类选笺释草堂诗馀》等草堂选本，多参《草堂诗馀》选词，遂形成“永乐以后，南宋诸名

家词皆不显于世，惟《花间》《草堂》诸集盛行”7的词坛风貌。延至清初，朱彝尊为消解《草堂诗馀》在

词坛的影响，力倡“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8，编选《词综》，先后收录了张炎的《玉

田词》及《乐府补题》，遂使张炎词在清初流行开来。然浙西词派注重词句的锻造技艺，朱彝尊转引仇远

之语，称张炎词“意度超玄，律吕协洽，……当与白石老仙相鼓吹”9，偏重从艺术风格角度评判张炎词。

张炎《玉田词》开卷的《南浦》词，吟咏春水，笔法精妙，被邓牧称作是“绝唱千古，人以‘张春水’目

之”10。浙西词派中沈皞日、龚翔麟、李符等人都纷纷追和此词。然而相较于浙西词派盛赞张炎词作的技

1 刘少坤、王立娟：《论衬字》，《中国韵文学刊》2018年第二期。

2 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四〇，《续修四库全书》第九二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80页。

3 赵崇祚撰、华钟彦校注：《花间集注》，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

4 陆文圭：《墙东类稿》卷五《玉田词源稿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一九四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77页。

5 张惠言：《词选序》，施蛰存：《词籍序跋萃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96页。

6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九《珂雪词》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23页。

7 王昶：《明词综序》，《春融堂集》卷四一，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第740页。

8 朱彝尊：《词综发凡》，朱彝尊、汪森：《词综》，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10页。

9 仇远：《玉田词题辞》，《山中白云词》，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4页；朱彝尊、汪森：《词综》，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10页。

10 邓牧：《山中白云词序》，《山中白云词》，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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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总目》却认为张炎词中的佳品是那些“苍凉激楚，即景抒情，备写其身世盛衰之感，非徒以剪红刻

翠为工”1的描写家国之思、身世之忧的词作。此体现出清代中叶官方的词学审美观念。

谢逸词向以文辞隽永见称。《苕溪渔隐丛话》尝记《复斋漫录》评谢逸于黄州关山杏花村馆驿所题的

《江城子》词，云“过者必索笔于馆卒。卒颇以为苦，因以泥涂之”2。馆臣亦载《复斋漫录》语，称此词

“语意清丽，良非虚美。其他作亦极锻炼之工”3。馆臣推崇此首旅驿怀人、清丽疏隽之作，体现出对词作

表意功能的重视。辛弃疾继承和发扬了东坡的豪放词风，在词作中融入了激昂慷慨的时代旋律与收复山河

的爱国之情。因而《总目》称其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声家为变调。而异军特起，能于翦

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4，肯定其词作中的家国之感。以“鲠直忠悫”之名见称于世的洪咨夔，曾为

“时相所忌，十年不调”，遂将一腔忠愤蕴入词中，故而馆臣称其词“淋漓激壮，多抑塞磊落之感，颇有

似稼轩、龙洲者。晋跋乃徒以王岐公文多富贵气拟之，殊为未允”5，称赏其词中激荡的情怀。

其次，相较于对词意的重视而言，《总目》对于词艺并未过分加以关注。《芦川词》提要明确指出

“词曲以本色为最难，不尚新僻之字，亦不尚典重之字”6，对词作的雕琢词句之风持否定的态度。蒋捷在

入元之后，坚守气节，为后世称赞，《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即赞其“不但抱节终身，其人品为足贵也”7。

至于其词则呈现出不同的评价。况周颐称“蒋竹山词极秾丽”8，刘熙载称其为“长短句之长城”9；然而

冯煦却不喜其词的鄙俚之音，称其集中“即其善者，亦字雕句琢，荒艳炫目”10，毛晋亦指出蒋捷词“语

语纤巧”“字字妍倩”11的雕琢之风。而《总目》的态度则明显偏向后者，虽从炼字与音律两方面出发，

评价其词“练字精深”“词音谐畅”，却批评其《水龙吟》“招落梅魂”一阕与《瑞鹤仙》“寿东轩”一

阕，用“些”“也”等虚字入韵，运骚体入词，呈现“狡狯”12之貌。今观其《水龙吟》词，有“驾空兮

云浪，茫洋东下，流君往、他方些”等句，着意用“兮”“些”等骚体虚词。杨慎曾评此词与稼轩《醉

翁操》为“小词中《离骚》”13，而馆臣评此词“狡狯”，是崇尚其词中的自然本色之貌，而不喜雕琢之

姿。

《总目》亦批评黄庭坚词中的雕砌之风。《山谷词》提要云：“陈振孙于晁无咎词调下引补之语曰：

‘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他人不能及也。’于此集条下又引补之语曰：‘鲁直间作小词固高妙，然不

是当行家语，自是著腔子唱好诗。’二说自相矛盾。考秦七、黄九语在《后山诗话》中，乃陈师道语，殆

振孙误记欤？今观其词，如《沁园春·望远行》，《千秋岁》第二首，《江城子》第二首，《两同心》第

二首、第三首，《少年心》第一首、第二首，《丑奴儿》第二首，《鼓笛令》四首，《好事近》第三首，

皆亵诨不可名状。至于《鼓笛令》第三首之用‘ ’字，第四首之用‘ ’字，皆字书所不载，尤不可

1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九《山中白云词》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22页。

2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56页。

3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八《溪堂词》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10页。

4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八《稼轩词》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16～1817页。

5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八《平斋词》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18页。

6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八 ，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14页。

7 永瑢等：《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二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899页。

8 况周颐著、孙克强辑考：《蕙风词话·广蕙风词话》卷一，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

9 刘熙载：《艺概》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12页。

10 冯煦：《蒿庵论词》，《介存斋论词杂著 复堂词话 蒿庵论词》，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71页。

11 毛晋：《竹山词跋》，施蛰存：《词籍序跋萃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67页。

12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九《竹山词》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22页。

13 杨慎撰，岳淑珍校：《杨慎词品校注》卷二，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35页。

四库体系中的词学批评探究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  第壹期·50·

解，不止补之所云不当行已也。顾其佳者则妙脱蹊径，迥出慧心。补之著腔好诗之说，颇为近之。师道以

配秦观，殆非定论。”1此语中，馆臣尊秦贬陈的意图显而易见。“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之说，是当

时词坛的共识。李清照《词论》就云“乃知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

出，始能知之”2，并将二人词加以对比评说。而馆臣则认为陈词不敌秦词，并罗织其原因，一为词作“亵

诨不可名状”，二则好用僻字。就前者而言，陈师道现存词作一百九十多首中，俗词大约有四十多首。法

秀道人即批评其“以笔墨劝淫”“当犁舌之狱”3。其后，朱熹也责其“艳词小诗先已定以悦人，忠信孝弟

之言不入矣”4。然而秦观词作亦不乏艳词，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二曾载秦观自会稽入京见东坡，

东坡哂笑其“销魂当此际”之语，为“柳词句法”5。秦观在蔡州为营妓所作“小楼连苑横空”“玉佩丁东

别后”之语，亦被东坡戏谑为“学柳七作词”6。因此以词之“亵诨”来度量秦、黄二人词作的优劣，是有

失公允的。而至于使用僻字，则是黄庭坚雕琢过甚的表现。可见，《总目》对秦、黄之词的评价，是从馆

臣的审美标准出发，意在推崇本色当行之词，反对生字僻典的使用。

对于南宋以雅词见称的词家，《总目》亦多批评其词中的雕琢之技。《总目》虽从雅丽绵密的角度称

吴文英词为“南宋一大宗”，然亦指摘其词中的雕琢之弊：“盖其天分不及周邦彦，而研炼之功则过之。

词家之有文英，亦如诗家之有李商隐也。”7点明吴文英词用语晦涩，意象迷离，太过注重雕琢研磨，而失

之本色自然。后来王国维评价其词有“映梦窗，凌乱碧”8的“隔”感，也出于此因。《总目》评价沈义

父：“惟谓两人名不可对使，如‘庾信愁多’‘江淹恨极’之类，颇失之拘。又谓说桃须用‘红雨’‘刘

郎’等字，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说书须用‘银钩’等字，说泪须用‘玉箸’等字，说发须用

‘绿云’等字，说簟须用‘湘竹’等字，不可直说破。其意欲避鄙俗，而不知转成涂饰，亦非确论。”9旨

在批评其词作中讲究对仗与代字的雕镂技法。

（三）词之格：重典雅浑成之词，鄙俗艳俚语之作

“格”作为中国古典文论的重要美学范畴，在魏晋时期与“风”“骨”等一起被用来品鸷人物的个

性与气质，后被逐渐运用到文学批评中。以格论词，大致始于北宋中期10。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收

录一百二十部唐宋词集，开创了以提要论词的先例，其评陈克《赤城词》“词格颇高丽，晏、周之流亚

也”11，评柳永《乐章集》“其词格固不高，而音律谐婉”12，呈现出崇尚雅正的审美观。元明时期，词

学观念呈现出远离诗学传统，以婉艳为正宗的倾向。王世贞曾明确自己对艳词的审美偏好：“词须宛转绵

丽，浅至儇俏，挟春月烟花于闺幨内奏之，一语之艳，令人魂绝，一字之工，令人色飞，乃为贵耳。至于

慷慨磊落，纵横豪爽，抑亦其次，不作可耳。作则宁为大雅罪人，勿儒冠而胡服也。”13明人不重作词，

1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八，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09页。

2 李清照：《李清照集·词论》，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9页。

3 黄庭坚：《小山集序》，晏几道撰、李明纳笺：《小山词校笺注》，（台北）文津出版社1982年版，第182页。

4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三〇，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20页。

5 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二“《永遇乐》词后小注”，《花庵词选》，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4页。

6 王奕清等：《历代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86页。

7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九《梦窗稿》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19页。

8 王国维：《蕙风词话·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215页。

9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九《沈氏乐府指迷》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26页。

10 邱美琼，胡建次：《中国古典词学批评中的词格论》，《广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一期，第86～90页。

11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20页。

12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16页。

13 王世贞：《艺苑卮言》，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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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词为小道。何、李等人亦绝少作词，并“劝勿多作，以崇诗格”1。公安、竟陵二派，力复诗道，以为

填词会损诗骨。且明代中后期崇尚个性解放，此时的文化观念中充斥着世俗化的色彩，影响着词学的审美

与接受。因此以清空古雅为宗，以“骚”法入词的姜夔等南宋雅词，就很难进入明人的审美视野。明清易

代，风云诡谲，清词亦随运而变。陈廷焯云“国初多宗北宋，竹垞独取南宋，分虎、符曾佐之，而风气一

变”2，指出清初浙西词派朱彝尊、厉鹗等人推尊姜夔“醇雅”词风，一洗词坛旧貌的新变之势。而四库提

要论词则多受浙西词派的影响，论词推主雅化浑成之作，摒弃俗艳俚词。

首先，《总目》以醇雅为词格上品。周邦彦词，向来被视为雅词的典范之作。沈义父即盛赞其词“最

为知音，且无一点市井气”3。曾慥编选《乐府雅词》，遴选三十四家词，选录周邦彦词作二十九首，而

未录入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词作。提要亦以雅论清真之词：“其词多用唐人诗句隐括入调，浑然天成。长

篇尤富艳精工，善于铺叙。陈郁《藏一话腴》谓其以乐府独步，贵人、学士、市侩、妓女皆知其词为可

爱。非溢美也。”4此肯定其以诗为词，呈现出自然浑成之美；激赏了其慢词的富丽精工、尤见雅致。李

清照在南渡之后的词作，饱含家国之思与身世之叹。因而提要赞其词格：“清照以一妇人，而词格乃抗轶

周、柳。张端义《贵耳集》极推其元宵词《永遇乐》、秋词《声声慢》，以为闺阁有此文笔，殆为间气，

良非虚美……为词家一大宗矣。”5《总目》评姜夔词“精深华妙，尤善自度新腔。故音节文采，并冠绝

一时”6，“句琢字炼，始归醇雅”7，赞赏其醇雅的词格。也因为对姜夔词的喜爱，《总目》不仅著录其

《白石道人歌曲》十卷《别集》一卷，还存录康熙甲午陈撰刻印的《白石词集》一卷，毛晋《六十名家

词》中的《别本白石词》一卷。

此外，提要称赵师使词“模写体状，虽极精巧，皆本情性之自然。今观其集，萧疏淡远，不肯为剪

红刻翠之文，洵词中之高格”8，肯定其词作中的高雅疏淡之致。陈与义词虽不多，却向被世人称赞。胡

仔《苕溪渔隐丛话》称其词“奇丽”9，杨慎也认为其词“可摩东坡之垒”10。而《总目》评其词“吐言天

拔。不作柳亸莺娇之态，亦无蔬笋之气。殆于首首可传，不能以篇帙之少而废之”11，对其词中磊落高雅

的气格予以了极高的评价。至于称侯寘“为晁氏之甥，犹有元祐旧家流风馀韵，故交游皆胜流。其词亦婉

约娴雅，无酒楼歌馆簪舄狼籍之态”12，称王千秋“其体本花间，而出入于东坡门径，风格秀拔，要自不

杂俚音。南渡之后，亦卓然为一作手”13，不仅以雅为落脚点对词作展开品评，还溯源词家的家学渊源，

以苏轼为文学旨归，呈现出以人品论文品的审美风尚。

在著录的五十九部词集之属中，提要于金元明三朝只著录了白朴的《天籁集》和张翥的《蜕岩词》。

《天籁集》提要云白朴词“清隽婉逸，意惬韵谐，可与张炎《玉田词》相匹”14。《蜕岩词》提要则评张

1 沈雄：《古今词话·词话》下卷，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18页。

2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59页。

3 沈义父：《乐府指迷》，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7页。

4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八《片玉词》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11页。

5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八《漱玉词》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14页。

6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八《白石道人歌曲》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18页。

7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九《竹屋痴语》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20页。

8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八《坦庵词》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13页。

9 陈与义：《陈与义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87页。

10 杨慎撰、岳淑珍校：《杨慎词品校注》卷四，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87页。

11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八《无住词》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13页。

12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八《孏窟词》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15页。

13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八《审斋词》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16页。

14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八《天籁集》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22页。

四库体系中的词学批评探究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  第壹期·52·

翥词“婉丽风流，有南宋旧格”“白璞所宗者多东坡，稼轩之变调。翥所宗者犹白石、梦窗之馀音”1。则

提要甄选此二部词集，是因为二者都呈现出“清隽”“婉丽”的南宋雅词风范。

其次，《总目》以风雅为文学正宗，批评俗艳之词。馆臣认为李之仪“鸳衾半拥空床，月步懒，恰寻

床。卧看游丝到地长。时时浸手心头润，受尽无人知处凉”的《千秋岁》词，“不足尽之仪所长”2，即

因此词为艳情词，而将之视为俗格。赵彦端曾作艳词，提要云其“集末《鹧鸪天》十阕，乃为京口角妓萧

秀、萧莹、欧懿、刘雅、欧倩、文秀、王婉、杨兰、吴玉九人而作。词格凡猥，皆无可取。且连名入之集

中，殆于北里之志，殊乖雅音”3，认为其艳词词格太过猥亵，而批评特厉。杨炎正“纵横排奡之气，虽不

足敌弃疾，而屏绝纤秾，自抒清俊，要非俗艳所可拟”4，这是借俗艳之词反衬出杨词的清俊之气。《总

目》因朱彝尊《曝书亭集》中的《风怀二百韵诗》及《静志居琴趣长短句》类文辞“绮语难除”，遂将之

删削，以求能“不乖风雅之正”5。这明显是从儒家的雅正文学观念出发对词体加以评判的。文津阁本书

前提要对于柳永的《乐章集》多对其版本的疏漏加以批评，并未言及其词之“俗”格。而几经删改，最终

成书的定本《总目》于《乐章集》提要中则批评其词“颇以俗为病”6。稍后，乾隆帝因《总目》卷帙浩

繁，翻阅不易，遂命另编《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只略录书名卷数作者，略志数语。相较《总目》对《乐

章集》数百字的批评而言，《简明目录》于《乐章集》提要只著录五十余字，却明言“永词虽未能免俗，

然风流旖旎，亦足以移人”7，表达出对其词格之俗的批评。从中可见，在官方思想意志与乾嘉文坛尚雅风

尚的双重影响下，提要对于词格的雅俗予以了深度的关注。《放翁词》提要云：“叶绍翁《四朝闻见录》

载韩侂胄喜游附己，至出所爱四夫人号满头花者索词，有‘飞上锦裀红皱’之句。今集内不载。盖游老而

堕节，失身侂胄，为一时清议所讥。游亦自知其误，弃其稿而不存。《南园阅古泉记》不编于《渭南集》

中，亦此意也。而终不能禁当代之传述，是亦可谓炯戒者矣。”8此语否定了放翁的失节之举，并对其书写

艳情的应制词作加以批判。

馆臣以醇雅为词格上品，品骘历代词家词作，渗透了鲜明的文化审美观念，使得《总目》成为清代中

叶官方权力意志以及时代审美风尚对文学批评影响的一个显例。

三、四库体系之词学批评的价值与影响

文学作品的意义与价值需要通过读者的阅读方能实现。一部文学史的发展历程，追本溯源就是一个

审美生产与接受的过程。对这一过程加以研究，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文学史以及文学批评史的动态发展

历程，从历时的角度更宏观地认识文学同民族文化、思维方式、精神品格、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从而加

深我们对文学生产以及文学批评的理解。四库体系对古代词籍的整理与校勘，对宋代词学史的梳理，对作

家生平与大节的品评以及对词之体性，词学体派与风格的诠释，都必然会对当时以及后世词学批评产生影

响。

从词集的版本著录与校勘情况来看，四库叙录的版本虽多依毛晋《宋名家词》，对词集的校勘亦多

1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八《蜕岩词》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22页。

2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八《姑溪词》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10页。

3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八《介庵词》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16页。

4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八《西樵语业》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17页。

5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三《曝书亭集》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23页。

6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八《乐章集》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07页。

7 永瑢等：《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二〇，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87页。

8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八《放翁词》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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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袭万树《词律》，而不免有错讹之处。然而，其在词集提要中对词人的论世知人、对版本的考订、对内

容的校勘，对风格的评点，都对后世的词学以及目录学著作产生了影响。丁丙《善本藏书室志》、叶德辉

《郋园读书志》、耿文光《万卷精华楼藏书记》等论著，在论述词集的版本与校勘时，就多引用《总目》

之论。如《皕宋楼藏书志》多将所收书目与《四库提要》进行对照，其在《龟峰词》提要中曰：“《四

库》未收，各家书目罕见著录。”1从中可见出《总目》的典范作用。词集的校勘之学，虽自宋朝就已发

端，然而词集校勘成为专门之学，则自朱祖谋《彊村丛书》才臻于成熟完备2。而《总目》对词籍校勘之学

的重视则无疑对朱氏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从词体的起源论来看，馆臣注重词的音乐体性，将词体产生的时间确定于唐五代时期。凌廷堪曾于

乾隆四十八年（1783）投于翁方纲门下，入四库馆修书，受到《总目》重视词曲音律的影响，于嘉庆九年

（1804）编写《燕乐考原》3，细考了燕乐二十八调的来源、性质以及具体的音位，进一步揭开了词体与音

乐的关系。《四库提要》强调四声在词体中的运用，就启发了后世词学家对词体声韵的推崇。民国词学大

家夏承焘，曾对《四库简明目录》与《总目》有细致的研习，其在日记中曰：“《总目》虽纪文达、陆耳

山总其成，然经部属之戴东原，史部属之邵南江，子部属之周书仓，皆各集所长……惟集部颇漏略乖错，

多滋异议。”4他亦强调词体的四声之用：“去声最为拗怒，取介在两平之间，有击撞戛捺之妙……上去二

声，歌法不同，去声由高而低，上声由低而高，故必‘上去’或‘去上’连用，乃有累累贯珠之妙。”5指

出四声的妙用可增添词的韵律之美，此不能不说是受到了提要的影响。《四库提要》以官方的权威目录学

体式，褒举《钦定词谱》与《词律》，引用朱彝尊《词综》与万树《词律》的研究成果，倡导依律校词，

助澜了清朝中后期“词律学”的热潮。后世戈载严守声律，认为“韵学不明，词学亦因之而衰矣”，编成

《词林正韵》，其书“列平、上、去为十四部，入声为五部，共十九部，皆取古人之名词，参酌而审定

之，尽去诸弊”6，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总目》的影响。道光年间谢元淮《碎金词谱》，陈元鼎《词

律补遗》；咸丰年间杜文澜《词律校勘记》《词律补遗》，陈澧《声律通考》；以及民国徐绍棨《词律笺

榷》等词学声律学著作的相继出现，对研究中国词学与音乐学大有裨益。

从词家词作的批评来看，提要对词家的评价也对后世产生了影响。提要云吴文英词“卓然南宋一大

宗……盖其天分不及周邦彦，而研炼之功则过之。词家之有文英，亦如诗家之有李商隐也”7。这种评价

影响了浙西词派后学戈载对吴文英词的批评：“貌观之雕绘满眼，而实有灵气行乎其间。细心吟绎，觉味

美于回，引人入胜，既不病其晦涩，亦不见其堆垛，此与清真、梅溪、白石并为词学之正宗，一脉真传，

特稍变其面目耳。犹之玉溪生之诗，藻采组织，而神韵流转，旨趣永长，未可妄讥其獭祭也。”8光绪年间

的冯煦亦曾就提要对梦窗词的品评作出评价：“《提要》云：‘天分不及周邦彦，而研炼之功则过之，词

家之有吴文英，如诗家之有李商隐。’予则谓：商隐学老杜，亦如文英之学清真也。”9《总目》评清真词

“多用唐人诗句隐括入调，浑然天成”10，喜其浑成之句法，就对周济颇具启发。周济主张词作的浑然天

1 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一二〇，《续修四库全书》史部九二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661页。

2 参见吴熊和：《吴熊和词学论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3页。

3 参见凌廷堪：《燕乐考原》，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4 胡可先：《夏承焘学案》，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57页。

5 夏承焘：《唐宋词字声之演变》，《夏承焘集》第二册，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5页。

6 戈载：《词林正韵·发凡》，王鹏运编：《四印斋所刻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影印本，第281页。

7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九《梦窗稿》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19页。

8 戈载：《宋七家词选》卷四，清道光十七年版翠薇花馆刻本。

9 冯煦：《蒿庵论词》，《介存斋论词杂著·词话·蒿庵论词》，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69页。

10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八《片玉词》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11页。

四库体系中的词学批评探究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  第壹期·54·

成，视清真词为圭臬，提出作词要“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1。这种评价明显受到了

《总目》的影响。此外，李调元成书于乾隆四十九年的《雨村词话》、冯煦《蒿庵论词》以及胡薇元《岁

寒居词话》也多沿袭《总目》语2。《岁寒居词话》正文共三十八条，其中就有二十八条出自《总目》3。

从词坛的审美风尚来看，有清词坛，浙西、常州两派的消长，勾勒出清词发展的主脉络。陈匪石曾

评价道：“清代之词派，浙西、常州而已。”4《四库全书》于集部词曲类收录浙西词派朱彝尊《词综》

三十四卷，存录《浙西六家词》十卷。《浙西六家词》提要阐释了浙西词派得名的原因，以及派中的代表

人物：“所选为国朝朱彝尊、李良年、沈暤日、李符、沈岸登、龚翔麟之词。翔麟，仁和人。其五人皆嘉

兴人。故称浙西六家。”5而《词综》提要则详细阐释了浙西词派代表人物朱彝尊的词学宗主与词学思想，

并对其《词综》之版本考订与文献价值予以了高度的肯定：“盖彝尊本工于填词，平日尝以姜夔为词家正

宗，而张辑、卢祖皋、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张炎、周密为之羽翼。谓自此以后，得其门者或

寡。又谓小令当法汴京以前，慢词则取诸南渡。又谓论词必出于雅正，故曾慥录《雅词》，鲖阳居士辑

《复雅》。又盛称《绝妙好词》甄录之当。其立说，大抵精确。故其所选能简择不苟如此。以视《花间》

《草堂》诸编，胜之远矣。”6提要以官方目录学的权威视角对浙西词派的词派得名、词派的代表人物、词

派雅正的词学主张予以高屋建瓴的阐释，并对词派给予高度的评价，此势必会助澜浙西词派的发展。

《四库提要》注重词的比兴寄托之意，影响乾嘉词坛的词学审美风尚，在浙西与常州词派的词史地位

转换中，扮演了过渡的角色。以张炎词作为例，清初浙西词派朱彝尊从词之艺出发，肯定张炎词“意度超

玄、律吕协洽、当与白石老仙相鼓吹”7的音律之美。而《总目》则不仅注重张炎词作的音乐特质，亦注重

其词中的比兴寄托之意，言其“所作往往苍凉激楚，即景抒情，备写其身世盛衰之感，非徒以剪红刻翠为

工”8。《总目》推重词意的词学审美风尚就影响了常州一派。常州词派张惠言推尊词体，倡导词作要“言

中有寄托”9，其《词选》收四十四家一百一十六首词作，只录张炎一首《高阳台·西湖春感》，赞其“词

意凄咽，兴寄显然。疑亦黍离之感”的托兴之意，因袭了《总目》对张炎词作的评价。

常州词派注重词作的思想内容，强调词作对现实社会的“风雅”教化之用，承袭了《总目》的词学

审美观念。常州词派领袖张惠言编著《词选》，将“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10视为词之典范，

以儒家诗教的风骚之旨摒除雕琢鄙词。常州词派中坚周济更是以“寄托”论词，认为“有寄托，则表里相

宣，斐然成章”11。而陈廷焯以“本原”论词，重词的风骚之旨：“词至两宋而后，几成绝响。古之为词

者，志有所属，而故郁其辞。情有所感，而或隐其义，而要皆本诸《风》《骚》，归于忠厚。自新声竞

作，怀才之士皆不免为风气所囿。务取悦人，不复求本原所在。迦陵以豪放为苏、辛，而失其沈郁。竹垞

以清和为姜、史，而昧厥旨归。下此者更无论矣。”12这就接轨了《总目》重意轻艺的词学审美观念，推

1 周济：《宋四家词选》序，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43页。

2 夏志颖：《乾嘉之际对清初词学建构的反思——以〈四库全书总目·词曲类〉为中心》，《清代文学研究集刊》第二辑，人民文学出

版社2009年版，第54～65页。

3 按，参见胡薇元：《岁寒居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五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21～4042页。

4 陈匪石编著、钟振振校点：《旧时月色斋词谭》 ，《宋词举（ 外三种） 》 ，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 212 页。

5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二〇〇《浙西六家词》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34页。

6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九《词综》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25页。

7 朱彝尊、汪森：《词综》，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449页。

8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九《山中白云词》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22页。

9 况周颐：《词学讲义》，谭新红：《清词话考述》，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 335页。

10 张惠言：《词选序》，施蛰存：《词籍序跋萃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96页。

11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介存斋论词杂著 复堂词话 蒿庵论词》，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页。

12 陈廷焯：《白玉斋词话》卷五，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30页。

·55·

尊了词体。谭献指出“词为诗馀，非徒诗之馀，而乐府之馀也”1，这种对词体的溯源毋宁说与《总目》有

前后承递的关系。

就词学批评而言，《四库提要》还建构起对词学批评的立体图景。在乾嘉考证实学的文化环境中，四

库馆臣对历代词学文献悉心搜罗、甄选版本、校勘讹误、知人论世、梳理词史发展脉络，品评词学风格，

进而形成目录，方便后人摄取词学的相关信息。如此浩大的官方词学文献史料的梳理工程在词学史上是具

有词学里程碑意义的。《四库提要》不仅有微观上的词学文献的收集，还有宏观的词学史视野的建构，实

现了史料与史观的有机结合，呈现出中国古代词学批评的立体图景。《四库提要》有意识地将宋代的散

文、骈文、诗歌、词曲分体类而论，展现出明晰的文体学意识，并建构出以诗文雅正之体为宗、以词曲俚

俗之体为辅的文体谱系。由此，《四库提要》不仅提供了详备的文体分类方式与文体谱系，还追溯了各类

文体的源流正变，为我们展现出封建社会末期、官方视野下的文体观念，为近代文体学的构建奠定了基

础。中国至清末民初方始建立的“中国文学史”这一科目，其框架也受到了《总目》的影响。

文学批评是推动文学发展的重要力量。四库体系对历代文学作品的著录、校勘与批评，凝萃着官方的

权力意志，与诸多四库馆臣的心血，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官方正统文学观念的最高典范。四库体系的词学批

评，加深了后世对词学的认知，对后世的词学理论与词学创作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而对于四库体系

词学审美诠释的考察亦能从历时的角度彰显《总目》文学批评的价值与影响，从而更客观地定位《四库全

书》及《总目》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

The Exploration of Ciology’s Criticize in the Siku’s SystemWu Yana

                          

Abstract：The Siku’s  system which was compoesd by the Siku Quanshu and Siku Quanshu Zongmu，was 

organicly assembled an Artistic aesthetic system which was combined with a knowledge structure in macroscopic view 

and an ideological criticism in an micro perspective. It had been showed the official’s ideological power in the middle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Siku’s system had been represented the official’s feature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aesthetic fashion in the Qian Jia’s literary arena style brightly with the classification， quantity and the comment 

of the Ciology’s documents.To start with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poem and Ci， Siku Quanshu Zongmu，it had 

been considered that the Ci have been originated from the The Book of Songs just as the same as the poem， and it 

has the music’s nature. Zongmu  was paid attention to express the thoughts and emotions， to convey the metaphor 

and analogy of Ci. Zongmu was carried out  the Ci which was elegant and perfect， and then rejected the Ci which 

was vulgar and frippery. The criticism of the Ciology which was given by Zongmu， has an important value and a big 

influence for the latter Ci arena.

Key words：The Siku’s system；Siku Quanshu Zongmu；Ciology；Value；Influence

责任编辑：胡海琴

1 谭献：《复堂词话》，《介存斋论词杂著 复堂词话 蒿庵论词》，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9页。

四库体系中的词学批评探究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  第壹期·56·

寓修于立：《四库全书》纂修与大一统秩序建立

张宜弘

（太原市图书馆　山西　太原　030000）

在纂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乾隆皇帝下发的谕旨不仅涉及到如何修书的问题，实际上更为重要

的是在修书过程中处理国事。乾隆帝于四库全书馆进呈的《江西通志》一书见蔡士英封禁山一疏，立即想

到“该处地连闽浙，林密山深，材木自不可胜用”，因此命人查明“其中有无奸匪藏匿，居民有无偷入私

采，如该处山林之外竟有可耕之田，所产木植可以取材适用之处”1，此地有无耕田、木材，地方臣工对

此并未专折奏明，如果不是通过纂修《四库全书》则乾隆帝并不会想到此事，亦未会命专员查明。此事与

《四库全书》纂修本身毫无关系，由此可见乾隆帝与臣下的往来奏折并不仅仅是涉及《四库全书》纂修体

裁义例等问题，而是借修书以处理国事。乾隆帝借纂修《四库全书》之机，通过指导史书的编纂，在有目

的地构建以清朝为核心的大一统秩序。乾隆帝通过构建以“尊君敬上”为内核，以“幅员广阔”为外在表

现形式，以“正统观”为维系的大一统秩序，并以此对抗“夷夏之防”的观念。

在纂修《四库全书》过程中，乾隆帝一方面借修书大力删毁书中带有“万历以前指斥满洲先祖字样

者”“语涉西部边外部落偏谬者”“与钱谦益诸人相关者”等违碍书籍；另一方面他依托康乾盛世，挟

帝王雷霆之势，在收入书籍的标准、收入书籍的次序安排以及《总目》对书籍的评价等方面，都贯彻了自

己的政治秩序标准。同时在修书过程中，乾隆帝多次下旨，令朝廷重臣纂修书籍，以表达他自己的政治诉

求；而禁书和修书都是乾隆帝构建社会秩序的不同手段，二者相辅相成。《四库全书》纂修完成之时间，

也即是乾隆帝构建以自身主导的文化秩序形成之日。

作者简介：张宜弘，1993年生，山西和顺人，太原市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四库学。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906页。

摘  要：乾隆在位期间，清王朝进入了全盛阶段，达到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最高

峰。在他的主持下，由纪昀、陆锡熊等纂修完成的《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

丛书。其纂修背景、纂修思想、纂修过程以及对著作的选删标准等，无不体现了乾隆帝的治

国理念和对大一统秩序的认识和构建。为消解明遗民的文化抵抗意识，乾隆帝在重新构建以

清廷为主导的大一统秩序，以期在思想文化领域中赢得主导权。本文从尊君敬上、大一统

观、树立正统以及多元共主国家观四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四库全书》　尊君敬上　正统观

中图分类号：K24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20）01-5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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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951页。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429页。

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30页。

一、 纲常名教，构建文化大一统观

为消弭“夷夏之防”的文化影响，乾隆帝一直在构建以清廷为主导，以“尊君敬上”为核心的文化大

一统秩序。乾隆帝与臣子在纂修过程中的奏折往来，就是“尊君敬上”理念逐步完善塑造的过程。在纂修

《四库全书》过程当中，乾隆帝借查办违碍书籍以及对案件最终处罚的宽严不同，对大臣所奏事的回应来

建构自己的大一统秩序。如在王锡侯一案中对海成的处罚是希望大臣切实办理，勿空言塞责；在徐述夔一

案中对沈德潜的处罚是希望在籍朝绅者心怀尊君敬上之意。为建构“尊君敬上”的文化社会秩序，乾隆帝

不仅通过查办违碍书籍，希望大臣和在籍朝绅的配合，同时借编修书籍之机，主动构建以“尊君敬上”为

核心的文化大一统秩序。

（一）爱养百姓，清朝君主厚泽频施

在纂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乾隆帝一再下令让各省督抚大力查缴违碍书籍，各省督抚鉴于乾隆帝

对海成和徐述夔的处罚，皆心存惶惑，为求保全身家性命，他们都特别留意书籍中“肆为诋毁”等相关的

触背字面。在查缴违碍书籍时，督抚们不论事之轻重，均采用严行深究的方式，文字狱因而大为兴起。江

苏巡抚杨魁曾因一县民妄用“赦”字而对其严加处罚，而此举乾隆帝亦斥之为因噎废食，办理过当。

但在乾隆帝举全国之力销毁违碍书籍、各大臣对避讳悖逆字面如临大敌的情形之下，乾隆帝在编

录《明季奏疏》一书时却说“将触背字面略为改易选录，馀仍分别撤毁，于办理违碍书籍，亦属并行不

悖”1。乾隆的这一举动并非不关心违碍书籍“触背字面”之事，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动机在内。清廷之所

以编修《明季奏疏》，无外乎是乾隆帝想向天下臣民体现明代对百姓的严刑峻罚，征敛日增的情况，以此

烘托出清朝政治清明、体恤百姓的善政。

因此乾隆帝下令编录《明季奏疏》一书其用意：首先是“使天下后世晓然于明之所以亡”，告知天

下臣民明之弊政，虽经其臣苦口谏言但其君却置若罔闻；其次是将明季节臣抗疏直谏、匡救时艰的忠荩之

忱保留下来。纂修《四库全书》后期，乾隆帝又下令命诸皇子同总师傅为总裁共同纂辑《明名臣奏议》，

他认为此事关系到“明季之所以亡，与我朝之所以兴，敬怠之分，天人之际，不可不深思远虑，触目惊

心”2。其用意无外乎是想向天下臣工表明：其一，明之君主寡德鲜恩、无所作为致使朝政不明；其二，是

明之节臣谠言直谏、极尽忠义。通过明朝君臣的对比，至为关键的是想让天下深知明之百姓多愁苦，并借

此确立清的政治优越性和合法性。

乾隆帝不止一次地在上谕中论述明代朝政不明、百姓含冤穷苦之状。乾隆四十三年，乾隆帝在上谕中

说：“即以前明政事而论，并无可以动民系恋者。如洪武开基，严刑峻罚，永乐篡逆，瓜蔓抄诛，士民无

不含怨……此皆见于史册者，有何可以系感之处，而追念不忘乎！至我本朝，列圣相承，爱养百姓，赈灾

蠲缓，厚泽频施……小民具有天良，岂有不知感戴。”3在此乾隆帝想通过明代横征暴敛致使士民含冤愁苦

之情形，与清代厚泽频施使士民安居乐业之情景对比，让天下臣民深知清代爱养百姓之旨。乾隆帝主导纂

修《明季奏疏》及《明名臣奏议》二书亦是此意。

（二）崇讲忠贞，以励臣节而示来兹

乾隆帝在纂修《四库全书》过程中构建尊君敬上的文化大一统秩序，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褒扬忠烈，

“以励臣节而示来兹”。在《四库全书》纂修伊始，乾隆帝就令内阁将《三国志》中关帝的谥号改为“忠

义”，他认为“关帝在当时力扶炎汉，志节凛然”3。顺治年间，清世祖为褒扬忠烈封关帝为“忠义神武大

寓修于立：《四库全书》纂修与大一统秩序建立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  第壹期·58·

帝”，及至乾隆帝又加“灵佑”二字，使海内外均知关帝作为臣子对君主之忠，借以勉励大臣。

乾隆帝在看到四库全书馆进呈宋代李廌诗集中出现“汉彻方秦政，何乃误至斯”之句，面对宋代诗人

李廌对异代君主汉武帝直呼其名的情形时，他认为“至汉武帝在汉室尚为振作有为之主，且兴贤用能，独

持纲纪，虽黩武惑溺神仙，乃其失之小疵，岂得直书其名，与秦政、曹丕并论乎”1。并指斥李廌“伊祖未

尝不曾为其臣，岂应率逞笔端，罔顾名义，轻妄若此”2。命人将“汉彻”改为“汉武”。由此观之，乾隆

帝极为重视臣子对帝王的尊崇，而这种尊崇不仅体现在厘正臣工称名不讳状况，亦体现在清朝对历代帝王

的尊崇方面。

对历代帝王的祭祀，虽早已有之，但大规模对历代帝王的合祀则正式始于于明代洪武年间，但明只祭

祀十六位帝王。对此清康熙帝认为“凡曾在位，除无道被弑，亡国之主外，应尽入庙崇祀”3。并认为“前

代帝王，曾为天下主，后世之人，俱分属臣子，而可轻肆议论，定其崇祀与不崇祀乎”4，乾隆帝继承康熙

帝的旨意，主张人臣者不可轻肆议论君主，他在阅览《大清通礼》时，再次强调“凡帝王曾在位者，除无

道被弒亡国之主，此外应尽入庙”5，从而再次增加历代帝王入祀帝王庙的人数。

乾隆帝在查办违碍书籍的过程中，不仅有见书中悖逆事迹而处罚作者及为之作序者，因书及人事（如

王锡侯案、徐述夔案），亦有因人及书之事。如乾隆帝命人将钱谦益、金堡、屈大均等人之书逐细查明，

概行毁弃，当看到《国朝诗别裁集》中将钱谦益居首时，乾隆帝怒斥“有乖千秋公论”6。乾隆帝之所以

极为不齿钱谦益等人，其原因无非是钱谦益身事两朝之故，在明已居大位，而又身事清朝；金堡、屈大均

等辈在明清易代之际均不能死节，腼颜苟活。反之乾隆帝却极为赞赏刘宗周、黄道周等人，认为其“立朝

守正，风节凛然，其奏议慷慨极言，忠荩溢于简牍，卒之以身殉国，不愧一代完人”7。因此，乾隆帝对其

所著之书亦不忍焚弃，下令只需酌改数字，勿令湮没不彰。乾隆帝之所以如此褒扬忠烈，是因为他认为：

“夫人臣，策名委质，忠于所事，既遇宗社改移，自应抗节捐躯，方无愧在三之义。是以明末殉难诸臣，

朕嘉其忠烈，特为赐谥，虽其中有曾经抗我颜行者，亦令一并褒谥。盖以各为其主，在本朝则为梗化，而

在胜国不失为效忠，未忍令其湮没弗彰，爰为之锡谥表扬，以发幽光而昭激劝”8。

在此乾隆帝借史书编纂而向天下臣工强调“尊敬”二字，对《三国志》、前代诗文的修改和明季节臣

书籍的保留均是乾隆帝为千秋公论计，崇讲忠贞，以励臣节而示来兹。

（三）斧钺之诛，以为彰善瘅恶之计

乾隆帝在纂修《四库全书》过程中，设立《贰臣传》一门以补前世史传所未及。乾隆帝自称编纂《贰

臣传》其用意是为“扶植纲常，为世道人心之计”9。乾隆帝认为褒扬忠烈、加谥胜国死事诸臣是扶植纲

常、彰善瘅恶的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即是对此大节有亏之人，施以斧钺之诛。乾隆帝认为明清易代之际望

风归附的明代诸臣“今事后平情而论，若而人者，皆以胜国臣僚，乃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辄

复畏死幸生，腼颜降附，岂得复谓之完人？即或稍有片长足录，其瑕疵自不能掩”10。洪承畴等人虽为清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27页。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27页。

3 《清圣祖实录》卷二九二，康熙六十年四月，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六册，第838页。

4 《清圣祖实录》卷二九二，康熙六十年四月，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六册，第838页。

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776～1777页。

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56页。

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52页。

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160页。

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750页。

1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58～5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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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统一立下汗马功劳，但因其身事二朝，因此被乾隆帝认为大节有亏，将其编入《贰臣传》以作惩戒。

而对《贰臣传》中的人物乾隆帝亦有区分，分甲乙二编。如对洪承畴、李永芳等力屈俘降后即具“有

死无贰之义”等人比之战国豫让，虽属大节有亏但仍有功绩可纪者编入甲编；深为讥讽钱谦益等人，认为

其“行素不端，及明祚既移，率先归命，乃敢于诗文阴行诋毁，是为进退无据，非复人类”1。因此，乾隆

帝将像钱谦益一样在归附后又肆机诽谤当朝或者是先降李自成又降清朝的人列入乙编。乾隆五十四年，乾

隆帝又从乙编内别立《逆臣传》。其标准在于，乾隆帝认为明季诸臣降复清朝，尚可说是天命有归。或继

降清朝又从唐、桂各王者，虽其反侧无定，但尚可托词心怀故主，故仍可列入乙编。先经从李自成、复降

清朝之人或已经归顺又从吴三桂等，乾隆帝斥之为“惟知嗜利偷生，罔顾大义，不足齿于人类”2，将其编

入《逆臣传》一门。

正如董恩林所认为的那样，通过史书编纂中“材料如何取舍，诸如哪些人可以立传，哪些人不足挂

齿；哪些事件可详，哪些事件宜略；时间断限，地理范围，注释与附录的有无与详略等”3来体现作者的史

学观念和认识。乾隆帝通过指导史书编纂，对胜国死事诸臣的褒扬，对大节有亏之人的贬斥，旨在使天下

臣工知“尊君敬上”之意；编纂《明季奏疏》，将明代对百姓之严苛和当朝对百姓之宽厚作对比，使天下

百姓知“尊君敬上”之意。以史书编纂为中心，乾隆帝建构起了以尊君敬上为核心的文化大一统秩序。

二、开拓广远，构建地理大一统观

《四库全书》的纂修既是乾隆皇帝“运启人文，功隆圣学”的产物，同时又反映当时“九州之砥属，

八极之会同”的实际状况。在乾隆帝时期，中国的疆域空前统一，疆域面积扩大，构建地理大一统观也在

《四库全书》的纂修中集中体现。

（一）幅员日廓、咸登版籍

清代中期的康乾盛世，雍正皇帝曾自豪地宣称：“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4。到

了乾隆年间，疆域面积不断扩大，四库馆臣在纂修《四库全书》时说“今志距诏修旧志之时仅数十载，而

职方所隶已非旧志所能该”5。乾隆帝的大一统另一方面体现在其疆域范围的扩大上，前代未及教化之地至

乾隆时期已咸隶版图。我国东北方区域，“秦汉以来，越在绝徼，未入版图，元魏建安、营二州，唐时有

营州都督府，然不过侨治于内地。辽金及元始芗其名，而历服未久，故址旋荒。明弃大宁，视为外域。我

国家抚临寰宇，薄海内外，咸登版籍”6，在秦皇汉武时期尚为绝徼的热河一带，唐有开元盛世亦不过只是

侨治，明代视作外域，在清朝时却成为户闼之间。

《四库全书》无论是在成书之日还是在纂修过程当中都反映着康乾盛世的一派繁荣气象，从《总目》

中我们可以看出，乾隆时期四库馆臣对君王和国家的骄傲与自信：“天山两道，拓地二万馀里，西通濛

汜，悉主悉臣，月□以东，皆我疆索。星轺虎节，络绎往来，如在户闼之内”7、“迨我皇上星弧遥指，月

窟咸归，诸回部并隶版图”8、“天山南北，桴鼓不鸣，展拓黄图凡二万馀里……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威弧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84页。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161页。

3 董恩林：《历史编纂学论纲》，《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四期，第125页。

4《清世宗实录》卷八三，雍正七年七月，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八册，第99页。

5 《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八《大清一统志》，中华书局1997年整理本，第928页。

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71～772页。

7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六九《钦定河源纪略》，中华书局1997年整理本，第951页。

8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九《钦定兰州纪略》，中华书局1997年整理本，第681页。

寓修于立：《四库全书》纂修与大一统秩序建立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  第壹期·60·

之所震如是其远，皇舆之所拓如是其廓者”1。《总目》中处处可以看到乾隆时期的一派盛世气象，乾隆帝

统治时期，统治疆域的扩大和边疆地区诸部落“咸归版籍”，是“大一统”最明显的标志。

乾隆帝的地理大一统不仅体现在疆域范围的扩大上，而且还体现在对版图中疆域的控制力上。“昔唐

分天下为十道，陇右道本居第六，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乃退列为第十，以其地已陷没吐蕃故也。宋之疆

域最狭，欧阳忞《舆地广记》其于所不能有者，别立化外州之名，已为巧饰。至祝穆《方舆胜览》，则并

淮北亦不及一字矣”2。在我国古代王朝中，唐宋虽盛但其对疆域的控制力却较差。清代不仅幅员日增，而

且“凡昔所称羁縻州者，无不隶王官而登户籍”3。清朝对版图中疆域的控制力却在进一步加强，往昔仅能

“羁縻勿绝”之处，现在却“其存者亦无不革心顺化，比于郡县”4。

清朝对疆域的控制，不仅体现在明显有效的控制力上，还使得“羁縻之地”隶王官而登户籍，同样体

现在其“长驾远驭”之略上。长期以来，以蒙古诸部代表的游牧民族一直与农耕民族攻伐不断，乾隆帝认

为是“固由风气刚劲，习于战斗，恒不肯服属于人，亦由威德不足以摄之，故不为用，而反为患也”5。到

了清朝崛起时，科尔沁首先内附，随后鄂尔多斯、杜尔伯特、札赖特等部落亦相机内附，效“折冲御晦”

之力，成“炳耀丹青”之功。

（二）祛万古之疑，订百世之谬

随着乾隆时期疆域范围的扩大，之前对疆域认识的错误也在逐步改正。对于西域之地，四库馆臣宣称

“我皇上开辟天西，咸归版籍。《钦定西域图志》征实传信，凡前代传闻之说，一一厘正”6。关于黄河源

头到底在哪里，“汉通西域，张骞仅得其梗概，以三十六国不入版图故也。元世祖时，尝遣笃什穷探，乃

仅至星宿海而止，不知有阿勒坦郭勒之黄水，又不知有盐泽之伏流，岂非以开国之初，倥偬草创，不能事

事责其实，故虽能至其地，而考之终未审欤”7。历朝历代都在探求并得出自己的结论，元代时认为黄河出

自星宿海。等到乾隆帝平定西域之后，派遣大学士阿桂之子阿弥达前往青海探求河源，乃知星宿海之上阿

勒坦郭勒为黄河上游，再上阿勒坦噶达素齐老而为黄河源头。疆域的扩大，使得乾隆帝自信地宣称从前之

讹至此可以作一定论：

凡汉唐以来足迹所不能至者，无不星罗眉列，缕晰分派源流，从此永彰定论。是由圣朝版章式

廓，一订向来耳食之讹，勒为成编，传信万世。8…

记流沙以外者，自《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列传》始详。而异域传闻，讹谬亦复不

少。至法显、玄奘之所记，附会佛典，更多属子虚。盖龙沙、葱雪，道里迢遥，非前代兵力所能

至。即或偶涉其地，而终弗能有。故记载者依稀影响，无由核其实也。9…

前代人对于边疆区域认知讹谬的原因在于传闻甚多故不得其真，路途遥远使得前代兵力不能至，商人

使臣偶到其地其所见所闻难免残缺。但乾隆帝时期神武奋扬，中外一家，纵然是荒略之地、边漠之区也因

隶版图而受教化，故可祛万古之疑，订百世之谬。

1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九《御定平定准噶尔方略》，中华书局1997年整理本，第679页。

2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八《大清一统志》，中华书局1997年整理本，第928页。

3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八《广西通志》，中华书局1997年整理本，第944页。

4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七九《土官底簿》，中华书局1997年整理本，第1064页。

5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八《钦定蒙古王公功绩表传》，中华书局1997年整理本，第814页。

6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七一《大唐西域记》，中华书局1997年整理本，第975页。

7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六九《钦定河源纪略》，中华书局1997年整理本，第951页。

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791页。

9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八《钦定皇舆西域图志》，中华书局1997年整理本，第939～940页。

·61·

“大一统”一词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虽出现较晚，但中国很早就有“天下一家”的传统，统一

历来是中华民族的追求目标。自儒家提出之后，历代统治者莫不将建造“大一统”奉为自己的政治主张。

秦朝首先将“大一统”理论付诸实践，开创了“书同文，车同轨，同律度量衡”的“大一统”时代。清朝

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最终形成的时期，在此期间修成的《四库全书》处处都体现着清朝的“大一

统”成绩。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乾隆帝从清朝疆域范围的扩大、对疆域的有效控制和更正前代的错误

认识三个方面反映清中期的大一统地理观念，这不仅宣扬了乾隆帝文治武功，同时也是乾隆帝建构“大一

统”天下的重要步骤。开拓广远，以此回应之前“夷夏问题”中的此疆彼界之分。

三、盛德宣怀，乾隆帝树立正统观

早在汉代，董仲舒就提出了“何以谓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

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应变，故作科以奉

天地，故谓之王正月也”1。认为“大一统”最终在于“一统于天下”，但其前提是“受命”，天命根据

统治者的德行在转移，受天之命即是统治者正统地位的来源，而正统的表现形式在于“改正朔，易服色，

制礼乐”。“正统”一词的内涵最早体现在孔子所作《春秋》，至北宋欧阳修解释为“正者，所以正天下

之不正者；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作”2。认为“正统”就是“正天下

之不正者”通过辩驳前代之“不正”来论述清朝的正统合法性，而辩驳的依据就在于“仁德”。“皇天无

亲，惟德是辅”，新朝统治者在论述自己的正统地位时总是在斥责前代帝王荒淫无道，治下民不聊生以至

于天命不再眷顾，而自身德泽仁厚，百姓安居乐业，暗示着清朝天命所归。

（一）荒淫无道与盛德宣怀

乾隆帝认为明时流毒天下至酷，朝堂之上“士大夫趋势附羶，则惟明人为最多”3；军队之中“当日

军政，殊无纪律”4。以至于出现天下烽烟四起，黎民皮骨仅存的现象。对于明代出现的种种弊政，乾隆帝

认为是由于“其君缀旒于上，竟置国是若罔闻”5，因此导致明之纲纪日隳。在论述前朝灭亡的原因时，清

朝将之主要归结在个人德行方面。当时国势阽危，明季诸臣不忘抗疏直谏匡救时艰，且其上疏皆属详明剀

切、切中时弊，但其君却置若罔闻，不能稍收补救之效。因此乾隆帝专门编写《明季奏疏》一书使天下万

世晓然于明之所以亡，他认为明亡的原因主要在其君主失德。明代君主“妄信谗言，潜谋戕害”6，导致清

太祖以七大恨告天，兴师报复，为清朝嬗代前朝披上合理化的外衣。

四库馆臣认为福王德行荒淫，以致自贻颠覆。李自成攻陷北京城后，江右遗臣相继拥护福王，如果福

王能够立国自强，“则一线绵延，未尝不足比于宋高宗之建炎南渡”7，仍可凭借半壁江山图存宗社。但君

臣燕雀处堂，不知祸之将及己也，以致国亡。他们将南明国亡的原因归结在福王自身德行荒淫之上。

乾隆帝在纂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本来对明末清初及后人语及辽、金、元三代之事大为重视，而

群臣也将此作为重点奏进应毁书籍，但群臣上奏后，乾隆帝却每每对言明朝弊政之书网开一面，认为这些

书籍“实不足罪”，对于其中的“乖触字句”只有酌改数字便可以存其原书。其本意无非是让天下万世知

1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七，中华书局1992年点校本，第185页。

2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一六《居士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67页。

3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明史》，中华书局1997年整理本，第641页。

4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三《南征录》，中华书局1997年整理本，第738页。

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429页。

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19页。

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60页。

寓修于立：《四库全书》纂修与大一统秩序建立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  第壹期·62·

晓明朝节臣材优干济，所上奏议切明厉害，但其君却置若罔闻，明之亡实亡于君主的荒淫无道。乾隆帝还

通过批评明朝君主德行低下以衬托自身盛德宣怀，在修纂《四库全书》时，处处不忘标榜自身大公至正之

意。认为“人主之道，惟在敬天勤民，兢兢业业，以绵亿万载之丕基”1。四库馆臣也多次记载乾隆皇帝及

清朝的德行。《总目》赞誉乾隆帝在平定大小金川的战争中“我皇上圣度符天，宏开汤网，闵其知罪，许

以自新”2。扫除撒拉尔逆回之后，《总目》中记载“我皇上天地为心，兼包并育，不欲尽翦其族类”3，

鼓吹乾隆帝神武仁德之至意。并且书中随处可见对各部落慕化归诚的描述：

梯航鳞集，琛赆旅来。乃增绘伊犁、哈萨克、布鲁特、乌什、巴达克山、安集延诸部，共为

三百馀种。分图系说，共为七卷，告成于乾隆二十二年。迨乾隆二十八年以后，爱乌罕、霍罕、启

齐玉苏、乌尔根齐诸部，咸奉表入觐，土尔扈特全部自俄罗斯来归，云南整欠、景海诸土目又相继

内附。4…

四库馆臣认为，自古诸帝虽均大力称赞自身怀来之盛，梁武帝命裴子野作《方国使图》，阎立本应诏

而作《职贡图》，但相对清朝而言，其来往使者为数不及清朝十分之一，以此昭示乾隆帝盛德实为亘古所

未有。

《总目》不仅通过描述诸部咸奉表入觐之事以称赞乾隆帝之盛德，而且还通过“庙祀历代帝王”一

事，鼓吹他的大公至正。前代帝王庙祭祀历代君王只有寥寥几位，至康熙年间变为“以凡帝王曾在位者，

除无道被弒亡国之主，此外尽应入庙，即一、二年者，亦应崇祀”5。但乾隆帝对明朝君主却较为特殊，按

理说亡国之主不应入祀帝王庙，但愍帝却被特令庙祀，神、熹二宗却被撤出，这是因为明虽亡于愍帝，但

实是由于神、熹二宗荒淫而失国。

四库馆臣遵从乾隆帝的意志，认为明代君主荒淫无道以致国亡，乾隆自身敬天勤民、大公至正，终于

使得诸部落咸稽首而效心。他们将“德行”作为评判的标准“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暗含着明代失德因

而失去“天命”的眷顾，清朝的建立乃是天命所归。

（二）道统延续与受命天眷

满清王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夺取天下后吸收并保持了中国历代王朝的传统。正如欧立德所说：

“满洲帝王需要（或者至少他们自己觉得需要）让那些抱怀疑态度、怀念前明的人相信，尽管他们不是中

原的汉人，但他们还是认同并延续前代天子所流传下来的道统与正统的。”6 

首先，中国历代王朝皆有石刻经书以考订异同的传统。最早在东汉熹平四年，汉灵帝便命蔡邕等人

将儒家经典刻成石书，被称之为《熹平石经》，后历代王朝延续传统陆续刊刻《三体石经》《开成石经》

《孟蜀石经》《嘉祐石经》和《南宋石经》。乾隆帝尊重前代传统，在纂修《四库全书》时，命内廷翰林

详为校核之前蒋衡所进手书十三经，并派和珅、刘墉、金简等多位重臣负责此事，将其“刊之石版，列于

太学，用垂永久”7，以光文教，这在饱读儒家经典的士人看来可谓是一大盛事。乾隆帝的大一统，是继承

前代“传统”的大一统，纂修《四库全书》一事本身及刊刻石经都含有“合万古之制”之意。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76页。

2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九《钦定平定金川方略》，中华书局1997年整理本，第679页。

3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九《钦定石峰堡纪略》，中华书局1997年整理本，第681页。

4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七一《皇清职贡图》，中华书局1997年整理本，第979～980页。

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776～1777页。

6 欧立德：《乾隆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2页。

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259页。

·63·

其次，乾隆帝在论述自身正统地位时，也使用了中国古代传统的“英雄祖先”叙事模式来阐释满族的

起源。为说明满族的起源，在纂修《四库全书》当中，乾隆帝先后命于敏中与阿桂、和珅、董诰等四人编

纂《满洲源流考》。为考证满洲的历史乾隆帝曾专门下发谕旨称：

我朝肇兴时旧称满珠，所属曰珠申，后改称满珠，而汉字相沿，讹为满洲。其实即古肃慎为珠

申之转音，更足征疆域之相同矣。又《后汉书·三韩传》谓辰韩人儿生，欲令头扁，押之以石。夫

儿初堕地，岂堪以石押头？其说实悖于理。国朝旧俗，儿生数日置卧具，令儿仰寝其中，久而脑骨

自平，头形似扁。斯乃习而自然，无足为异。1…

乾隆帝通过文字音韵和习俗两个方面考证满洲为古肃慎之后，认为满洲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古

老民族，满洲人的先祖起源于仙女下凡，由于仙女在长白山沐浴吞得神鹊衔来的朱果才诞生了满洲人的祖

先。清廷为满洲的起源披上一层浪漫的外衣，他们认为清朝受到上天的眷顾其起源乃是天意使然，乾隆帝

“至若我国家诞膺天眷，朱果发祥，亦如商之元鸟降生、周之高禖履武，纪以为受命之符”2。乾隆帝叙述

满洲悠久的历史和浪漫的起源，无疑是借鉴了中国古代“英雄祖先”的叙述模式，将满洲之起源与商、周

相提并论，同时也将“朱果发祥”作为清廷承天受命之表征。

总的来说，在纂修《四库全书》过程中，乾隆帝论述清朝的正统地位时首先根据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和“敬天保民”的传统，将明的荒淫无道与清朝之盛德宣怀作对比，以此论证天

命的转移。其次，乾隆帝延续前朝的传统石刻经书，并采用中国古代“英雄祖先”的叙事模式，以此论证

清王朝的正统性。

四、《四库全书》编纂与多元共主国家观

乾隆帝构建的大一统秩序不仅体现在其神武奋扬、拓地万里的丰功伟绩和诸部落相继内附，稽首效心

的管理之道，同时也在于他对不同族群风俗物产的保护之上。正如杨念群所说，清朝在“树立另一套多元

共主和拥有广阔疆域正当性的历史书写策略……《四库全书》的编纂就是重建多民族共同体的尝试”3。

《四库全书》所囊括的经、史、子、集四部典籍中，著录和保存了大量有关各部落传授源流、语言音

韵和风俗物产的著作。这些书籍对各部落的性情习俗、服事好尚也多为载录。《皇清职贡图》中对诸部落

“凡性情习俗，服食好尚，罔不具载”4；《夷俗记》“是书专纪鞑靼风俗”5；《楚南苗志》载“苗人种

类、风俗、物产、言语、衣服”6；《筇竹杖》记“峒黎风土”7；《粤风续·九》中“采其土人歌谣，又

附傜、狼、僮歌数种，汇为一编”8。在保存诸部落风俗中，乾隆帝对蒙古、新疆特别重视，曾专下谕旨翻

译《钦定蒙古源流》，并纂修《钦定蒙古王公功绩表传》《御定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钦定西

域同文志》和《钦定同文韵统》等书。他不仅注重收录蒙古“建功端委、传派亲属”等事迹，而且对蒙古

文字的读法、写法也详为备列，前朝纂修的《蒙古译语》《华夷译语》和《蒙古字韵》虽“简陋殊甚”但

都列为存目。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18页。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20页。

3 杨念群：《“大一统”：诠释“何谓中国”的一个新途径》，《南方文物》2016年第一期，第15页。

4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七一《皇清职贡图》，中华书局1997年整理本，第980页。

5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八《夷俗记》，中华书局1997年整理本，第1054页。

6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八《楚南苗志》，中华书局1997年整理本，第1057页。

7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三《筇竹杖》，中华书局1997年整理本，第1904页。

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四库全书总目》卷二〇〇《粤风续·九》，中华书局1997年整理本，第2819页。

寓修于立：《四库全书》纂修与大一统秩序建立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  第壹期·64·

乾隆帝不仅重视保存各族群的风俗文化，并且尊重各族群风俗文化。如对宋代叶隆礼《契丹国志》

中所记“祭用白马、灰牛、毡中枯骨、变形视事及戴野猪头披皮”1等风俗，乾隆帝认为“虽迹涉荒诞，

然与书诗所载简狄吞卵、姜嫄履武，复何以异？盖古人神道设教，以溯发祥，义正如此，又何信远而疑近

乎”2，不容他人诋毁质疑各族群风俗文化。

《四库全书总目》中明确记载各民族风俗文化书籍凡四十七部，其中著录书籍二十五部，存目书籍

二十二部，著作涵盖了经、史、子、集四部，在经部小学类、史部纪事本末类、杂史类、传记类、载记

类、地理类、职官类、子部小说家类、集部别集类、词曲类十个门类中均有涉及。作者年代涵盖唐、宋、

元、明、清五朝并主要集中在明、清两朝整，理如下表：

《四库全书总目》有关录存各民族文化风俗情况3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419页。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419页。

3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7年整理本。

书名 所保存文化风俗状况

御制清文鉴、补编、总纲、补总纲 因汉文可以通国书，因国书可以通汉文

御定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 以国书为主，而贯通于蒙古书、汉书

钦定西域同文志 乃命考校诸番文字，定著是编

钦定同文韵统 以西番字母参考天竺字母，贯合其异同，而各以汉字译其音

蒙古译语 今详定译语一卷

华夷译语 后命番僧造蒙古字，反复纽切然后成文

蒙古字韵 每一蒙古字，以汉字音注

炎徼纪闻 次纪云南诸夷，次杂纪诸蛮夷

滇考 撮其沿革之旧迹，治乱之大端，标题记述

钦定蒙古源流至于塞外立国，传授源流，以逮人地诸名，语言音韵，皆其所亲知

灼见

百越先贤志 因搜辑百越先贤，断自东汉，得一百二十人，各为之传

钦定蒙古王公功绩表传 考今蒙古诸部

钦定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蒙古、高丽、尼堪、台尼堪、抚顺尼堪，久隶八旗者，亦追溯从

来，附著于末

西使记 往返道途之所见

使西域记 所历哈烈撒马儿罕等凡十七国，述其山川风俗物产

蛮书 于六诏种族、风俗、山川、道里及前后措置始末，撰次极详

南诏事略 摭拾各史《蛮夷传》及滇中旧志，参订而成。

滇载记 统纪滇域原始，及各部姓种类

滇略 三曰《产略》，志物产也。四曰《俗略》，志民风也

钦定满洲源流考 朱果发祥，肇基东土

钦定皇與西域图志 次《风俗》《音乐》各一卷，《服物》二卷，《土产》一卷

钦定河源纪略次曰《杂录》，凡名山、古迹、物产、土风，介在洪流左右者，皆

博采遗文，以旁资稽核

岭外代答而《边帅》《法制》《财计》诸门，实足补正史所未备，不但纪土

风、物产，徒为谈助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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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检核《四库全书总目》可知，乾隆帝时期纂修的《四库全书》对记叙各民族山川风俗、物产文化

的书籍更为重视。《四库全书》中所收此类书籍详备，从所收书籍地域上来看不仅有对北方蒙古、高丽和

哈烈撒马儿罕等地的记载，更有对南方滇域、四川和峒黎等地的记载。从《四库全书》所收书籍内容上来

看，不仅有对各民族种类、山川、物产和贡赋等情形的记载，更有对其言语、饮食、服饰等风俗的记载。

乾隆帝自执政以来一直对边疆地区特别重视，其自诩为“十全老人”，其“十全武功”中所选皆是

针对边疆地区的战争。而对中原各地发生的诸如白莲教叛乱等镇压之事，乾隆帝认为这些尚不足以成为其

“十全武功”中的一部分。他对边疆地区的重视不仅仅是因为政治、军事上的缘故，更是因为边疆地区生

活的各个族群有其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正如杨念群所说，清朝“根据不同地区和族群的特点，对异质于

汉族乃至满族的多样文化采取了包容与借鉴的态度，实际上是在寻求如何在‘大一统’的政治框架下极力

促成不同族群文化拓展出其各自的发展空间”1。

乾隆帝构建的大一统不仅是军事上的扩张和政治上的有效管理，更表现在文化繁荣方面上。乾隆帝在

书名 所保存文化风俗状况

江汉丛谈其书于楚地故实，凡众说异同者，各设为答问，以疏通证明，故曰

《丛谈》

龙沙纪略 五曰《风俗》，六曰《饮食》，七曰《贡赋》，八曰《物产》

台海使槎录 卷五至卷七为《番俗六考》，卷八为《番俗杂记》

和朔访古记 或闻诸故老旧家，流风遗俗，一皆考订

大唐西域记 此书所序诸国，又多《唐书》所不载

溪蛮丛笑 所记诸蛮风土、物产颇备

皇清职贡图 凡性情习俗，服食好尚，罔不具载

與图记叙 附以《四夷图》

阅史津逮 作《九边图》十有一；羌人毕至，百粤胥通

澳门记略 首《形势》，次《官守》，次《澳番》

蛮司合志 是编皆纪明代土司始末

秦边纪略 河套部落蒙古四十八部落考略，西域土地人物略

西事珥 二卷多言风土……八卷多言制驭苗蛮之始末

粵述 叙述山川物产，颇为雅洁

百夷传 因述其山川、人物、风俗、道路，为书以进

南夷书 所载洪武初至永乐四年平定云南各土司事，皆略而不详

夷俗记 是书专纪鞑靼风俗

四川土夷 取全蜀土司、土府绘图立说

峒溪纤志、志余 所记皆诸苗蛮种落风俗

楚南苗志 前五卷皆载苗人种类、风俗、物产、言语

土官底薄 建置原委，一一可征存之

筇竹杖 记峒黎风土，并所自作诗句

聊园全集 所历山水颇多，炎荒万里，傜俗苗境，多所记载

粵风续九 杂采其土人歌谣，又附傜、狼、僮歌数种

1  杨念群：《重估“大一统”历史观与清代政治史研究的突破》，《清史研究》2010年第二期，第13页。

寓修于立：《四库全书》纂修与大一统秩序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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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教化的同时注重保存各族群的“文化空间”，促进了各族群文化生命力的延续和增长，而各族群文化

生命力的增长又是清代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乾隆帝构建的大一统秩序中的特色之处。

乾隆帝借纂修《四库全书》之机构建的大一统秩序，主要表现在重视文化层面上的纲常名教，重视培

植大臣的尊君敬上之意；地理层面上的开拓广远，重视对统治疆域内的管理；通过对比明清两代君主及道

统延续方面，以此树立正统性和正统观念。最后因清廷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入主中原，乾隆帝构建的大一统

秩序中特色之处还在于重视保存各民族文化。

《四库全书》的纂修是乾隆帝及四库馆臣通过“权衡笔削”从而达到“絜度方圆”建立以清廷为主

导的大一统秩序的重要环节。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君王皇权至上，臣子闵其完忠。明清易代之际，满清

统治者入主中原遭到了广大汉人激烈的抵抗，这种抵抗不仅以军事斗争的形式反映在满清统治者定鼎华夏

之时，而且在清入承大统之后，由于“夷夏之防”等思想在当时社会中的弥漫，满清统治者依然因其少数

民族的身份受到广大汉族士人在文化、思想上的抵抗。不同于前期双方在战场上的直接厮杀，失去政权依

托的明末遗民在思想战场的挑战并不能简单的以明清易代而终结。至乾隆帝时期，他不仅继承其父的民族

观，同时通过纂修《四库全书》构建满清王朝的社会秩序，以此回应“夷夏之防”的挑战，最终乾隆时期

在政治、思想、文化、艺术等方面均达到了康乾盛世的最高峰。

从《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中可以看出，乾隆帝借《四库全书》本身及其纂修过程在构建以

清廷为主导的大一统秩序。以清廷为主导的大一统秩序其核心便是“尊君敬上”，乾隆帝的“大一统”不

仅表现在疆域范围的扩大和对版图内疆域的管理两个方面；而且还体现在乾隆帝在其所构建的“大一统”

秩序中不断强调自身的正统地位。值得一提的是，清朝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开创的王朝，其对于边疆地

区其他少数民族并非是一味的推行教化、汉化、咸隶王籍，而是尊重各少数民族的风俗文化，这也是乾隆

帝通过纂修《四库全书》构建大一统秩序的特色之处。

Compilation in establishment：The Compilation of the Siku Quanshu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Unified Order

Zhang Yihong

Abstract：In the course of the reign of Qianlong， the Qing Dynasty entered its heyday and reached the highest 

peak of feudal society in ancient China. Under his auspices， the Siku Quanshu compiled by Ji Yun and Lu Xixiong 

is the largest official series books in ancient China. The background， the thoughts， the process of compilation and 

selection criteria for the writings all reflect the Qianlong Emperor's idea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and his understanding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unification. In order to dispel the cultural resistance of the Ming survivors， Emperor Qianlong 

was rebuilding a unified order led by the Qing court， with a view to gaining leadership in the field of ideology and 

cultur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is from early four respects: respect for the monarch， the view of unifica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orthodoxy， and the view of a pluralist state.

Key words：Siku Quanshu；Honoring the King；Orthodox view

责任编辑：胡海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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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清初诗文批评略论

周　美

（四川外国语大学中文系　重庆　400031）

《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以下简称《初目》）是《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的稿本

系统之一，是乾隆三十八年《四库全书》开始编修以来，各书提要的第一次汇辑。“虽无《总目》之名，

却有《总目》之实，可以说是《四库全书总目》的原始面目”1。《初目》自2012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出

版后，开始进入学界视野。后又经江庆柏、赵望秦等学者的整理、校正，为学界提供了方便。学界对《初

目》的研究只有七年，却不乏优秀的学术论作，如夏长朴《〈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初探——编纂时间

与文献价值》2，刘浦江《〈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再探——兼谈〈四库全书总目〉的早期编纂史》3，

刘桥《〈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与〈四库全书总目〉比较——以宋集部别集类为例》4，马君毅、赵望

秦《〈四库全书〉版本调换问题的新例证——基于〈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的探究》5等研究，让学界

更加了解《初目》。但是这些研究主要是从文献学的角度出发，意在探讨《初目》的编纂时间、性质等，

对其文学性研究有所缺失。《初目》中的馆臣提要语虽不繁杂，然对绝大部分的文人别集都已经出现具体

的评价，若拾掇起来，可以观当时的文学风格。据笔者统计，《初目》收录清人别集提要稿七十七篇，这

些提要稿中有四库馆臣对文人别集的评价之语四十余条，占所收清人别集提要稿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由此

可见，在《初目》清人别集提要稿中，已经呈现出了四库馆臣对清初诗文较为完整的学术评价。研究《初

目》中的清人别集提要稿，可以大致了解在官学视野下，四库馆臣所建构出来的清初诗文批评体系以及清

作者简介：周美，女，四川外国语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四库学。

1 夏长朴：《〈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初探——编纂时间与文献价值》，《汉学研究》2012年第二期，第165页。

2 夏长朴：《〈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初探——编纂时间与文献价值》，《汉学研究》2012年第二期，第165～198页。

3 刘浦江：《〈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再探——兼谈〈四库全书总目〉的早期编纂史》，《中华文史论丛》2014年第一一五期，第

295～398页。

4 刘桥：《〈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与〈四库全书总目〉比较——以宋集部别集类为例》，《文教资料》2015年第三十四期，第51～53页。

5 马君毅、赵望秦：《〈四库全书〉版本调换问题的新例证——基于〈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的探究》，《学术探索》2015年第三

期，第92～96页。

摘  要：《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在《四库全书总目》稿本系统中，有着重要作

用。《初目》中所收录的清人别集提要，已然能够初显四库馆臣对清初文坛的文学评价，且

具有了一定的系统性。这一系统的学术评价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乾嘉朴学思想的初步

体现，在《初目》中，馆臣对学有根柢之作均会特别重视，予以积极评价；二是强调温厚雅

正文学作品的导向意义；三是标榜“神韵”，馆臣将王士禛对清初文坛的个人评价提升至官

方学术层面。

关键词：《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稿本系统　乾嘉朴学　学术体系　“神韵”说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20）01-67-73

《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清初诗文批评略论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  第壹期·68·

初特定时代背景下所呈现出的文学观。

一、清初实学：乾嘉朴学思想之肇端

观《初目》中馆臣对清人别集之评价，从学术层面来看，馆臣对学有根柢的考据之作多加褒扬。如

评魏禧《魏叔子集》：“禧文尤纵横奥衍，不名一格，而大致近乎苏洵、苏轼，国初称古文者首推焉。

其集，文二十二卷，分十八体，体各冠以题词；诗八卷，非所擅长；《目录》三卷中多精确之论，切于实

用，亦非诸家语录空谈性命者比。”1检魏禧文集，集中多实用之文，空谈之言并非没有，但就清初而言，

其文尚质。馆臣将魏禧与诸家对比，凸显其古文之“实”。诸如此类的评价还有许多，如汤斌《汤子遗

书》“故见于文章，词有根柢，非迂儒高论之比也”2；韩菼《有怀堂诗文稿》“菼以制艺著名，而诗古文

亦雍容冲淡，不失大雅之音”3；汪琬《尧峰文钞》“琬经术湛深，言有根柢，尤为当代所重焉”4；储欣

《在陆草堂集》“（欣）少笃学，以制艺名于时，而古文尤谨洁明畅，有唐宋家法，大致于苏轼为近”5；

杜诏、杜庭珠《唐诗叩弹集》《续集》“其训释考证，亦颇多可采”6。从以上诸多评价可知，在官学体系

下，馆臣倡导实用文风、学有根柢，效仿“大雅之音”“唐宋家法”的创作作品皆被予以肯定。

从文学层面来看，馆臣对清人别集作品中浮夸、绮靡的文风进行了批判，有的甚至予以否定，表明

其推崇正确文风的做法。如尤侗《西堂全集》提要言：“其诗早摹温、李，多入绮靡，晚涉元白，颇伤率

易。杂文品格亦类其诗，所作《汤传楹遗像赞》以‘楚’ 押入‘麻’韵中，盖亦风流自命，不屑屑于考

证者矣。”7查尤侗早期的创作，确有不少作品因模仿温、李导致风格浮艳，而杂文著述却忽视考证，馆臣

确有看出其中的问题所在。又道戚玾《笑门诗集》“所作好为新语而不免纤仄，公安、竟陵之派也”8；称

丁炜《问山诗集》《文集》《紫云词》虽“以长短句擅长，诗文亦清切平典，不涉王、李、锺、谭之派，

然酝酿未深，微伤于薄”9。在上述的评价当中，整体的诗文风格偏向绮靡、纤仄的作品，均受到不同程度

的批评。馆臣反对绮丽文风的正面是推崇正确的文风，并不认可清初诗文风格的绮靡笔法。

《初目》所体现出的馆臣崇尚根柢考证之学，而批评空谈绮丽之作的倾向，实际上带有鲜明的时代

烙印。《初目》纂修的乾隆时期，正是朴学大兴的时代。天子“稽古右文”，且大兴文字狱，这种环境之

下，文人如履薄冰，只能从“故纸堆”中讨生活。馆臣作为朝廷官员，学问上必是顺应时代潮流，致力于

经史考据、实事求是之学。而四库馆臣本身对考据之学的用功之勤，在为进呈书籍撰写提要稿时，必然会

从自身的学术观点出发做出选择和判断，其评判标准与其学术观点相契合，在撰写提要时对根柢考据之作

也会有所注意。另外一方面，帝王所推行的文化政策成为学术标杆，因此在馆臣的提要稿当中，便会体现

出时代文化政策的标准。我们会发现致力于考证、有根柢之学的作品得到的多是褒赏之语；而空泛、虚无

的作品则是批判。馆臣的评价虽然是有所选择偏于一端，但从其对请初诗文的批评中，也可以窥见清初文

人对考据、根柢之学的重视，清初讲究实证的精神和务实的态度实开乾嘉学术之肇端。

1 江庆柏整理：《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39页。

2 江庆柏整理：《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42页。

3 江庆柏整理：《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48页。

4 江庆柏整理：《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51页。

5 江庆柏整理：《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51页。

6 江庆柏整理：《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77页。

7 江庆柏整理：《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39页。

8 江庆柏整理：《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46页。

9 江庆柏整理：《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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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乾嘉朴学大兴的时代，朴学大师们回顾前朝，亦会感叹“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1，支伟成

《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当中也提到“清初学者虽不若乾嘉诸师之家法完密，然而筚路蓝缕，开三百年来治

学涂术，厥功伟矣”2。

二、推崇雅致：清初文坛风气之转变

《初目》清人别集提要中反映出的馆臣对根柢考证之学的推崇，是受当时的文化环境影响。那么馆臣

对于清人别集本身的文学性，又是怎样的态度呢？在其中一部分提要的文学批评中，我们发现，馆臣对雍

容雅致的文学是极其推崇的。

《初目》韩菼《有怀堂诗文稿》提要言：“菼以制艺著名，而诗文亦雍容冲淡，不失大雅之音。”3

韩菼之诗文，确实多为雍容雅致的作品。他者类似的评价还有孙蕙《笠山诗选》“诗格清丽，无尘俗之

气”4；颜光敏《乐圃诗集》则“极推其《太华》《燕子矶》《麦雨》《地震》诸篇，以为出入于工部、昌

黎之间”，又“其诗气韵修洁，亦颇有雅人之致也”5；梁清标《蕉林诗集》“其诗作于明季者多感慨讽刺

之言，及入本朝以后则沨沨乎舂容之音矣”6；庞垲《丛碧山房集》“垲为诗主于平正冲澹，不求文饰”7；

宋琬《安雅堂集》“其诗境澹远，颇有雅人之致”8。从以上诸提要频繁出现的“清丽”“温厚”“大雅之

音”“雅人之致”等字眼，可以了解到馆臣对清人别集雅致风格的推崇情况。

四库馆臣对清初诗文“雍容雅致”风格的评价，是符合清初文坛创作风格实际的，但与清初文人自己

的诗文评价相对照，两者评价大致相似而又有不同。馆臣在多样化的风格中作了取舍，偏向于雅致风格的

呈现。清初文人邓汉仪著有《慎墨堂诗话》，对清初文人作品也有着大量的评点。馆臣提要是建立在整个

诗文集的风格上，邓汉仪的评价则深入文人作品本身。邓汉仪在评孙蕙诗文之时，称孙蕙《归鸟》为“取

材潘陆而纬以性情，固非循声逐步者”9；《泊舟滞雨》一诗“全诗整而警，句殊出人意表”10；《过渑

池》“意刻而气浑，可谓良工惨澹”11，同四库馆臣一样，邓汉仪也认为孙蕙创作多清丽之语。评梁清标

的作品，其整体评价则引用了梁的学生汪懋麟的话语，汪言“吾师生长京国，早登上卿，凡所撰著，皆庙

堂雅颂之音”12，涉及到具体作品又有所变化。分析梁清标《棠村词》的落脚点在其词作感慨世事，用词

悲壮之中。梁清标的创作确实是有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早年是感慨世事之作，后来则是庙堂雅颂之音。

言宋琬《萤苑怀古》“用事俱极典雅”13；《竹罂草堂歌》是“笔笔韶秀，其填实处总觉风韵撩人”14；评

《姜奉世新寓园亭，故相国申文定公别墅也，余所居西百花巷，相去才二百武，客中无事，晨夕往来，赋

诗书壁，以纪岁时二首》为“舂容大雅，而天涯之感自见”15；称《初冬同赵一鹤、欧阳介庵宿鸡山寺》

1 凌廷堪著，王文锦点校：《汪容甫墓志铭》，《校礼堂文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20页。

2 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9页。

3 江庆柏整理：《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48页。

4 江庆柏整理：《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37页。

5 江庆柏整理：《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49页。

6 江庆柏整理：《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49页。

7 江庆柏整理：《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50页。

8 江庆柏整理：《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50页。

9 邓汉仪撰，陆林，王卓华辑，《慎墨堂诗话》第一册，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218页。

10 邓汉仪撰，陆林，王卓华辑，《慎墨堂诗话》第一册，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218页。

11 邓汉仪撰，陆林，王卓华辑，《慎墨堂诗话》第一册，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218页。

12 邓汉仪撰，陆林，王卓华辑，《慎墨堂诗话》第二册，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564页。

13 邓汉仪撰，陆林，王卓华辑，《慎墨堂诗话》第二册，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614页。

14 邓汉仪撰，陆林，王卓华辑，《慎墨堂诗话》第二册，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615页。

15 邓汉仪撰，陆林，王卓华辑，《慎墨堂诗话》第二册，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616页。

《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清初诗文批评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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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求工而自然隽胜”1。宋琬的诗歌创作，一直以来都是典雅风格，无论是馆臣，或是同时代的文人，

对他创作风格的看法皆一致。但是颜光敏《乐圃诗钞》中的不少作品，邓汉仪却多着眼于用词险丽和奇

绝，如形容《千尺峡》是“警绝”“又辟一奇”2；《戊申六月十七日齐鲁大地震，歌以纪之》为“精力

大、议论强，造语复诡异。此才人呈奇作异之诗，与昌黎对垒者也”3。馆臣在颜光敏的诗集当中所看见的

总体的特点是用词气韵修洁，有雅人之致，虽然也提到过出入于昌黎之间的诗作，不过在总体上是偏向其

“雅”的特点。邓汉仪则看到他的作品当中的险丽和奇崛，并且以此为主要创作风格。由此可知，馆臣面

对文人的多种风格，会更偏向于其诗文的雅人之致，在提要中强调温厚雅正文学作品的导向意义。这种导

向意义也是清初统治者极力想要打造出来的一面。

明末清初，文人创作多为明清易代之际的产物，遗民文人的文学创作是高风亮节、慷慨悲歌之作，清

初这种文风占据一定的地位。进入康熙时期，政权逐步稳定，这类哀恸的诗文创作，则不再适合时代的需

求和境况，因此统治者需要为新朝创造一种新的风气。

清初文坛风气的转变，最直接的影响是来自官方力量的推动。统治者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和推动文学

创作。康熙时期举办过众多大规模的赐宴、赐诗、赐物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文人创作。宴会的举办

云集了当时翰林大大小小的官员，这些人后来皆成为了文化推进的主力。康熙在云南平定之后举行赐宴活

动云：“朕于宣政听览之馀，讲贯经义，历观史册。于《书》见元首股肱赓飏喜起之盛，于《诗》见《鹿

鸣》《天保》诸篇，未尝不慕古之君臣一德一心、相悦若斯之隆也……顾瞻诸臣，或位居谐弼，或职任卿

尹，或典文翰，或司献纳，宜共成篇什，以绍雅颂之音。朕发端首倡，效柏梁体，班联递赓，用昭升平盛

事，冀垂不朽云。”4从这段话能够知道康熙为了统一文学创作，极力倡导诗教之观念。在康熙下令编订的

《御选唐诗》中杜甫、白居易等人反映民生疾苦、社会动乱的作品已经全然不见踪影，其原因正如书序中

言：“孔子曰：‘温柔敦厚，诗教也。’是编所取虽风格不一，而皆以温柔敦厚为宗。其忧思感愤，倩丽

纤巧之作，虽工不录。使览者得宣志达情，以范于和平，盖亦用古人以正声感人之义。”5这些举措证实了

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念正在以一种官方的形式确立，吟唱盛世的元音渐次取代明末清初之际的凄楚激越的变风

变雅之音，自上而下对雅颂之音的推行，自然造就了温和雅致文学的产生。姚鼐对此现象的出现，曾作出中

肯的评价，称“国朝诗人少时奔走四方，发言悲壮；既遭恩遇，叙述温雅，其体不同者，莫如查他山”6。

经过官方的推动，清初文人群体对盛世吟诵形成了一种共识，并希望能以个人的影响力来建立诗学意

识，改变遗存的晚明诗风，开创清王朝闳雅正大的一代新风。正如宋征舆所言“国之将兴，必有敦庞淳厚

之气，畅乎人心。于是发为文章，其象丰斐博大，所以应其休征而协其嘉，则自然之符，不可强也。稽诸

往昔，若周之二南，汉之西京，唐之贞永，宋之隆淳，明之洪永，其时能言之士，不为纤靡浮诞之词，而

气象壮硕，茁然魁然”7。

文人的自觉认同又在文人群体中推动了清初温雅诗风的确立。在清初文人中，有三人不得不提到，

即施闰章、魏裔介和冯溥三人对清初温雅诗风的倡导不遗余力，此三人均以自身的影响力对文坛风气的转

变起着推动作用。魏裔介编选的《观始集》，政教色彩相当浓厚，所挑选的作品，无不是“会国家膺图受

1 邓汉仪撰，陆林，王卓华辑，《慎墨堂诗话》第一册，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00页。 

2 邓汉仪撰，陆林，王卓华辑，《慎墨堂诗话》第四册，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446页。

3 邓汉仪撰，陆林，王卓华辑，《慎墨堂诗话》第四册，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446页。

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起居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08～809页。 

5 于敏中等辑：《景印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第四五八册，集部一一一册《御选唐诗》，（台湾）世界书局印行1990年版，第1～2页。

6 姚鼐：《惜抱轩全集》，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204页。

7 宋征舆：《田佛渊诗稿序》，《林屋文稿》卷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二一五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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箓，文章彪炳，思与三代同风，一时名贤，润色鸿业，歌咏至化，系维诗道是赖”1的敦厚雅致作品，而

对反映现实表达个体愤懑之作，却称“若夫淫哇之响，侧艳之辞，哀怒怨诽之作，不入于大雅，皆吾集所

弗载者也”2。冯溥的贡献主要是在主博学鸿儒科考试之际，广交士子，尽心竭力，“至田野之布衣，白屋

之贱士，亦必扫榻以待之，降阶以礼之，而且为燕饮以洽之，延誉以广之；其贫约无以自存者，为馆舍以

居之，改衣授食以周之”3。这使得他在当时士子心中建立了良好的声望，于宣传自己的文学主张有着很

大的帮助作用，高珩《佳山堂诗集序》记录“千载一时而侧席，幽人风云蔚起，四海人才一时罗之金门玉

堂中。……而更喜诸君子得先生为之大冶，咸在函丈之列，一觞一咏，郁郁云章”4。冯溥自觉地以庙堂

文人、馆阁之臣的身份，传播主流文学观念，像他在《赠别己未诸子》所说的那样：“诸子何济济，蔚矣

廊庙材。菁华不易得，麟凤非凡胎……相励以坚贞，见异迁乃垂。立朝贵正色，匪曰著风裁。”5他是自

发地以馆阁之臣的身份对士子进行劝勉。施闰章在扭转清初诗风上所作的贡献虽然没有魏裔介、冯溥两人

影响深远，但是施闰章在晚年以博学鸿儒进入朝廷之后，立即成为了冯溥扭转诗坛风气的得力助手。施闰

章在《佳山堂诗序》中称冯溥为诗坛风气的重振者：“吾闻古君子在野则思廊庙，立朝不忘江湖，先生处

纶扉，密勿献替，以人事君，罔懈夙夜。……夫孔子删诗而雅颂得所，延陵听乐而兴衰是征，诗也者，持

也。由是言之，谓先生以诗持世可也。”6以上三人对清初文坛影响很大。一方面是统治者的倡导，文学创

作需要符合当时的社会发展；另一方面便是文人本身的认同感和影响力，使得文人创作一直往大雅之音的

方向发展。

三、标榜神韵：王士禛诗文批评之价值

在《初目》提要之中，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值得注意，即《初目》清人别集提要稿中多处直接征引王

士禛对清初诗文的评价。如孙元衡《赤嵌集》提要中云：“王士正7为点定之，谓其‘追踪建安，蹑迹长

公’。”8又张实居《萧亭诗选》提要云：“士正序称其古今诗盈千首，乐府古选尤有神解，为择其最者

三百余篇。”9评唐梦赉《志壑堂集》：“王士正《渔洋诗话》称其诗出于苏、陆。”10评田雯《古懽堂

集》：“王士正《池北偶谈》尝记其好奇。”11评冯廷魁《冯舍人遗诗》：“王士正序之，称其天才超

逸，多顿挫悲壮之词。”12宋琬《安雅堂集》：“王士正《池北偶谈》云：‘康熙以来，诗人无出南施北

宋之右。’盖谓琬及闰章也。……其诗境澹远，颇有雅人之致。”13种种评价，皆为馆臣直接征引王士禛

评点之语。王士禛才学渊博，对清初诸家著述颇为了解，且能给出中肯之语，馆臣直接征引体现了王士禛

在清初文坛的影响力，以及对其诗文评价的认可。

但值得注意的是，四库馆臣对王士禛的诗文评价也进行了有意的取舍。如评冯廷魁《冯舍人遗诗》，

1 吴伟业著，李学颖集评标校：《吴梅村全集》，上册，卷二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60页。

2 吴伟业著，李学颖集评标校：《吴梅村全集》，上册，卷二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61页。

3 王嗣槐：《桂山堂文选》，《四库未收书辑刊》第七辑二十七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77页。

4 冯溥：《佳山堂诗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二一五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2页。

5 冯溥：《佳山堂诗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二一五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60页。

6 施闰章：《施愚山集》第一册，黄山出版社1993版，第132～133页。

7 按，避讳字，“正”即“禛”，下同。

8 江庆柏整理：《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37页。

9 江庆柏整理：《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43页。

10 江庆柏整理：《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45页。

11 江庆柏整理：《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47页。

12 江庆柏整理：《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48页。

13 江庆柏整理：《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50页。

《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清初诗文批评略论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  第壹期·72·

王士禛除了在其序当中的点评，还说过冯廷魁的创作为“文清迥绝俗。歌诗尤超逸，似不从人间来”1。冯

廷魁的好友及同乡赵执信也称冯廷魁“标新立异，与时消息，而神韵泠然，去俗远矣。古体取法青莲，极

之昌黎、眉山，比兴深切，风格超峻；以余力为奇情险语，迈古骇今”2，但是赵执信还提及“至其潜心孤

诣，虽渔洋、田、谢诸公，知之盖不能尽，而况泛泛者乎”3，这些不同的评价展现了冯诗并非一种风格。

正如宫泉久所言：“冯廷櫆诗歌多有险语奇情，风格清丽淳朴，故有清警特色。其诗清丽，却非王士禛所

说‘歌诗尤超逸， 似不从人间来’，是‘诗之中有人在’，‘诗之外尚有事在’。”4冯氏的著述风格多

变，馆臣仅取王世禛评价其诗歌超逸处，可知馆臣是有意彰显清初诗歌创作的“超逸”，以符合主流文化

观念的倡导。四库馆臣在提要当中，直接征引王世禛之话语，将其对文人别集的个人评价提升至官方学术

层面。这一做法并非意味着王氏之言可完全代表馆臣观点与清初的诗文风格，而是因为他在清初文坛的影

响力，以及其创作与评述，刚好符合当时的官学思想和文学价值取向。

康熙己未举行博学鸿儒科前后，是清初文学创作的一个转型期。遗民诗人的凄凉笔调已经不适合太

平盛世的发展，急需一种新的风气注入来引导文学创作。博学鸿儒考试期间，众文人汇集京城，结友唱

和，希寄能扩大自己的声誉和在诗坛的影响力。在这些人中，有一人不可忽视，便是王士禛。王士禛早于

顺治十四年在济南大明湖秋柳唱和，创作了《秋柳》四章，一时之间，王士禛诗文之名在文人团体中流传

开。参与这一唱和的“包括冒襄、徐夜、顾炎武、曹溶、许旭、王士禛兄士禄、陈维崧、朱彝尊、汪懋麟

等”5。在这些人里面“有始终坚持遗民立场，不与新朝合作者，如冒襄、顾炎武；有开始坚持气节，后来

入仕为官者，如陈维崧、朱彝尊；也有一开始即趋向新朝者，如王士禄、汪懋麟，这三类人几乎包括了当

时政治社会中的所有人等”6。顺治十五年王士禛任职扬州推官之后，文学创作达到鼎盛状态，举办了很多

的唱和活动。当时扬州有一批遗民团体，这个团体中不乏诗坛老前辈，对王士禛名声的传播，有很大的帮

助，正如王士禛自述“余在广陵五年，多布衣交”7，其中的布衣便是指遗民团体。严迪昌先生认为“王

士禛真正被融化进遗老遗民的文化圈，关键一环节是顺治十八年（1661）三月公差南京，与布衣丁继之交

游，并经丁氏的中介而结识遗老中年资最高的诗人林古度”8。王士禛接触并亲近江南的遗民团体的态度颇

见成效，很快在遗民诗人团体中占据了话语权，而且得到了大力的支持。与这些文人的交往，必然会扩大

自身的影响力，从而确立了自己在清初文坛的地位和影响力。

王士禛的文学创作风格主“神韵”，邓汉仪评其《香山寺月夜》“神韵殊超”9，《金陵晓发》是“隽

思雅韵，如见晋宋间人”10，《红陵》“思洁而体轻，故涉笔即有天然之韵”11。上述评价的共同之处皆点

明了王士禛诗歌的“韵”味所在。恰巧在康熙诗坛迫切转型之际，王士禛的“神韵”诗风打破之前的沉重

风格，一时在康熙诗坛成为主流。康熙本人也注意到了文治的重要性，有意推广王士禛的“神韵”之说。

康熙十五年，王士禛入翰林院为侍读，诗坛似乎需要王士禛的影响力来改变当时的创作风气。故沈德潜云

“或谓渔洋獭祭之工太多，性灵反为书卷所掩，故尔雅有馀，而莽苍之气、遒折之力，往往不及古人……

1 王士禛：《王士禛全集》，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2213页。

2 赵执信：《赵执信全集》，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380页。

3 赵执信：《赵执信全集》，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380页。

4 宫泉久：《清代盛世诗坛中的变徴之音——论清初山左诗人冯廷櫆的诗歌》，《学术交流》2008年第十二期，第256页。

5 张宏生：《王士禛扬州词事与清初词坛风会》，《文学遗产》2005年第五期，第89页。

6 张宏生：《王士禛扬州词事与清初词坛风会》，《文学遗产》2005年第五期，第90页。

7 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八，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91页。

8 严迪昌：《清诗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6～437页。

9 邓汉仪撰，陆林，王卓华辑，《慎墨堂诗话》第二册，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626页。

10 邓汉仪撰，陆林，王卓华辑，《慎墨堂诗话》第一册，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251页。

11 邓汉仪撰，陆林，王卓华辑，《慎墨堂诗话》第一册，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254页。

·73·

然独不曰，欢娱难工，愁苦易好，安能使处太平之盛者，强作无病呻吟乎”1。王士禛创作特点及诗风是时

代影响下的必然。王士禛友人陈维崧为《带经堂集》作序时亦曾提及：“先生既振兴诗教于上，而变风变

雅之音渐以不作。读是集也，为我告采风者曰：劳苦诸父老，天下且太平，诗其先告我矣。”2王士禛诗歌

有一种太平盛世之风，这也是四库馆臣所看重的一点。

正是因为王士禛在清初诗坛的地位，且创作具有代表性的雍容典雅之气，那么王士禛是清初一个极

具代表性的人物。王士禛对清初诗坛的评价，明显带有时代所需要的价值导向，馆臣将其接纳为一种“权

威”解读便是情理之中。

四、结语

总的来看，《初目》清人别集提要稿，可以说是馆臣对清初文坛的概观。馆臣对清人别集考据之作、

雍容典雅之作，表现出很大的倾向性和认可性。清初文人对考据、根柢之学的重视，开乾嘉学术之肇端。

而为《初目》撰写提要的四库馆臣，大部分于考据之学有所造诣，在撰写提要时对根柢考据之作的评判更

为全面。另外，在提要之中，强调温厚雅正文学作品的导向意义，可以透过文人的创作风格观清初文坛的

整体风貌。在清人别集提要中，馆臣征引王士禛之语来表达观点，将王士禛对文人别集的个人评价提升至

官方学术层面。馆臣的这一做法并非意味着王氏之言可以代表整个清初文坛的创作风格，而是因为其创作

与评述，刚好符合当时的官学思想和文学价值取向。《初目》作为《总目》的稿本系统之一，其中的清人

别集提要稿对了解清初诗文批评风格已颇为全面。而馆臣的文学评价，又在一定意义上代表着官方的学术

视野。因此对《初目》中清初诗文批评的研析，是探究《总目》最终所形成的清初文学观的重要一环。

A Brief Discussion of the Early Qing Dynasty Poetry Criticism in the First Presented Collection of Siku Quanshu

Zhou  MeiAbstract: The First Presented Collection of Siku Quanshu’s  manuscript  are very  important  from Siku 

Quanshu’s complete works. With a certain system， The First Presented Collection of Siku Quanshu has already 

been shown the literature evaluation of the officers of Siku library on the literary world of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he 

academic evaluation of this system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ree aspects: Firstly， it is the preliminary embodiment 

of  the Han-learning school  in Qianglong and Jiajing periods  thought.  In The First Presented Collection of  Siku 

Quanshu， the Sikuguanchen(officials)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works with reasons and make positive evaluations. 

Secondly， it emphasizes the guiding significance of positive literary works. Thirdly， it gives favorable publicity to 

the theory of verve ，The Sikuguanchen lifted Wang Shizhen's personal evaluation highly on the literary world of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o the official academic level.

Key words: The First Presented Collection of Siku Quanshu；Manuscript system；Han-learning school  in 

Qianglong and Jiajing periods；Academic system；The theory of verve

责任编辑：胡海琴

（“四库学研究”栏目主持：西南大学文学院何宗美教授　栏目组稿：四川外国语大学中文系张晓芝副教授）

1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1页。

2 陈维崧：《王阮亭诗集序》，《续修四库全书》第一四一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清初诗文批评略论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  第壹期·74·

再论“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以孔子、子贡师生关系为中心

林东杰

（集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论语·公冶长》记载了子贡这样一句话：“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

而闻也。”对此章的解释，从汉代至清代两千多年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尤其后一句“夫子之言性与

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更是争论的焦点。对此，已有学者做了系统梳理。1在古人注疏基础上，今人对此

做出了多种解读，代表者有三：其一，杨伯峻先生认为此句应当解释为“老师关于性和天道的言论，我们

听不到”；2其二，有说此句应当理解为孔子关于“性与天道”的见解是其个人的创见与心得，弟子们在其

他人那里是听不到的；3其三，有认为“闻”是“知晓”“领会”之意，此句意思是孔子所谈的“性与天

道”，弟子们不能得其真传而领会它。4上述这些解释大都侧重从文句释义入手，对这句话所处的具体历史

情境考虑不足，尚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如果仔细梳理相关文献，对子贡抱一种“了解之同情”，5围绕孔

子、子贡的师生关系进行考索，则可得出与此前诸家不同的解释。

一、夫子曾言“性”

“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此句中“言”字大多认为是动词，但亦有以“言”字为名

词者，如南梁皇侃、唐代李翱。皇侃在《论语义疏》中道：“夫子之言即谓文章之所言也。性，孔子所

作者简介：林东杰，1987年生，福建省安溪县人，哲学博士，集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区域社会经

济史。

1 甘祥满：《〈论语〉“性与天道”章疏证》，《中国哲学史》2012年第三期。

2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5页。

3 樊彩萍：《〈论语〉辨惑或三则》，《孔子研究》1999年第二期。

4 曹海东：《“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别解》，载《孔子研究》2004年第一期。

5 所谓“了解之同情”，乃陈寅恪先生提倡：“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

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他进一步解释道：“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

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

廓之论。”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附录《审查报告一》，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891页。

摘  要：对于“性与天道”，孔子很少谈起。故子贡虽然才智卓绝，且与老师感情

深厚，但也不能亲聆孔子对此问题的充分阐释。子贡学有所得后，引以为憾。本文围绕孔

子与子贡师生关系这一中心，拟对孔子所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进行新的考察。

关键词：《论语》…性与天道　孔子　子贡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20）01-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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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甘祥满：《〈论语〉“性与天道”章疏证》，《中国哲学史》2012年第三期。

2 傅隶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孔孟学报》1974年第二十七期。

3 吴光：《探讨性与天道——〈郭店儒简〉的作者归属及其思想辨析》，《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三期。

4 参见李承贵：《以“行”释义：儒家诠释文本的特殊方式》，《哲学研究》2014年第十一期。

禀以生者也。天道谓元亨日新之道也。言孔子六籍乃是人之所见，而六籍所言之旨，不可得而闻也。所以

尔者，夫子之性与天地元亨之道合其徳致，此处深远，非凡人所知，故其言不可得闻也。”据此可知，在

皇侃看来，“言”为名词，而非动词；“与”字同样为动词，意思为 “与……合”。故按皇侃的解释，

“性”并非孔子所“言”之内容，而是孔子言说时之“性”，它与天道相合。依皇侃之疏，此句当标点

为：“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类似的，李翱在《论语笔解》中说：“天命之谓性，是

天人相与，一也。……人只知仲尼文章，而少克知仲尼之性与天道合也，非子贡之深蕴，其知天人之性

乎？”由此可见，李翱也以“与”为“合”之意。1此二人的观点，古籍中有一些文句可做论据支持，如

《后汉书·管辂别传》：“苟非性与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胸心”，《晋书·纪瞻传》：“陛下性与天

道，犹复役机神于史籍。”

然而，古籍中亦有例句反对此观点。如《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道：“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

闻也。夫子言天道与性命，弗可得闻也已’”；《汉书·张禹传》颜师古注：“《论语》云：‘夫子之言

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谓孔子未尝言性命之事及天道”；《后汉书·桓谭传》：“凡人情忽于见事

而贵于异闻，观先王之所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盖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自

子贡以下，不得而闻，况后世浅儒能通之乎。”这三句中，以“言”为动词是显而易见的，故若无其他可

证明“言”非动词的充足证据，那么以“言”为动词则较为合适。

那么，夫子到底有无“言性与天道”？检阅《论语》，可找到一条夫子谈“性”的记载，即“子曰：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有学者认为天命即是天道，2《论语》中亦有言及“天道”

者，兹举两例：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

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

圣人之言。”（《论语·季氏》）

据此可知，孔子对于“性与天道”是有言及的。鉴于《论语》中记载：“子不语：怪、力、乱、

神。”（《论语·述而》）“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则可推断孔子对“性与天道”讲

得不多。3而从“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论

语·述而》）“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

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两句，不难看出孔子对于“性与天道”当有“以行

释义”，4即通过身教告诉弟子自己对此二者的体悟。

二、子贡当闻“道”

孔子曾说过：“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那么，

是否子贡才智不足，故不得闻“性与天道”。从众多文献资料看，子贡乃不可多得的俊杰，且深得老师倚

重，子贡当是闻孔子讲“道”的弟子。《史记》有记载：

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政

事：冉有，季路。言语：宰我，子贡。文学：子游，子夏。师也辟，参也鲁，柴也愚，由也喭，回

也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再论“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  第壹期·76·

同样的，《论语》中也记载子贡是孔子“言语”科的高徒：

…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

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

在外人看来，子贡也是孔门弟子中最杰出的几人之一，楚国令尹子西建言楚王不要给孔子封地时，列

举的孔门杰出弟子，首提子贡，即是明证，《史记》曰：

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

“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曰：“无

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

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

里之君，率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

城父。（《史记·孔子世家》）

当孔子于陈、蔡之间被围于野且“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时，他派去楚国求援的弟子是

子贡，子贡也不负老师的信任，说动楚昭王兴师来迎孔子，化解了孔子的危机（《史记·孔子世家》）。

当“田常欲作乱于齐，惮高、国、鲍、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鲁”时，孔子发话让子弟去解救鲁国之难，子

路、子张、子石等人主动请缨，都没得到孔子允许，直到子贡请缨，才获得同意，而子贡很好的完成了老

师交给的任务，所谓 “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

国各有变”（《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不仅如此，子贡与孔子师生间甚为相得，如子贡曾向孔子这样请教：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

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

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

子贡还曾委婉地打听孔子的心意，如以下两次：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

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

（《论语·述而》）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

也。”（《论语·子罕》）

两个含蓄的一问一答，师徒都了然会意，可见孔子、子贡师徒之间默契甚深。而正是如此，孔子才开子

贡的玩笑：“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论语·公治长》）

从相关记载，我们还可以知道，子贡与夫子感情很深：

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汝来何其晚也？”孔子因叹，歌曰：

“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谓子贡曰：“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殡

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始殷人也。”后七日卒。（《史

记·…孔子世家》）

孔子年七十三，以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哀公诔之曰：“旻天不吊，不慭遗一老，俾屏

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毋自律！”子贡曰：“君其不没于鲁乎！夫子之言

曰：‘礼失则昏，名失则愆。失志为昏，失所为愆。’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称‘余一

人’，非名也。”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

或复留。唯子赣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史记·孔子世家》）

从上文中，孔子临终前责怪子贡来得晚以及子贡到来七天之后孔子即去世，可以推断子贡在孔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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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占有重要地位。孔子去世后，鲁哀公为孔子诔文，子贡为老师生前不得鲁国重用而直接表达对鲁哀公的

不满，更是唯一为老师守墓六年的弟子，则师徒感情之深厚可见一斑。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

一书中，据统计，与子贡相关的有三十五章，子贡的名字出现五十七次，都远远高于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

回，则子贡经常追随老师左右当无疑问。到了孔子晚年，子贡仍经常陪在老师身边，1故子贡当“闻”孔子

有关“性与天道”的论述。2 

三、子贡何以嗟叹

对于子贡所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有人释其中的“闻”为“领会”“知晓”之

意，3确有一番道理，但《论语》中 “闻”字显然当解释为“听闻”的时候，如下一例：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

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

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论语·先进》）

从这几句话，可知在《论语》中“闻”并非一定要解释为“领会”“知晓”，还可看出孔子教育弟子

时注意到了弟子们各自的差异，即因材施教。故从“子贡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 《史记·仲尼弟子

列传》）和孔子以“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回答“子贡问君子”推断（《论语·为政》），在孔子看来，子

贡有言过其行的不足之处，而孔子恰恰是重行且批评空言的，这在《论语》中有许多体现，兹举数例：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

语·学而》）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

语·学而》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

因此，尽管子贡才智超群，深得老师倚重，但由于其自身践履功夫的不足，4故孔子出于对子贡的爱

护，为防止其耽于空谈，显然不可能和他充分地谈论“性与天道”。尽管如此，子贡依然孜孜以求：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

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

算也？”（《论语·子路》）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

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论语·子路》）

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常相鲁卫，家累千金，卒终于齐。……孔子

卒，原宪遂亡在草泽中。子贡相卫，而结驷连骑，排藜藿入穷阎，过谢原宪。宪摄敝衣冠见子贡。子贡耻

之，曰：“夫子岂病乎？”原宪曰：“吾闻之，无财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若宪，贫也，

1 杨朝明：《子贡在孔门弟子中的特殊地位》，详见杨朝明、修建军主编：《孔子与孔门弟子研究》，齐鲁书社2004版，第442页、446页。

2 参见吴瑾菁：《何以“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齐鲁学刊》2014年第四期。

3 曹海东：《“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别解》，《孔子研究》2004年第一期。

4 参见郭美星：《孔子“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探察》，《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四期。

再论“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  第壹期·78·

非病也。”子贡惭，不怿而去，终身耻其言之过也。（《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以上材料显示了子贡的努力上进，而其他材料还表明子贡还时时以传承、弘扬孔子学说为念，以下数

例即为明证：

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史记·货殖列传》）

自吾得赐也，远方之士日至。（《孔丛子·论书》）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

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

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

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

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论语·子张》）

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

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论语·子

张》）

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

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

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论语·子张》）

行文至此，可知“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一言，乃是子贡学问较为精深后，对孔子所

“言”之“性与天道”渐有体悟而发的，贬抑自己而突显孔子，蕴含着对老师的崇慕之情。

四、结论

“性与天道”问题乃是中国本体论哲学的基本思想资源，1结合孔子与子贡师徒言说的历史情境，理清

“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的文义，不但有助于对孔子学说乃至先秦儒学的理解，而且有助于评判子贡

在儒学史上的地位。由以上论证可知，孔子曾言“性与天道”，子贡曾闻“性与天道”。子贡贬抑自己而

突显孔子，故言“不可得而闻”。

To Discuss “Can not Heard of the Confucius’s View onHuman Nature and the Way of Heaven”

Lin DongjieAbstract： About human nature and the way of heaven， Confucius rarely discussed it.Therefore ZiGong can 

not heard of the Confucius’s view on human nature and the way of heaven， even though he was brilliant and very 

close to his teacher. With the progress of his learning， ZiGong regretted for it. Focus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ucius and ZiGong， this paper intends to make a new investigation into what Confucius said： " Can not heard of 

the Confucius’s view on human  nature and the way of heaven ".

Key words：Human Nature；the way of Heaven；Confucius；ZiGong

                                                      责任编辑：张  明

1 参见向世陵：《“性与天道”问题与宋明理学分系》，《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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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时期麝香的认知发展和产地分布变迁研究

张莲卓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　重庆　400715）

麝香是中医本草中一种重要的药物，也是文献记载的中国本土香料原料。以往对麝香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医药学领域，论述麝香的药学价值、产生作用机制及麝的养殖与饲养等。史学界对中国麝及麝香的研究

主要有何业恒在关于历史时期中国的珍稀动物及湖南珍稀野生动物的变迁等相关著述中有所提及，1但对于

历史时期中国麝香认知、使用发展历程以及麝的产地分布、变迁的研究几乎没有。对麝及麝香的认知及应

用历史的研究，是对历史时期珍稀动物及其应用认知的个案研究，对麝香产地分布及变迁的研究亦为探究

历史时期生态环境变迁及人与自然的互动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一、历史时期麝及麝香特征及功用的认知发展

麝是一种外形像鹿而比鹿略小、没有角的哺乳动物，雄麝腺囊分泌物称为麝香，其形似獐，故俗称之

为香獐子，现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尔雅》记载：“麝父，麕足，脚似麕。”是最早关于麝的外形特征

的描述。唐《新修本草》总结了麝的形体特征及习性，言其“形似獐，恒食柏叶，又啖蛇”2。对麝产麝香

的原因、过程及形式，在唐代以前以“走麝以遗香不捕”3广为传述。唐《新修本草》之“其香正在射阴茎

前皮内，别有膜裹之”4则是对麝产麝香的较为科学的认知。此外，《新修本草》进一步指出麝在夏季多吃

蛇、虫，到冬季香囊充盈，入春后因为腺囊长大导致疼痛而用脚踢出体外。明代李时珍修《本草纲目》记

作者简介：张莲卓，女，汉族，1993年生，甘肃兰州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历史地理。

1 文焕然、何业恒：《中国珍稀动物历史变迁的初步研究》，《湖南师范大学自然科学学报》1981年第二期；何业恒：《湖南珍稀动物

的历史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99～102页。

2 苏敬等撰，尚志钧辑校：《新修本草》（辑复本），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364页。

3 尹喜：《关尹子》，丛书集成初编景印明万历刊子汇刊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4 苏敬等撰，尚志钧辑校：《新修本草》（辑复本），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364页。

摘  要：在文献可征的历史时期，早在西周就已经对麝及麝香有所认知，但对麝的

动物特性及麝香的产生过程等较为准确、合理的记载，直到唐代才逐渐完善起来。汉魏

时，人们对麝香的药用价值及香料用途等已基本开发完备，但对麝香产地分布及变迁的认

识则不甚详细。直到唐代，多数州郡上贡麝香，才有了对其产地分布的详细记载和整体认

知。唐朝麝香上贡地域与清代麝香产地范围基本一致，而宋、明两朝的麝香上贡及出产记

载又在唐朝的分布范围内变化。中国麝香产地在唐代形成最大地域范围，自唐至清的一千

年内，虽有波动而基本保持相对稳定，未出现部分地区彻底绝迹的现象。这与古人对麝及

麝香的认知、麝香获取方式及对麝香的需求控制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麝　麝香　历史认知　产地分布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20）01-79-86

历史时期麝香的认知发展和产地分布变迁研究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  第壹期·80·

载其香囊落地之处“草木焦黄”，易于人们分辨捡拾。

作为名贵药材的麝香，历代中医古籍均有记载其功能主治和药性原理等。对麝香药用价值和功能主治

的最早记述在《神农本草经》中，梁陶弘景在《名医别录》中全文摘录了《神农本草经》的记载并传诸后

世。《名医别录》指出麝香无毒，主治“诸凶邪鬼气，中恶，心腹暴痛胀急，痞满，风毒，妇人产难，堕

胎，去面 ，目中肤翳”1。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其他医药著作也多有麝香入药治疗多种疾病的药方。同时，

这一时期其他著作对麝香用于医药，治疗中风、肿胀、趋避蛇虫以及治疗蛇毒的实例亦多有记载，如刘敬

叔在《异苑》中即记有一“得暴疾，面乃变，作向树杪鬼状”2之人服麝香即愈的故事。此外，《名医别

录》言麝香有“久服通神仙”的功能，《抱朴子内外篇》《肘后备急方》《搜神记》等两汉及这一时期的

经学著作和笔记小说中亦多有麝香与其他物质一起服食以成仙成神的故事。到唐朝总结、归纳以往医药成

就时，对麝香的主治及功效的记录多沿用《神农本草经》形成的主要内容，又补充和增加了麝香与其他药

物一起配置以治疗《名医别录》等前代医药著作未曾提及的疾病的药方。而宋元以后乃至明清医药学著作

中对麝香功能主治及配药的记载则基本以魏晋南北朝医药著作及唐《新修本草》为主。由此可知，麝香的

药用价值在两汉及魏晋时期已基本开发完备，唐代对麝香医药价值的总结又为后世中医药领域麝香的应用

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同时，在对麝香药用价值原因的探索和认知上，历代著作均只言其趋避虫蛇以及治疗蛇毒的原因，

《新修本草》以“蛇蜕皮裹射香弥香”是药性“相使”，认为麝香能驱蛇、解蛇毒与麝“啖蛇”的习性有

关。3唐郭橐驰的《种树书》亦指出“果木见麝香则蔫，花不结子”，“种花药处栽数株蒜，遇麝香则不

损”，4即花木、果树遇麝香则败坏不结果，而如在花药周围种蒜则可保花木不受损伤，明《本草蒙筌》总

结为麝香“惟忌葫蒜”5，亦是药性相使的原因。总体而言，历史时期，对麝香药用价值的认知在魏晋南北

朝时期已基本完备，隋唐时期已基本摒弃其“通神仙”等不实际的认知，而对麝香之所以能广泛应用于多

种疾病的原因认知，直到集中医本草类著作之集大成的《本草纲目》成书传世时，依然以“药性相使”概

而言之，并无新的创见。

麝香也是名贵的香料，对麝香作为香和香料及其应用，汉晋时期已多有提及。如范晔《和香方》就

总结“麝本多忌，过分必害”6，麝香在作为香及香料使用上，不及甘松、苏和、安息等香广泛。《南齐

书》等正史文献多提及汉、魏晋以“麝香涂壁”7以凸显奢华、贵重的装饰风格。这一时期，也有因其香味

独特而出现“麝香丸”“麝香木”等名物词指称其他事物。宋代及宋代之后，麝香因其香味独特而被广泛

应用。宋《陈氏香谱》《香谱》等专门著作中，对麝香香味、香料价值与作用多有记载。同时，这类著作

中还有关于麝香与其他香料混合制作混合型香料、香水的配方以及混合香名称、用途的相关记载。如元代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中记载了一种名为“藏春返魂梅”的混合香，即用“黑角沉半两、丁香一分、腊茶

一钱各末之、定粉一粒如米大即韶粉、麝香一字、白蜜一钱置饭上蒸熟、欝金小者麦麸炒赤半分”8经过各

自专门处理后混合而成。元明清时期的香谱等著作中，均有以麝香制香及麝香所制混合香的记录，诸多私

1 陶弘景集，尚志钧辑校：《名医别录》（辑校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年版，第72页。

2 刘敬叔撰，范宁点校：《异苑》，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60页。

3 苏敬等撰，尚志钧辑校：《新修本草》（辑复本），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364页。

4 郭橐驰：《种树书》卷之下，中华书局1985年版（影印明万历夷门广牍本），第60页、第47页。

5 陈嘉谟：《本草蒙筌》卷之九，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版，第391～392页。

6《宋书》卷六九《范晔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29页。

7 《南齐书》卷七《东昏侯》，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04页。

8 佚名：《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庚集）卷十四，齐鲁书社1995年版（影印清华大学藏明刻本），第3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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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笔记、著述中亦多有用麝香作熏香等条目。

古人钟爱麝香的香味，但由于麝香较难获得，因此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关于与麝香香味相同或相

似植物的记载。如《齐民要术》就载有一种因香味类似麝香而名为“麝香木”1的植物；《述异记》也有

“紫述香，一名红兰香，一名金桂香，亦名麝香草。出苍梧、桂林二郡界。今吴中有麝香草，似红兰而甚

芳香”2的记载。宋代，陆佃在《增修埤雅广要》中言“水麝，天宝中渔人获水麝，脐香皆麝也。每取，以

针刺之，香倍肉麝”3，赵汝适在《诸蕃志》中亦记载占城、真腊出“气依稀似麝”的麝香木。这些与麝香

有着相同或相似香味的植物、动物的记载，反映出历史时期麝香广为人知、广受欢迎的程度。而与麝香香

味相同或相近的动植物香料的应用，亦有效地缓解了历史时期对麝香的广泛需求与供应量少之间的矛盾。

二、麝香的产地分布认知及唐以来麝香分布区

《山海经》西山经第二的“翠山，其阴多牦牛、麢、麝”，中山经第五的“阳帝之山，其兽多麢、

麝”反映出战国秦汉之际人们对麝香出产地域的认知情况。《名医别录》记载麝“生中台及益州、雍州山

中”4，即麝香产于中台、益州、雍州的山地。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除摘录前者记载外，还指出其

“今出随郡、义阳、晋熙诸蛮中者亚之”5。范晔在《后汉书》中指出，武帝所开并划归汶山郡的西南“冉

駹夷”地有麝香出产等记载6。由此可知，汉晋时期人们对麝香产地范围的认知在逐渐扩大。

唐朝时，各州郡土贡麝香基本成为定制。《通典·食货六》所载各州郡土贡之物须“皆尽当土所

出”7，由此可推知，唐朝凡有麝香上贡的州郡，必然出产麝香。《唐六典》概述唐朝关内道鄜丹、延庆等

州，河东道岚、虢、忻等州，河北道妫、营、归顺等州，山南道襄、均、房、商等州，陇右道宕州，甘、

沙、渭、河、兰、叠等州，剑南道姚、茂、扶、静、文、悉、松、维、当、柘、翼等州均有以麝脐或麝香

为土贡方物的记录。8《元和郡县志》则分开元贡和元和贡归纳了唐朝土贡麝香的州郡有二十七个，而《新

唐书·地理志》所记唐朝土贡麝香的州郡中达四十六个9，将《新唐书·地理志》所记进贡麝香的州郡绘制

在唐朝的历史地图上，可清晰地看到唐朝上贡麝香的州郡分布情况，具体见图一。

从图一可以清晰地看到唐朝时期的麝香产地分布地域和范围。考虑到麝香产出的特殊过程，由图可知

唐朝时，麝亦主要分布在燕山、太行山、秦岭大巴山、巫山、乌蒙山及横断山脉东源，祁连山东段与贺兰

山亦有分布。这与何业恒所言麝在“东北的大小兴安岭、长白山，华北的燕山、太行山、西北的祁连山、

秦岭、四川西部山地和横断山脉的南段”10均有分布的论断基本吻合，可以认为，到了唐朝时，人们对麝

的分布与麝香出产区域的认知已扩大到中国大多山区，进而也表明，此时期内人们对的麝香产地认知已基

1 贾思勰：《齐民要术》卷第十，四部丛刊景明钞本。

2 任昉：《述异记》卷下，中华书局1931年版（《丛书集成初编》据《汉魏丛书》版），第20页。

3 陆佃撰，牛衷增辑：《增修埤雅广要》卷三十一《什物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影印明万历三十八年孙弘范刻本），第508

页。

4 陶弘景集，尚志钧辑校：《名医别录》，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年版，第72页。

5 陶弘景编，尚志钧、尚元胜辑校：《本草经集注》（辑校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年版，第390页。

6 《后汉书》卷八十六《冉駹夷》，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57～2858页。

7 杜佑：《通典》卷六《食货六》，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12页。

8 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三，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5页、第66页、第67页、第68页、第69页、第71页。

9  具体州郡名称见表二，另外《新唐书·地理志》还列有当州、悉州土贡麝香，但当州江源郡为“析松州之通轨县置”，悉州为“显

庆元年以当州之左封置”，两州基本属于松州范围而未列入。还有顺州顺义郡亦有土贡麝香，但其于贞观六年侨治营州，为营州所辖，故

未将当州、悉州、顺州列入统计范围内。

10 何业恒：《湖南珍稀动物的历史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00页。

历史时期麝香的认知发展和产地分布变迁研究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  第壹期·82·

本全面。

《元丰九域志》记北宋“襄州襄阳郡、金州安康

郡”等十八州郡有麝香上贡（具体州府名称见表三）1，

而《文献通考》以古九州的地理范围分述《禹贡》九

州在宋及以前历代各州的府、州、县建制沿革，详细

列举了九州内宋朝的府州设置及各州土贡等情况（实

际所列州府有宋王朝有设置，而陷入金、吐蕃以及宋

代一直未曾占有但在唐代有设置的府州），其中贡麝

香的州府除《元丰九域志》所列十八州府外，还有

“营州、檀州、妫州、松州、叠州、翼州、当州、恭

州、嶲州、姚州、巩州、甘州”十二州2，在不考虑

府州政区调整变化的情况下，宋代时实际土贡麝香的

府州有二十五个3。另外，《宋史·地理志》还增加

了一个上述文献均未提及的宋代土贡麝香州——“鄜

州”4。比较唐宋两朝土贡麝香的府州数量和分布地

域，皆不难发现宋代的麝香土贡府州数量及其分布区

域均小于唐朝，可见宋朝的麝香出产地域比唐朝小，

再次表明唐朝时人们对麝香出产地域认知更加全面。

明代《广舆记》和《大明一统志》所记土产麝或

麝香的府级行政区如下表：

通过表一可以发现，明代麝香出产地域范围大于

注：图所用底图为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

（唐）》“唐总章二年（669年）”图，图中以实

心圆点标注的产地为底图中州治所在，仅标注州名

的地点为依据隋时期全图、唐各道详图确定的底图

无标注的州郡大概位置。

图一：《新唐书》所记唐朝上贡麝香分布图

1 王存：《元丰九域志》卷一、卷三、卷四、卷七、卷八，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3页、26页、第27页、第28页、第108页、第115页、

第116页、第117页、第119页、第126页、第134页、第138页、第168页、第170页、第172页、第173页、第317页、第359页。

2 马端临：《文献通考·舆地考》舆地二、舆地六、舆地七、舆地八，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83页、第2484页、第2484页、第2524

页、第2525页、第2534页、第2536页。

3《文献通考·舆地考》载檀州为“唐贡麝香”（具体见第2484页），未言宋代有无上贡，《元丰九域志》等史料则未记载该州，故未

列入统计中。而甘州、恭州、嶲州、姚州为宋代未设置府州的地方。

4 《宋史·地理志》卷八十七《地理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148页。

5 陆应阳原纂、蔡方炳増辑：《广舆记》，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大文堂刻本；李贤等：《大明一统志》，明天顺五年（1461）刻本。

省 《广舆记》 《大明一统志》

京师 永平府

山西太原府忻、代、岢岚三州、

汾州府辽州山西太原府（忻、代、岢岚）、大同府（辽州）

陕西 汉中府、巩昌府西安府、汉中府、巩昌府、临洮府、庆阳府、延安府（鄜州）、洮

州卫、河州卫、文县守御军民千户所、陕西行都指挥使司

湖广 郧阳府、宝庆府 宝庆府、永顺军民宣慰使司

表一：明代土产麝香府级政区一览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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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而小于唐朝。统计清代三个版本的《一统志》所记麝香出产府州分布如下图：

由图二产地统计分布图可

知，三个版本《一统志》均提到

的有云南丽江府，四川重庆、嘉

定、茂州、龙安府，甘肃甘州

府、西宁府、庆阳府、平凉府，

陕西延安府、同州府、汉中府、

兴安府、商州，山西汾州府、隰

县、沂州府、代州府，河南河南

府，直隶宣化府共二十个府级政

区。仅见于康熙《一统志》的产

地有直隶顺天府、四川保宁府、

云南姚安府。而乾隆《一统志》

则增加了甘肃宁夏府、安徽六安

府、山西陕州、贵州大定府、云

南楚雄府五个产地。道光《一统

志》则增加了兰州府、秦州而省

去临洮府，又未提及乾隆《一统

志》所增加的五个新产地。从统

计结果上可以发现尽管清代三个

版本《一统志》所记麝香出产府

州有一定的异同，但绝大多数府

州在三个版本的《一统志》中均

有记载，则可以认为左图主要反

映了清代的麝香产地分布状况。

三、唐以来麝香产地分布变动原因分析

对比唐宋以来各朝麝香上贡和出产地域，可以清晰地发现，唐朝的麝香产地地域范围最大，而宋明

两朝则较小，清朝麝香出产区域几乎与唐朝一致。唐宋以来中国麝香的分布范围虽有波动，但整体趋于平

衡，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分析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需要承认历史时期的人类活动对动植物的分布变

四川

保宁府、夔州府、嘉定府、

东川军民府、天全六番招讨

使司、黎州安抚司、叠溪守

御千户所

保宁府、夔州府、嘉定府、芒部军民府、天全六番招讨使司、黎州

安抚司、松潘等处军民指挥使司、叠溪守御军民千户所

云南

蒙化府、姚安军民府、鹤庆

军军民、武定军民府、澜沧

卫军民指挥使司

澂江府、蒙化府、姚安军民府、鹤庆军民府、武定军民府、澜沧卫

军民指挥使司

河南 河南府

图二：《大清一统志》反应的清朝麝香土产地域

注：图所用底图为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光绪

三十四年（1908）”清全图。图中对一统志提及而底图未绘制

的府州对比其与其他府州的相对位置估计定位，仅作大概位置

的参考使用。

历史时期麝香的认知发展和产地分布变迁研究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  第壹期·84·

迁有一定影响这一基本共识。在此共识之下，探讨为何唐宋以来中国麝香分布基本没有发生大的变迁。首

先需要明确唐宋以来自然环境的变化，尤其是麝的栖息地——森林资源的变迁。历史时期气候变迁研究认

为，从唐代温暖期之后，宋元明清的气候均在比较基准线以下波动，即宋元以来的气候基本处于寒冷期1。这

种气候波动后趋于稳定的状态亦会影响森林植被的分布变迁，进而导致了麝的生存环境发生变化。自然环

境和森林植被的变化，从而导致唐宋之际麝香上贡府州地域范围在一定程度上的变化，亦可得到较为科学

合理的解释。宋以来整体处于寒冷期的状态下，森林植被与麝为了适应气候的变化，都会随之产生一定的

改变。在气候变化趋于稳定时，森林植被亦分布趋于稳定，麝的栖息地也相应地趋于稳定，故此史志资料

所见宋以来麝及麝香分布区，整体上趋于稳定的状态亦是不难理解的。相关研究表明，唐宋以来，我国大

小兴安岭、长白山、燕山、太行山、祁连山、秦岭、横断山脉等主要山脉的森林植被覆盖自然变化不大2，

是以在气候影响下，麝的栖息地在以上山区可能有垂直地带分布上的变动，具体表现在麝香产区的政区分

布上略有变化而基本处于稳定状态，由此反映出唐宋以来麝的生存环境并没有发生十分巨大的变化。

作为名贵中药和香料原料，麝香的需求亦会影响麝的分布范围。唐宋时期是麝香上贡最为活跃、也是见诸

记载最多的时期。《通典》《文献通考》等多有列举唐宋两朝各州麝香上贡数量。唐朝各州上贡数量如下：

表二：唐朝各州土贡麝香数量统计表

注：表格州郡名称依《新唐书·地理志》列出，土贡麝香数量多为《文献通考》所记。另，保州天

宝郡在《通典》和《文献通考》记为奉州云山郡，贡麝香十颗（见《通典》）。《通典》记恭州恭化郡

上贡麝香数量为十五颗外，其余数量均与《文献通考》一致，州郡名称后未列具体数值的州郡是《文献通

考》和《通典》均未记载的贡麝香州郡。《通典》还记悉州归诚郡贡麝香六颗（见《通典》），而《文献

通考》未载。此外，庆州顺化郡，《文献通考》作安化郡，《通典》亦为安化郡；河州安昌郡，《文献通

考》作河州安乡郡，《通典》也作安乡郡。

《文献通考》《元丰九域志》等文献有载宋朝土贡麝香数量的州郡如下：

州郡名称/贡麝香数量（颗）

同州冯翊郡 忻州定襄郡 洋州洋川郡 渭州陇西郡10 嘉州键为郡 静州静川郡6

商州上洛郡30 代州雁门郡 利州益昌郡 兰州金城郡10 巂州越巂郡 柘州蓬山郡10

庆州顺化郡25 妫州妫川郡10 凤州河池郡 阶州武都郡 黎州洪源郡 恭州恭化郡20

丹州咸宁郡1 檀州密云郡 成州同谷郡 洮州临洮郡10 茂州通化郡60 保州天宝郡10

延州延安郡30 营州柳城郡10 文州阴平郡20 廓州宁塞郡 翼州临翼郡34 真州昭德郡

灵州灵武郡 均州武当郡20 扶州同昌郡10 叠州合川郡20 维州维川郡20 昌州

虢州弘农郡10 房州房陵郡20 通州通川郡 宕州怀道郡 姚州云南郡 悉州归诚郡6

岚州楼烦郡10 金州汉阴郡 河州安昌郡20 甘州张掖郡 松州交川郡30 当州江源郡

1 王会昌：《中国文化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 按，此处主要参考蓝勇《中国历史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二章“历史时期森林植被变迁”章节，吴致蕾《清代、民

国时期青藏高原东北部河湟谷地森林、草地覆盖变化》（青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以及张铭、李娟娟《历史时期渝东南地区

森林植被变迁研究》（《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六期）等著作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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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宋朝有具体土贡麝香数量的州郡及其贡麝香数量统计表

注：统计表资料来源于《文献通考》和《元丰九域志》。

对比唐、宋两代的麝香上贡，可以发现唐朝的麝香上贡州郡多，且州与州之间差距十分大，如开元时

期的上贡，茂州通化郡每年可贡“六十颗”而丹州咸宁郡则只贡“一颗”，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引起部分地

区对麝香的过度猎取，从而导致麝香的分布区域发生变化。宋朝各州郡的麝香上贡数量基本均衡，根据动

物百科颗与两之间的换算可知，宋朝以两为单位计算的麝香土贡数量与唐朝以颗为单位的数量要少。但宋

朝繁荣的商贸则使得麝香的需求大于唐朝，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绍兴二十有六年……丙申诏黎、

雅州博易场官市珠、犀、水银、麝香等并罢，令民间仍旧交易”1，这表明宋朝曾一度对民间麝香贸易有所

禁止，而于绍兴二十六年再次放开民间交易，同时官方主持的贸易并未停止，这反映出当时麝香贸易的活

跃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宋朝麝香出产地域小于唐朝的原因。

明朝的官方麝香使用主要是太医院对麝香等药材的征收。“凡天下岁办药材，俱于出产地方派纳，

永乐以后额定……成化以来，其数渐增。至嘉靖初，……十三年议准岁办药材以十分为率，九分采办……

其一分折银解送以备收买应用。十七年……后题减……易金箔、朱砂、麝香等药”，其中湖广“题减

二千二百五十九斤十二两四钱，易朱砂麝香一百四斤”、四川“题减二千八百三十斤，易麝香犀角九

斤”、山西“题减五十斤，易麝香十斤”2。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明代仅太医院对麝香的需求数量就显著

大于唐、宋两朝的土贡总量，但宋、明两朝的麝香产区依然在唐朝时主要确定的太行山、秦岭、巫山以及

横断山东侧。宋、明两朝所记麝香出产府州数量、地域小于唐朝的麝香出产地域，也有可能是宋、明时期

史志文献仅记当时麝香主产区，而对产量较小的地区忽略不计的结果。

在麝香需求逐渐增大的情况下，真正导致宋、明两朝麝香的分布区域依旧在唐朝确定的分布范围内

波动而未彻底消失的原因，则与人们对麝及麝香出产的认知有关。“走麝以遗香不捕”是从先秦时期就有

的认知。汉代以来儒家将对麝的“遗香不捕”视为“君子”之行为，并赋予其崇高的道德意义。医药学方

面，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主张“春分取之，生者益良”3，即在春分时节由活体的麝体内取出的麝香

品质更好。唐《新修本草》更是记载春分时节由麝自其体内主动踢出的麝香更胜于“杀取者”4。在儒家遵

循的道德信条以及医药界主张自由获取麝香的思想观念影响下，有效地控制了历代直接猎杀活体麝而获取

麝香的行为，从而保证了麝的自然存活率，也使得唐代以来的麝香分布范围未发生大的变动。

此外，由于麝香有着极高的药用及香料价值，加之它在秦汉魏晋是较难获取的稀缺资源，反映在唐宋

以来的正统观念及认知中，即过分使用麝香有损君子之道，尤其是统治阶级过量使用麝香被视之为奢侈行

州郡名称/贡麝香数两

襄州襄陽府3 延州延安郡5 丹州咸宁郡5 沂州定襄郡2 茂州通化郡3

金州安康郡2 庆州安化郡3 熙州临洮府3 宪州5 文州阴平郡5

房州房陵郡2 虢州虢郡3 河州安乡郡5 岚州楼烦郡5 同下州通远军5

均州武当郡5 商州上洛郡3 代州雁门郡3

1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七十三，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850页。　

2 申时行：《大明会典》卷二百二十四，明万历内府刻本

3 陶弘景编，尚志钧、尚元胜辑校：《本草经集注》（辑校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年版，第390页。

4 苏敬等撰，尚志钧辑校：《新修本草》（辑复本），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364页。

历史时期麝香的认知发展和产地分布变迁研究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  第壹期·86·

为。这与提倡以古为鉴、勤俭治国之道大相径庭，故而统治者多不提倡使用麝香，亦极力压制麝香上贡，

如唐朝就有“幽州岁贡麝香皆罢之”1的记载。宋代更是几次罢停一些府州的麝香上贡，元、明、清时期对

麝香上贡的要求也十分低。宋元以来官方减少对麝香需求量，表明了官方不提倡使用麝香的态度，这也在

很大程度上保护了麝的生存，保证了麝香的出产区域的基本稳定，从而使得唐宋以来的麝香出产地区虽有

波动，但整体分布则基本趋于稳定。据此可知，历史时期随着人类活动的增多，人们对动物及其分布范围

的认知也逐渐发展完善。人类对获取动物资源的认知及获取方式亦会影响动物的分布变迁。回到历史时期

人们对麝及麝香的产地分布这一问题上，先秦时期所见的记载和范围较小，汉晋时期逐渐扩大，唐代则对

麝香产地分布的认知基本完善，宋元之际分布地域及范围虽有变动，但总体上保持了稳定，清代基本上与

唐代所确定的麝香土贡范围相近。除了自然环境变化的因素外，历朝官方的认知、政策引导、思想观念及

实用性（医药价值、香料价值）开发认知，对麝香等动物资源的分布和变迁有着较为深刻的影响。

Study on the Cognitive Development and Original Distribution Changes of the Musk and its’Development in Historical Period

Zhang Lianzhuo

Abstract： The knowledge of musk was established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but  the accurate and 

reasonable records of musk's animal characteristics and how to generate musk were not perfected until  the Tang 

Dynasty. The medicinal and spice uses of musk were basically developed in the Han and Wei dynasties， but it was 

not until  the musk contribution of most counties  in  the Tang Dynasty  that  there was a detailed record and overall 

knowledge of the musk origin distribution. The area of musk tribute in Tang Dynasty is basically the same as the range 

of musk originally  identified in Qing Dynasty， and the records of musk tribute and production in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changed within the distribution range determined by Tang and Qing dynasties.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in 

the millennium from the Tang Dynasty to the Qing Dynasty， the production of Chinese musk in the largest regions 

formed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fluctuated without complete extinction in some regions， and the ancient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musk and knowledge of the musk， how to obtain musk and the control of demand for musk is very 

closely related.

Key words： Musk deer；Musk；Historical cognitive；Origin distribution

责任编辑：林建曾

1 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点校：《册府元龟》（校订本）卷一百六十八，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1869页。

·87·

大夏大学对贵州文化教育的贡献和影响史继忠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　贵州　贵阳　550004）

《贵州文史丛刊》2019年第二期发表了华东师范大学汤涛先生的《“大夏先生”王伯群》1，以翔实

的资料记述了王伯群与大夏大学。大夏大学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而创办大夏大学，苦心经营大夏大学

二十年的王伯群是贵州人。此文有深度而且接地气，读后很受启发。抗日战争期间，大夏大学迁到贵阳，

在贵州前后九年（1938—1946），不但在战乱的环境中坚持办学，而且对贵州文化教育作出了很大的贡

献。不可讳言，由于思想观念的局限和对大夏大学的研究不深入，过去只把大夏大学作为抗战时期内迁高

等学校看待，概略地记述了这段历史，没有深入研究大夏大学在黔期间的意义和作用，甚至有人认为这是

一种“流水式”的迁移。本文从另一角度研究大夏大学，着重论述大夏大学迁黔对贵州文化教育的贡献和

影响，并对王伯群其人其事作出新的评价。

一

王伯群（1885—1944），名文选，伯群其字，以字行，光绪十一年（1885）生于贵州兴义县景家屯。

二十九年（1903）就读于兴义笔山书院，从姚茫父先生习经史与文字学。光绪三十一年（1905），贵州巡

抚林绍年奏请派留学生出国，王伯群以公费生留学日本，是贵州第一批留日学生。先入弘文学院补习日

文，继入日本中央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毕业后在该校研究院深造，经济学基础深厚。在日本参加孙中山

组织的同盟会，后回国参加辛亥革命，在上海创办《大共和日报》，又参与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是辛亥元老。民国四年（1915）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组织“筹安会”拟复辟帝制，梁启超、蔡锷约集王

伯群、戴戡、汤觉顿、蹇念益、陈国祥等人在天津开会，密谋举兵反袁，被称为“天津会议七君子”。

嗣后，蔡锷到云南发动“护国运动”，王伯群回贵州促使刘显世反袁，云南起义、贵州独立，掀起了轰

轰烈烈的护国战争，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民国六年（1917），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

法》和召开国会，孙中山举起护法的旗帜，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任命王伯群为交通部长。民国十三年

（1924），王伯群在上海创办私立大夏大学。民国十六年（1927），北伐军占领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任

命王伯群为交通部长，兼交通大学校长和招商局监督。王伯群在交通部长任内，建树良多。首先接收邮政

总局，统一全国邮政，创办邮政储金汇业局。将外国人经办的电信局收归国有，统一管理全国电报、电话

摘  要：大夏大学迁到贵州最早，在黔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各院系成绩斐然，

尤以理学院、商学院、教育学院最为显著，对贵州教育、文化多有贡献，最大的影响

是促成国立贵阳师范学院和国立贵州大学的建立。

关键词：大夏大学　王伯群　贵州文化教育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20）01-87-93

作者简介： 史继忠，1937年生，贵州贵阳人，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原副馆长、教授。

1  汤涛：《“大夏先生”王伯群》，《贵州文史丛刊》2019年二期。

大夏大学对贵州文化教育的贡献和影响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  第壹期·88·

和无线电，建立真茹国际大电台和国际电信局，开设南京、上海、武汉、青岛等市内电话。设立航空管理

处，与美国合办中国航空公司，与德国合办欧亚航空公司。民国二十一年（1932）辞去交通部长职务，仅

保留国民政府委员的空衔，专心办学，直到民国三十三年（1944）逝世。1 

以往为王伯群立传，都把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看待，着重写他在辛亥革命、护国护法的功勋，国民

政府交通部长的建树，稍带提到创办大夏大学的事。公允地说，王伯群虽是国民政府要员，但在辛亥革

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中，都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在担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期间所作所为均有利于国计

民生，从未参与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活动。前半生的政治生涯仅二十余年。他的后半生，从1924年创办大

夏大学开始到1944年逝世，也是二十年，在此期间，除担任大夏大学董事长和校长而外，还执掌交通大学

和上海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可惜我们至今未掌握在交通大学和吴淞商船专科学校的资料。他创办的私立大

夏大学与私立复旦大学齐名，被誉为“东方哥伦比亚大学”，而交通大学一直是中国名校。他功勋卓著，

堪称中国近代教育家。王伯群学养深厚，既从文化大师姚茫父习经史和文字学，又在日本学习近代科学文

化，可谓是学兼中西。他在日本受过七年高等教育，又精通政治、经济、文化，对办大学及系科设置有深

切了解。他是一个有理论有实践的经济学家，善于资金运作，加之他的社会地位和各种社会关系，所以能

筹集大量资金在上海创办私立大学。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民主革命者，思想开放，尊重知识，尊重人

才，致使大厦大学人才荟萃，名师众多。

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日本侵略中国，不仅仅要占领我国的大好河山，掠夺

我国丰富的资源，奴役四万万五千万同胞，而且妄图使我们“亡国灭种”，消灭中国文化和民族意识，彻

底征服中华民族。为了不让我国的文化教育遭到破坏、践踏，维护中国文化的尊严，延续中国的文脉，北

京、天津、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大批学校、文化机关纷纷内迁，迁往西南和西北，出现了一次波澜壮

阔的“文化西迁”，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悲壮而又充满奋发、不屈精神的文化大搬迁。成千上万“不愿做奴

隶的人们”，含着眼泪，扛着行李，扶老携幼，搬运大量图书仪器、文物，风尘仆仆地奔向西南和西北。

抗战期间，迁到贵州的有上海私立大夏大学、杭州的国立浙江大学和之江大学工学院、河北的国立交通大

学唐山工学院、长沙的国立湘雅医学院、江西的国立中正医学院、桂林的国立广西大学和国立桂林师范学

院，还有在南京等地的若干军事院校及外地的国立中学。

二

大夏大学于1937年由上海迁来，是迁到贵州最早、在贵州时间最长的大学。比国立湘雅医学院早一

年，比国立浙江大学和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早两年。在此之前贵州尚无高等教育，高中毕业生都到北

京、天津、南京、上海、杭州等地求学。民国十六年（1927），贵州省主席周西成为了保留人才，不准学

生出省求学，将贵阳甲种农业学校撤销，改设省立贵州大学，设有文、理两个预科及经济、医事、矿冶、

土木等专科，民国十九年（1930）停办，从此贵州没有大学。因大夏大学为贵州人创办，贵州省教育厅看

重大夏大学，民国二十六年（1937）制定《贵州省政府教育厅考选上海大夏大学师范专修科学生章程》，

考选二十名学生到大夏大学专修英文和数理化，每人每年补助学费两百元，一次旅费五十元。大夏大学迁

到贵阳，贵州自此有了高等教育，贵州学生再也用不着长途跋涉到外地求学，可以就地报考名校。大夏大

学是一所综合大学，设有文学院、理工学院、法学院、商学院和师范学院，还附设师范专修科和教育专修

科，规模宏大，在校学生经常在一千五百人左右，最高年份达一千八百人。招生人数在贵州各大学中最

多。抗战胜利后其他大学陆续迁走，而大夏大学仍在赤水办学，直到1946年5月才离开贵州，在贵州长达

九年，毕业学生一千五百六十七人。

贵州省政府对大夏大学颇为重视。民国二十七年（1938）成立贵州省播音教育委员会，由教育厅、

建设厅、贵州广播电台、大夏大学、省立民众教育馆组成。同年成立教育部战区中小学教师第四服务团，

1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贵州省志·人物志》，方志出版社2015年版，第259～260页。

·89·

为贵州提供师资，在清镇、桐梓、都匀、黔西、兴仁等县开办中山中学班，以大夏大学副校长欧元怀为团

长。民国二十八年（1939）成立贵州省职业教育辅导委员会，由教育厅、大夏大学、湘雅医学院、农业改

进所、贵阳电厂、贵州矿务局、农村合作委员会、农田水利贷款委员会等单位组成。同年成立贵州省建

教合作委员会，由贵阳医学院、大夏大学、农业改进所、农本局贵阳办事处、贵阳电厂、贵州矿务局、

西南公路运输局组成。民国二十九年（1940），省政府任命大夏大学副校长欧元怀为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

长。欧元怀为福建莆田人，早年留学美国，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和西南大学，获心理学博士，回国后在

光华大学、国立政治大学、厦门大学任教授，从1930年起担任大夏大学副校长，在教育厅长任内（1940—

1945）采取各种措施发展贵州教育。首先是积极推行国民教育，制订《贵州省实施国民教育计划》，建

立贵州省及各级国民教育研究会，举办国民学校师资训练所，实行《贵州省国民教育层级督导办法》，

分期分批推广国民教育，实现每个乡镇有一所中心国民学校，到民国三十四年（1945）全省有国民学校

一千五百九十五所。重视中等师范教育，规定每年3月29日起的一周为“师范教育运动周”，宣传师范教

育的重要性，鼓励学生报考师范学校，发给师范学校教师休假俸金、师范学校服务奖金和优秀师范生奖学

金，规定九个学区至少有一所省立师范学校，并与国民教育联系起来，以师范学校为中心建立辅导区，又

倡导十二县联合创办一所联立简易师范学校。适应战时经济建设的需要，省教育厅制定了《贵州省推进职

业教育计划》和《贵州省推进农工职业教育实施办法》，强调职业教育与实业部门合作，创办了省立贵

阳高级农业职业学校、贵阳高级工业职业学校、贵阳高级商业职业学校、贵阳高级医事职业学校、贵阳

高级护士职业学校及江口农业职业学校、湄潭实用职业学校、锦屏森林科初级实用职业学校。欧元怀还

兼任教育部战区中小学教师第四服务团团长，借助教育部的经费和各战区流入贵州的师资，在清镇、桐

梓、都匀、黔西、兴仁开办中山中学班（高中），并与浙江大学交大唐山工学院合办中学，民国二十九年

（1940）将第四服务团改组为贵州省教育厅战区教师服务处，接收各地中山中学班，改为省立中学。民国

三十四年（1945）欧元怀辞去教育厅长职务，省政府又任命大夏大学训导长傅启学为教育厅厅长。1

大夏大学在贵州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民国三十九年二月（1940年2月）“中华全国

文艺界抗敌协会贵阳分会”成立 ，理事会成员有谢六逸、蹇先艾、张梦麟、李青崖、吴道安、田君亮、曹

未风、齐同、潘家洵等，提出“把分散的各个战友的力量团结起来，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捍卫国家，

粉碎敌人，争取最后胜利”，并创办《抗建》刊物。谢六逸、张梦麟、李青崖、曹未风都是大夏大学文学

教授，谢六逸、蹇先艾是贵州籍作家，田君亮、吴道安是贵州文化名流。蹇先艾、谢六逸、齐同、张梦

麟、李青崖等又组织每周文艺社，创办《每周文艺》刊物，发表抗战文学作品。话剧和歌咏是宣传抗日的

有力武器，大夏大学师生组织了“狼火剧社”“大夏青年剧社”和“大夏歌咏队”，影响最大的是“大夏

歌咏队”，其宗旨是以歌曲“宣传抗战，团结同学，唤起民众，挽救危亡”，寂静的山城爆发出巨大的吼

声，掀起声势浩大的歌咏运动。大夏附中，歌咏活动极为活跃。民国二十二年一月十三日在富水路省党部

礼堂举办音乐演奏会，连续三天，管弦乐合奏世界名曲，八十人合唱《马赛曲》《义勇军进行曲》及多首

抗日歌曲，被称为“严冬山城唱开的春花”。同年五月，贵阳举行“千人大合唱”，有一千三百人参加，

大夏附中合唱团最为努力，歌声汇成一条响亮的河流，是火山的喷发，是洪钟的怒吼，是惊心动魄的号

角，是万马奔驰的嘶鸣。2

贵阳文通书局在抗战中崛起，发展为一个集出版、印刷、发行为一体的机构，跻身于全国七大书局之

列。其发展壮大与大夏大学密切相关。文通书局建立了一个全国一流的编审委员会，荟萃了全国著名的哲

学社会学家、科学技术专家、教育家、医学家、文学艺术家及社会名流一百一十二人，其中，大夏大学就

占十九名，他们是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副校长欧元怀，文学家、翻译家谢六逸、李青崖、张梦麟、曹未

风，3出版了《边疆问题丛书》《穆斯林丛书》《风土丛书》《语文学丛书》《新闻学丛书》《地方自治

1 贵州省档案馆编：《民国贵州省政府委员会会议辑要》，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1～72页。

2 韩义义： 《全民抗战　贵州抗日救亡运动》，贵州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3文通书局编辑所编：《文通书局及其编辑所》，文通书局1942年版，第6页。

大夏大学对贵州文化教育的贡献和影响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  第壹期·90·

社丛书》；文艺方面出版了许多翻译著作，如茅盾编译的《现代翻译小说》、彭慧译《哥萨克》、高寒译

《看哪这人》、穆木天译《绝对之探求》、朱厚锟译《文苑外史》等，最著名的是曹未风翻译的《莎士比

亚全集》，包括《仲夏夜之梦》《第十二夜》《威尼斯商人》《暴风雨》《凡隆娜二绅士》《如愿》《罗

米欧与朱丽叶》《马克白斯》《汉姆莱特》《冬天的故事》《无事忙》《错中错》。1

三

大夏大学和国立浙江大学都是综合大学，院系设置有同有异，各有所长，浙江大学以理工及农学见

长，大夏大学以文理、商学、教育见长，可以互补，相互促进。

大夏大学文学院设有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社会学系、历史学系和新闻系，并与社会研究部、

文史研究室密切配合。文学院长谢六逸，早年留学日本，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著名作家、学者、文学

翻译家，写了许多文学作品，著有《西洋小说发达史》和《日本文学史》，对日本文学的研究与周氏兄弟

（周树人、周作人）相伯仲。谢六逸又是新闻教育家，创办了复旦大学新闻系和大夏大学新闻系，主编新

闻学丛书，著有《新闻学概论》。外国文学系师资雄厚，系主任曹未风是著名的翻译家，翻译了《莎士比亚

全集》；李青崖留学比利时，对法国文学很有造诣，翻译了《莫伯桑短篇小说集》《戴高乐将军传》《餮餮

的巴黎》《启示录的四骑士》《人生》《俊友》等书；还有外国语教授黄奎元、关彩琪、刘行骅夫人（美

籍）等。历史系与文史研究室配合，由史学家姚薇元主持，姚薇元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和清华大学研究

院，著有《鸦片战争史事考》《中华民族起源考》《北朝胡姓考》等书，文史研究室办有《文史》刊物。

大夏大学社会系和社会研究部名家众多，社会学家吴泽霖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先后入威斯康辛

大学、密苏里大学、俄亥俄州大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被聘为上海大夏大学教授，曾担任过教务长和文

学院长，后改任社会系主任兼社会研究部主任。张少薇也是著名社会学家，早年留学美国，在密苏里大学

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在浙江大学、交通大学、光华大学、大夏大学任教授，著有《社会学指导》《儿童问

题概论》《人与社会》等书。社会学家还有陈国钧、梁瓯第、岑家梧等人。大夏大学社会系最先在贵州开

启民族学教育，发表许多文章，后由社会研究部集为《民族学论文集》出版。重视民族调查，由关泽霖、

陈国钧两先生率领学生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写成三十多篇文章，后来集为《贵州苗夷社会研究》一书，陈

国钧还独力辑录了《贵州苗夷歌谣》。梁瓯第后来担任国立贵州师范学校校长，实行“工读制”，把学校

教育与社会教育结合起来，引导学生了解社会、服务社会，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学生。2

理工学院设有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土木工程系、建筑工程系，著名教授有夏元瑮、张

永立、陈景琪、谢仲武等。夏元瑮是著名的物理学家，获美国耶鲁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又获德国柏林大

学理学博士学位，曾担任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重庆大学教务长、湖北省教育厅长，在大夏大学任理工学

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张永立是贵阳人，在比利时鲁文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对宇宙维体理论有深入研究，

在分子振动理论中有一个函数被命名为“张永立函数”，精通英语、法语、德语和拉丁语，在大夏大学物

理系担任教授。贵州历来缺乏英语和数理化教育，过去教育厅设专项资助学生到省外学英语和数理化，自

大夏迁黔后，理学院的毕业生弥补了这一缺陷，“从此黔省数理教师，不虞匮乏矣”。3

法学院设有政治学系、法律系、经济系。大夏大学训导长兼法学院院长谌志远是贵州人，在美国哥

伦比亚大学获政治学硕士学位。法律系主任高承元，北京国立法政学校毕业后入维也纳大学法律研究所深

造，历任最高法院推事、中山大学法律系主任、法官训练所导师。邓世隆，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毕业，曾任

中山大学法学教授，在大夏大学任经济系主任。毛家琪教授，历任湖北法政大学教师、立法院编修，在大

夏大学任教授兼政治经济研究室主任。法学院系科齐全，师资水平高，毕业生在贵州党政机关占有重要地

位，“贵州省民政厅颇为借重法学院政治系毕业生，分发担任各县县长或科长。而司法机构，亦多委任本

1 何长凤：《贵阳文通书局》，贵州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106页。

2 孔令中主编：《贵州教育史》，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3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贵州省志·人物志》，方志出版社2015年版，第465～466页。

·91·

校法律系毕业生担任地方法院院长或推事等职”。

贵州各高等学校中，设商学院的唯有大夏大学。这与王伯群的经济思想有关，他认为经济的繁荣必须

“通商惠工”，而银行是各种事业之母，商学院设商学系、会计学系、银行学系、工商管理系、国际贸易

学系。抗战期间，贵阳是西南公路交通枢纽，出现许多商号，仅贸易公司就有数十家。金融极为活跃，中

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农本局、邮政储金汇业局都在贵阳设立分支机构，还有外

省的地方银行和商业银行二十余家，贵州也办有贵州银行、聚康银行、贵阳市银行，还有三家保险公司。

社会需要大批商贸、会计、银行、工商管理、对外贸易人才。商学院成为学生报考的热门专业。商学院院

长金企渊是著名的经济学家，经济学教授还有赵兰坪、刘行骅等人。食盐运销是贵州贸易的大宗，永岸

（四川叙永）、仁岸（仁怀）、綦岸（四川綦江）、涪岸（四川涪陵）均设有官盐运销营业处，销往全省

各地，大夏大学受财政部盐务局的委托，开办盐务专修科。1

大夏大学教育学院历史悠久，设有教育行政、教育心理和社会教育三系。原大夏大学秘书长兼教育

学院院长王裕凯在《抗战中的大夏大学》写道：“教育学院之贡献，贵州全省中等学校校长，绝大多数由

大夏教育行政系及教育心理学系毕业生担任。至于社教机关，如图书馆、民众教育馆等负责人，亦多为社

教系毕业生充当。”2马宗荣是全国著名的社会教育家，贵阳人，在日本留学十一年，专攻社会教育，并

对日本及欧美各国的社会教育进行考察。民国二十四年（1935）由蔡元培先生推荐为教育部简任秘书，随

大夏大学迁回贵阳，任总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教授，民国三十一年（1942）前往陪都重庆，筹办中央民

众教育馆并任馆长。马宗荣是一个有理论有实践的社会教育家，著有《中国古代教育史》《大时代的教

育》《社会教育纲要》《社会事业与社会行政》《社会教育原理与社会教育事业》《社会教育十讲》《大

学图书馆经营之实际》《现代图书馆说》等二十多部专著，可惜英年早逝，民国三十三年（1944）在贵阳

病逝，年仅四十八岁。抗战时期社会教育大为发展，以民众教育馆为中枢，举办各种民众补习学校、生计

教育、公民教育、电化艺术教育、健康教育，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到民国三十二年（1943）全省共有民众

教育馆七十六所，负责人多是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毕业生。抗战时期中学教育发展很快，省立中学由民国

二十五年（1936）的九所增至1946年的二十所，私立中学八十一所，还有国立中学十所，急需中学师资，

大夏大学在教育学院附设师范专修科和教育专修科，增强师资培养。大夏大学从上海迁来，于民国二十七

年六月（1938年6月）增设附属中学，简称“大夏附中”，分初、高中两部，学制各三年。民国二十八年

（1939），南宁大夏中学部迁到贵阳，学生分别插入各班。民国三十三年（1944）“黔南事变”后，大夏

大学迁往赤水，而附属中学仍留贵阳，校长王伯群先生去世后改名伯群中学。大夏附中是教育学院的实习

基地，又是大夏职工的子弟学校，校长由王伯群兼任，教师多由大学教师兼任，在抗战的艰苦环境中坚持

办学，强调“师生合作”“自强不息”和“三苦（教师苦教、职工苦干、学生苦读）精神”，很快成为贵

阳中学中的名校。特别是在民国二十八年（1939）“二四轰炸”后，省立贵阳中学、省立贵阳高级中学、

省立女子中学等校纷纷迁到外县，大夏附中的地位更加重要。1950年，省立贵阳高级中学、省立贵阳中学

与贵阳师院附中、私立中山中学、私立伯群中学合并为贵阳一中。

四

大夏大学对贵州教育的影响，莫过于促成国立贵阳师范学院和国立贵州大学的建立。抗日战争期间，

我国的高等教育重心转移到西南大后方，贵州的高等教育蓬勃兴起，不但迁来了上海私立大夏大学、国立

浙江大学、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私立之江大学工学院、国立湘雅医学院和国立中正医学院、国立广

西大学和国立桂林师范学院，还创办了国立贵阳医学院、国立贵阳师范学院、国立贵州大学。贵州创办的

三所国立大学都是“文化西迁”的产物。民国二十六年（1937），教育部以北平协和医学院、山东齐鲁医

学院南迁的师生组建国立武昌医学院，不久因武汉危急，改为国立贵阳医学院，次年迁到贵阳，是贵州最

1 王裕凯：《抗战中的大夏大学》，《学府纪闻：私立大夏大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29～30页。

2 王裕凯：〉《抗战中的大夏大学》，《学府纪闻：私立大夏大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29页。

大夏大学对贵州文化教育的贡献和影响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  第壹期·92·

先创办的大学。而国立贵阳师范学院和国立贵州大学的创办，则与私立大夏大学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

民国二十八年（1939），贵州省参议会提出设立贵州大学培养抗战建国人才，设立贵阳师范学院培养

中学师资的议案，由贵州省政府呈报国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长陈立夫于次年前来贵州考察，认为贵州中

学教育发展很快，新增了若干省立中学，县立中学普遍建立，还办起了许多私立中学，有必要办一所师范

学院培养中学师资。按照教育部新制定的《师范学院规程》，“各公私立大学教育院系均奉部令停止招收

新生。原有设备及学生或改组为师范学院，或予裁撤，或分年停闭，自后即不再核准私立大学附设教育院

系”。民国三十年（1941），教育部批准建立国立贵阳师范学院，令将大夏大学教育学院及教育、师范两

专修科并入贵阳师范学院。贵阳师范学院初办时，设有教育系、国文系、数学系、英语系和史地专修科、

理化专修科，系的学制四年，专修科三年，实际上是大夏大学教育学院及两专修科的演变。随着大夏教育

系科的并入，原大夏教育学院系科的学生全部转入贵阳师范学院，并于八月二十五日开始招收新生。故最

先的一、二、三届毕业生中，不少是原大夏大学学生。首任院长王克仁是贵州兴义人，东南大学毕业后赴

美留学，在芝加哥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历任厦门大学教育学院、湖北教育学院、湖南蓝田师范学院教授，

重庆大学教授兼训导长，是一个有办学经验的教育家。贵阳师范学院尚属草创，既无校舍、设备，又缺师

资。时值省立贵阳师范学校疏散到花溪，教育厅便将文化路贵阳师范学校的校舍借给贵阳师范学院作为办

公、教学场所及师生宿舍，直到民国三十三年（1944）秋大夏大学迁往赤水，贵阳师范学院迁入大夏大学

在雪涯路的校舍办学。王克仁上任后，广招人才，聘留法教育学家熊铭青为教务长，留美教育家袁公为任

训导长，留日机电工程师郝星吾为总务长，以贵阳学者向知方为院长秘书。聘请大夏大学著名物理学家夏

元瑮、著名文学家谢六逸（后任国文系主任）、著名翻译家曹未风为教授，又聘尹炎武（石公）为国文系

教授兼系主任，杨宪益为英文系教授兼主任，李锐夫为数学系教授兼主任，还聘请了陈逵、戴乃迭（杨宪益

夫人、英国人）、李独清、张汝舟等人为教授、副教授。国立贵阳师范学院的建立，首先与“文化西迁”的

大背景相关，没有大批专家、学者来到西南，贵阳师范学院就不可能招聘到许多教授。然而，按教育部《师

范学院章程》规定，公私立大学教育院系停止招生，将其原有设备及学生改组为师范学院才是贵阳师范学院

建立的直接原因，大夏大学教育学院及教育、师范两专科划归贵阳师范学院，奠定了国立贵阳师范学院的基

础。1 

民国二十八年（1939）贵州省政府同时呈报创办贵州大学，时任教育部次长的张道藩和教育部主任秘

书、蒙藏教育司长张廷休均是贵州人，极力支持创设贵州大学，但经考察，贵州还不具备创办综合大学的

条件，遂决定允许先成立贵州农工学院。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1940年12月），教育部派叶秀峰为农工学

院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欧元怀、王克仁、商文立、虞振镛为筹备委员。民国三十年（1941）正式建立贵

州农工学院，设有农林、农业化学、农业经济、土木工程、矿冶、机电六个系，八月正式招生。李书田为

院长，李是河北昌黎人，北洋大学土木科毕业后赴美留学，在康乃尔大学获工程博士学位，历任北洋大学

土木工程、铁道工程教授，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院长，上任后首先广招人才，聘请了四十名教授、副教

授，其中，贵州籍学者罗登义（时任浙江大学农业学系主任）、花莱峰（留日机电工程师）受聘为教授。

私立大夏大学迁到贵州后，失去了在上海办学的优越条件，经费日益困难，王伯群与董事会商量，

仿私立复旦大学改为国立大学之例，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申请将大夏大学改为国立。二月在行政院例

会上，由军政部长、大夏大学董事何应钦提出大夏改国立的议案，蒋介石在申请书上批示：“改国立原

则可行，交教育部切实整理院系呈核。”教育部长陈立夫顺水推舟，将大夏申请改为国立与贵州要求创办

贵州大学的事一并处理，将私立大夏大学与贵州农工学院合并，改为国立贵州大学。消息传出，大夏师生

群起抗议，引起学潮。王伯群对教育部的决定表示愤慨，他对全校学生说：“大夏是我一手扶植起来的。

在过去十九年的岁月里，我当了十五年校长，对大夏耗尽了心血，但我一无所求。大夏的成败荣辱与我分

不开，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我能把学校完整地由上海迁到贵州来，也必须而且能够把它完整地迁回上海

去。”接着，王伯群与教授代表金企渊、校友会代表王裕凯亲赴重庆质问教育部长陈立夫：“大夏乃私人

1 贵州师范大学校志编纂委员会编：《贵州师范大学七十年志：1941～2011》，贵州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93·

1 汤涛编著：《人生事，总堪伤：海上名媛保志宁回忆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

出钱所办，并非政府所办。公立学校，政府可以任意为之。今政府对私立学校，未经征得捐资创办人之同

意，而欲收归公有，于法何据？今日施之于大夏者，焉知明日不施之于其他私立大学？诚问当今世界各民

主国家有此先例吗？”此事处于僵局，一方面将大夏大学改为国立贵州大学的方案已得蒋介石默认，另一

方面大夏大学董事何应钦、孙科、孔祥熙、吴铁城等人都是政府要员，争执不下。董事会推张嘉璈、吴铁

城为代表与教育部协商，四月二十一日行政院正式决定：“大夏大学照旧维持，除原有补助费外，每年度

加拨五十万元”，但大夏大学将文学院、法学院拨归贵州大学。1

民国三十一年（1942）七月，行政院决议成立国立贵州大学，任命教育部司长张廷休为校长。张廷

休，贵州安顺人，南京高级师范学校毕业后在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深造，历任教育部主任秘书、

蒙藏教育司命长、高等教育司司长。贵州大学建立之初，设有农工学院（即原贵州农工学院）、文理学院

（由大夏拨出的文学院改设）和法商学院（由大夏法学院改设），次年将农工学院分为农学院和工学院，

将文理学院分为文学院和理学院，加上法商学院，共设五个学院。调整后，农学院设农学、农业化学、农

业经济三系，工学院设土木工程、矿冶工程、机电工程三系，文学院设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历史学三

系，理学院设数理、化学、地质学三系，法商学院设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工商管理四系。张廷休上任

后，对李书田聘任的教授、副教授一律续聘，并在重庆等地招聘一批教授，如地质学教授丁道衡，矿冶学

教授崔有濂，机电工程教授竺良辅，农学教授顾青虹、张丕介、罗登义，物理学教授张永立，化学教授杨

葆昌，数学教授任孟闲，英语教授任泰、潘家洵，历史学教授姚薇元，经济学教授李光忠，土木工程教授

葛天回，机电工程教授花莱峰等，其中，丁道衡、罗登义、张永立、杨葆昌、任泰、葛天回、花莱峰均是

贵州人。贵州大学设址于花溪，在原贵州农工学院的基础上扩建，其实，这片土地原先为大夏大学征购，

已完成第一期工程，故贵大校园中有“大夏路”。

综上所述，私立大夏大学迁黔九年间，对贵州文化教育、社会进步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是为贵州培

养了一大批人才；第二是结束了贵州没有高等教育的历史，其一脉深埋于贵州，茁壮成长；第三是开启了

国内学界科学研究贵州少数民族社会的先河。仅此数端，对后来贵州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的影

响是不可估量的。

The Daxia University’s Contribution and Influence to the Culture and Education of Guizhou

Shi Jizhong

Abstract：Daxia University was the earliest to transfer to Guizhou，which stays in Qian the longest time， with 

the most faculty and students’numbers in Guizhou. Of its various schools which had the excellent deeds， especially 

physical school， business school， and educational school are most remarkable ones. The university gave great 

contribution to Guizhou’s education and culture. The most influencing one is that it devoted and pointed out to build 

Guoli Guiyang Normal University and Guoli Guizhou University.

Key words：Daxia University； Wang BoQun； Gui Zhou Culture and Education

  责任编辑：张  翔

大夏大学对贵州文化教育的贡献和影响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  第壹期·94·

明代贵州省志舆图编绘与特点张英聘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　北京　100021）

省志是地方综合性志书的一种，以一省为记述范围。行省制度始于元代，明代为加强中央集权，

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但习惯上仍称为行省，简称为省。贵州作为省的建置，是在永乐十一年

（1413），是年设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与都指挥司同治1。贵州省的建立，有效地加强了中央对贵州的

行政管辖，在强有力的行政保障下，也促使了贵州方志编修活动的顺利开展。据统计，明代贵州省志官修

有四种2，私修有六种3，保存至今的有官修三种，私修二种，但王士性《黔志》仅为一卷，且均为文字性

记述。因此，本文拟以现存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嘉靖《贵州通志》、万历《贵州通志》、郭子章《黔

记》为研究对象，系统地考察舆图的设置情况，探讨其编绘特点及与军政的联系和影响。

一、现存明代贵州省志基本情况

明代贵州省志现存有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嘉靖《贵州通志》、万历《贵州通志》和万历《黔

记》，前三部均为官修，只有《黔记》是私修，但是也是卷帙最多的一部。

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共设十七卷，由沈庠修、赵瓒等纂。沈庠是上元（今江苏南京）人，弘治九年

（1496）由刑部郎中任贵州等处提刑按察使司副使4，主要负责督察学校的教育。赵瓒，叶榆（今属云南

大理）人，时任贵州宣慰使司儒学教授，主要负责总纂编辑，另有四川峨眉县教谕贵州人易絃以及庠生王

摘  要：本文从现存明代贵州四部省志入手，叙述了这四部省志编修的基本情况，探讨

了省志舆图的设置与编绘，通过所设地理图和城图的分析，总结了这几部省志舆图的发展变

化，以及编绘的特点，进而分析明代贵州所处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明代　贵州　舆图　编绘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20）01-94-106

作者简介：张英聘，女，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明史和方志学史。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善本方志舆图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6BTQ035）成果。

1 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四十六《地理七》，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97页。

2 据张新民《明代官修四种贵州省志考评》（《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二期）一文考证，明代官修省志四部：弘治

《贵州图经新志》十七卷、嘉靖《贵州通志》十二卷、万历《贵州通志》二十四卷、崇祯《贵州通志》，其中崇祯《贵州通志》已佚。

3 据张新民《明代私撰六种贵州省志考评》（《文献》1985年第四期）一文考证，明代私人撰修的省志有王佐成化《贵州旧志》、王士性

万历《黔志》、郭子章万历《黔记》、郭子章万历《黔小志》、黄运昌万历《黔记》、谭瑞《黔记》（明清之际），其中王佐成化《贵州旧

志》、郭子章万历《黔小志》、黄运昌万历《黔记》、谭瑞《黔记》已佚。见史继忠先生《贵州方志考略》（《贵州民族研究》1979年第一

期）一文：“有些私人著书， 例如《黔书》《续黔书》之类， 虽非官修志书， 也不完全具备方志的体例， 但就其内容而言， 也应归入方志一

类。”因此，张新民、史继忠先生均将王士性《黔志》等书列入方志类著述。

4 万历《上元县志》卷之八《科贡志》“进士”条记载：“沈庠，十七年，提学副使”。民国《南京文献》第八号，民国三十六年

（1947）上海书店铅印本；道光《上元县志》卷十《选举制》“进士”：沈庠，成华十七年进士，“字尚伦，贵州提学副使”，《中国方志丛

书》据道光四年（1824）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明孝宗实录》卷一百九，弘治九年二月乙卯；康熙《贵州通志》卷十三

《职官志》按察副使：“沈庠，上元人，进士”，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康熙刻本。

·95·

1 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一“贵州宣慰司”卷首题记。

2 关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下限，如该志卷三《贵州宣慰使司下》“科贡”，记事即至弘治十三年（1500），其他还有记载至是年者，

但未有晚于此年者。

3 万历《贵州通志》卷首“凡例”：“贵志未详所始，今可考者一修于弘治中督学沈公庠……一修于嘉靖中督学谢公东山。”（清）永

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四《史部·地理类存目三》题名“嘉靖贵州图经新志十八卷”：“明赵讃撰。讃，叶榆人，官贵州宣慰使司儒学教

授。是编成于嘉靖中，其凡例谓‘旧志考究采掇，挂漏可笑’。然此书亦殊舛陋，如第二卷内所载题咏，每诗皆取一句，大书于上，而以全

书细字分注于下，是何体例也？”据其题名“嘉靖”并云其“成于嘉靖中”有误，把不同时期的两位纂修者归为同一时期。《四库全书总目》在

卷六十八“贵州通志”条下还记载赵瓒修志在先，张道修志在后，而在存目编排上张道志条却排在前，且卷六十八题“赵瓒”，存目却题为“赵

讃”。此误以致民国《贵州通志》谭克敏《新贵州通志序》：“明嘉靖间赵瓒辑图经，张道辑通志”，仍传抄《四库全书总目》错误说法。

4 陈光贻：《中国方志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页。

5 参见拙撰：《（弘治）〈贵州图经新志〉体例浅析》，范同寿主编《开发中的崛起——纪念贵州建省59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贵

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8～39页。

6 光绪《射洪县志》卷十《选举志》“进士”：“谢东山，沈坤榜，官山东巡抚”，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光绪十二年（1886）刻本；康熙

《贵州通志》卷十三《职官志》按察副使：“谢东山，射洪人，进士，提学”，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康熙刻本。

7《明世宗实录》卷三八三，嘉靖三十一年三月己丑

8 永瑢《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四《史部·地理类存目三》题“嘉靖贵州通志十二卷”：“明张道撰，谢东山删正。道，里贯未详，

官贵州宣慰使司训导。东山，射洪人，嘉靖辛丑（二十年，1541）进士，官至右副都御使巡抚山东，其刊定此书时，则官至贵州按察司副

使也。书颇简略，以孝义、隐逸别于人物之外，而如陆京、张伯安诸人，又以孝友入人物志，亦无体例也。”

9 嘉靖《贵州通志》卷首杨慎序，《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影印嘉靖三十四年刻本），上海书店1990年版。

10 万历《贵州通志》，《日本罕见中国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11 康熙《贵州通志》卷十七《人物·名宦》，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康熙十二年（1673）刻本。又见乾隆《贵州通志》卷十九《秩

官·名宦总部·按察副使》，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乾隆六年（1741）刻本；光绪《桐乡县志》记载：“黔地荒远，礼教常疏，公雅意作

人振兴文治，士论翕然归之。且博稽文献，择士绅有学识者，会纂《贵州通志》，手自裁定，上之。迁江西参议，擢按察司副使，上疏论

国本宜定，再疏罢薪供耗费。外官论事自公始，人皆壮之。”严辰等纂：光绪《桐乡县志》卷十五《人物下·宦绩·沈思充传》。《中国

方志丛书》据清光绪十三年（1887）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496～497页。

佐同编，最后由沈庠删正定稿1。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记述下限至弘治十三年2，志书编修时间当在弘治

十三年以后的弘治年间3。该志遵照宋祝穆《方舆胜览》和《大明一统志》的体例，按照宣慰使司、府、

州、卫、所的次序记述，其下设建置沿革、郡名、至到、形胜、风俗、山川、土产、公署、学校、书院、

宫室、寺观、祠庙、关梁、馆驿、古迹、陵墓、名宦、流寓、人物、科贡、列女、仙释、题咏。对于这部

志书的体例设置，虽然有学者认为“既不是‘图经’，也不合‘通志’体例”4，但是该志却为其后嘉靖、

万历省志编修奠定了基础5。特别是该志的舆图绘制，在“图经”之名下传承了图的传统，尽管该志仍然文

重于图，但在卷首总图以外，每个府州卫所都设地理之图，其中有的还成为其后省志绘图所遵循的样本。

嘉靖《贵州通志》在贵州首次以“通志”为名，该志共设十二卷，由谢东山修、张道纂。谢东山是四

川射洪人，嘉靖二十年（1541）中进士6，曾历官兵部郎中，嘉靖三十一年（1552）任贵州提刑按察使司副

使，主管学校的教育7。张道，籍贯未详，官贵州宣慰使司训导。该志于嘉靖三十四年成书，其体例设置按

照十二生肖地支顺序排列，由子字号到亥字号，设有地图、建置沿革、郡名、星野、疆域、山川、形胜、

风俗、土产、土贡、土田、户口、财赋、徭役、城池、关隘、桥渡、兵防、职官、公署、宦迹、学校、科

目、岁贡、祠祀、寺观、宫室、坊市、惠政、古迹、丘墓、名宦、人物、贞节、孝义、仙释、隐逸、迁

谪、流寓、兵燹、艺文等门类，其中地图集中设置，其余分为四十门类。该志为弘治《贵州图经新志》的

续纂，记事非贯通古今，所记内容均为明朝史事。虽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该志“无体例”8，类目

设置混乱，但从资料采择角度，该志博引经史子集，又走访故老、儒生，进行实地调查采访，终使其“浃

洽而罔遗，精炼而无秕”9，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万历《贵州通志》设有二十四卷10，由沈思充等修、陈尚象等纂。沈思充为万历十四年（1586）进

士，任工部主事，后补屯田司刑部员外郎中，再转贵州提学佥事。康熙《贵州通志》记载沈思充“留

心文献”，召集绅士之有学识者“会纂《贵州通志》，手自裁定”11。陈尚象为贵州都匀人，万历八年

明代贵州省志舆图编绘与特点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  第壹期·96·

（1580）中进士，以中书舍人选任户科给事中，后转任刑科给事中，因建储事被削籍家居，期间受贵州巡

抚江东之延请修志。该志成书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其体例兼采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和嘉靖《贵

州通志》之长，又参考其他省志的做法，兼顾省会和其他门类设置，其地图亦按照省会、府州卫所分地

汇编1。

万历《黔记》共设六十卷，由郭子章撰。郭子章为江西泰和人，隆庆五年（1571）中进士。万历

二十七年（1599），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兼督理湖北等处2，并辅佐总督李化龙平定播州杨应龙的

叛乱。至万历三十五年（1607）七月辞官回家奉养父母，一个月后复官3。万历四十年（1612）五月，因抗

击苗人有功升至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该书成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但卷首丘禾实序题“万

历癸卯重九日”；陈尚象序亦题“癸卯岁”，落款时间又为“万历甲辰初正上元日”，此即万历三十二年

（1604）上元节。又据《黔记》卷二《大事记》，其下限为万历三十六年（1608）秋七月，而正文记事则

止于万历三十五年，说明该书成书后曾陆续增补。该志共设六十卷，现存有五十八卷，其中卷二十五、

二十六讨逆志4两卷已佚失，其余为大事记、星野志、舆图志、山水志、灾祥志、群祀志、止榷志、艺文

志、学校志、职官志、贡赋志、兵戎志、邮传志、公署志、公侯伯总兵参将都司守备表、总督巡按藩臬

表、守令表、文武科第表、貤恩表、帝王事纪、宦贤列传、乡贤列传、孝子列传、栖逸列传、淑媛列传、

方外列传、宣慰列传、故宣慰列传、土官列传、诸夷、西南夷总论，除大事记和西南夷总论外，有二十八

门，全书体例比较严整，卷帙繁复，门类创新较多，为明代贵州省志最为宏富的一部。该志仍为续修志

书，其记述时限除大事记等外，主要接续万历《贵州通志》，记述明代之史事。

从总体情况来看，明代现存四部省志在体例和记述内容上，都有一定的继承性，而且是逐步完善，其

中除弘治志是通志外，其余均以记述明朝史事为主。

二、明代贵州省志舆图设置

现存明代贵州几部省志一个突出的特点，各志的舆图设置都极其丰富。舆图是方志重要内容，宋元以

前方志一个重要形式是图经，图即是地图，经是指说明性文字，后来逐渐演变为图少文多，即便如此舆图

仍然不可或缺。贵州省志舆图设置，弘治《贵州图经新志》首肇其端，其后逐渐在此基础上予以调整或完

善，但大体没有脱离弘治志设置的窠臼。

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其体例仿《大明一统志》，因此舆图设置亦仿于此。据《大明一统志图叙》

记载：“天命统一华夷……疆理之制，则以京畿府州直隶六部，天下分为十三布政司……以统诸府州县，

而都司卫所则措（错）置于其间，以为防御。总之为府一百四十九，为州二百一十八，为县一千一百五，

而边陲之地都司卫所及宣慰、招讨、宣抚、安抚等司，与夫四夷受官封执臣礼者，皆以次具载于志焉。顾

昔《周官》诏观事则有志，诏地事则有图。故今复为图，分置于两畿、各布政司之前，又为天下总图于

首”，说明了《大明一统志》舆图设置的原则。同时，“图叙”还阐述了舆图设置的功用和意义，认为

“披图而观，庶天下疆域广轮之大，了然在目，如视诸掌”5，透过图可以洞察一切。《大明一统志》卷

一之前设《京师畿内地理之图》《大明一统之图》，卷六之前设《南京畿内之图》，之后十三布政使司卷

1 万历《贵州通志》“凡例”。

2  《明神宗实录》卷二三二，万历二十七年三月丁亥。

3 康熙《贵州通志》卷十七《人物·名宦》；乾隆《贵州通志》卷十九《人物秩官·名宦总部》。又见《明神宗实录》卷四三六，万历

三十五年七月丁巳：“贵州巡抚郭子章告病，许之。上以子章久习边事，难听其遽去，但屡疏陈情，辞意恳切，许回籍餋亲，以俟起用。”查

《明神宗实录》卷四三七“万历三十五年八月癸巳”条，时隔一月，郭子章又已到任。

4 万历《黔记》六十卷，现存五十八卷，缺卷二十五、二十六，贵州省图书馆1966年8月据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馆藏万历三十六年

刻本复制油印本编制说明考证。

5 李贤等撰：《大明一统志·图叙》，三秦出版社（影印天顺司礼监原刻本）1990年版。

·97·

首各设地理之图。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认为《大明一统志》出现后，其“程式之美足为万世志法”1，

所以仿其体例于卷首设《贵州布政使司地理之图》，之后各卷按照贵州宣慰使司和各府州卫所依次设置，

有《贵州宣慰使司地理之图》和思州府、思南府、镇远府、石阡府、铜仁府、黎平府、程番府、都匀府八

府，永宁州、镇宁州、安顺州、普安州四州，龙里卫、新添卫、平越卫、清平卫、兴隆卫、威清卫、平坝

卫、普定卫、安庄卫、安南卫、毕节卫、乌撒卫、赤水卫、永宁卫十四卫，黄平千户所、普市千户所二

所，共三十幅图，均为地理之图。

之后明代几部省志编修，均参照或在此基础上进行调整。嘉靖《贵州通志》是在弘治志基础上续纂，

不同的是舆图设置均集中在卷一《地图》一目，与《建置沿革》并设。所设地图有《贵州布政司总图》，

增设了《省城图》，仍有思州府、思南府、镇远府、石阡府、铜仁府、都匀府、程番府、黎平府八府，永

宁州、镇宁州、安顺州、普安州四州，龙里卫、新添卫、平越卫、清平卫、威清卫、兴隆卫、平坝卫、普

定卫、安庄卫、安南卫、毕节卫、乌撒卫、赤水卫、永宁卫十四卫，黄平千户所、普市千户所二所，除增

加的《省城图》外，基本依照弘治志的舆图设置，共三十幅图。

万历《贵州通志》兼采弘治和嘉靖两志，并“参之他省志，首以省会提纲，中以各属分纪维之”2。舆

图设置分别在省会志和合属志，第一卷、第二卷为省会志，第一卷省会之下首设“舆图”类目，设《贵州

全省舆图》《省城图》；从第三卷到第十七卷属于合属志，按照各道统摄府州卫所排列，明代在贵州设安

平道、贵宁道、新镇道、思仁道，这种以道辖属分卷可以说该志的一个特点，也反映了以贵州巡抚江东之

负责通志编修事宜，凸显巡抚系统的修志特色。该志第一卷舆图有《贵州全省舆图》《省城图》，图后为

建置沿革。第三卷和第五卷至第九卷为安平道属，第四卷、第十卷、十一卷为贵宁道属，第十二卷至十五

卷为新镇道属，第十六卷、十七卷思仁道属。安平道管辖贵阳府、贵州卫、贵州前卫、威清卫、平坝卫、

安顺州、普定卫、镇宁州、安庄卫、永宁州、安南卫，一府、三州、七卫。贵宁道管辖贵州宣慰使司、毕

节卫、乌撒卫、赤水卫、永宁卫、普市千户所，宣慰使司外四卫、一所。新镇道管辖龙里卫、新添卫、平

越卫、清平卫、兴隆卫、黄平千户所、都匀府、都匀卫、镇远府、黎平府，三府、六卫、一所。思仁道管

辖思州府、思南府、石阡府、铜仁府。

万历志第三卷贵阳府之下首设“地图”《宣慰司、贵阳府、贵前二卫图》，之后是“沿革”，其他府

州卫地图设置同贵阳府。第四卷宣慰使司，因宣慰使司与贵阳府、贵前二卫同城，故卷首仍设《宣慰司、

贵阳府、贵前二卫图》，且与贵阳府卷首图为同一张图，其他府州卫均首设舆图。这些图皆为地理之图，

除贵州全省舆图、宣慰使司和贵阳府、贵前二卫图外，府有都匀府、镇远府、黎平府、思州府、思南府、

石阡府、铜仁府图，此时府仍为八府，只是之前的程番府改为贵阳府。州有安顺州、镇宁州、永宁州、普

安州四州，卫有贵阳卫、贵阳前卫、威清卫、平坝卫、普定卫、安庄卫、安南卫、普安卫、毕节卫、乌撒

卫、赤水卫、永宁卫、龙里卫、新添卫、平越卫、清平卫、兴隆卫、都匀卫十八卫。之前弘治志《贵州

宣慰使司地理之图》、嘉靖志《省城图》均涉及贵州卫和贵州前卫，且二卫在城内，所以没有在图的名称

上显示。安顺州、普定卫同城，镇宁州、安庄卫同城，永宁州、安南卫同城，普安州和普安卫同城，都匀

府、都匀卫同城，均为同一幅图，加上贵州省全图和省城图，共二十六幅图。

万历《黔记》与前三志不同，从卷四至卷七专设舆图志四卷，卷四舆图志一包括贵阳府卫州、宣慰

司、上六卫、西四卫，设贵州总图说、省城图说、贵阳府州图说、贵阳府卫宣慰司图说、上六卫所图说、

西四卫所图说，涉及州有定番州、镇宁州，上六卫有威清卫、平坝卫、普定卫、安庄卫、安南卫、永宁

卫，千户所有普安所、安南所、安龙所、平夷所、乐民所、阿落密千户所、赤水卫前千户所、摩尼千户

所、白撒千户所九个，西四卫有毕节卫、乌撒卫、永宁卫、赤水卫。卷五舆图志二，包括下七府、下六

1 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凡例”。

2 万历《贵州通志》“凡例”。

明代贵州省志舆图编绘与特点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  第壹期·98·

卫，附四卫，下七府有平越府、都匀府、镇远府、石阡府、思南府、思州府、铜仁府、黎平府，州县黄平

州、独山州、麻哈州  瓮安县、余庆县、湄潭县、施秉县、龙泉县、印江县、婺川县、永从县十一个，下

六卫有龙里卫、新添卫、平越卫、清平卫、兴隆卫、偏桥卫，附四卫：镇远卫、清浪卫、平溪卫、五开

卫。卷六舆图志三、卷七舆图志四，名为“舆图”，实为三代、秦汉、蜀、晋、唐宋元、明历代地名沿

革，并无舆图。全志共有图九十二幅，从数量上为明代省志舆图之冠，从图的内容上看有总图、省城图、

各府州卫所城图及府州卫地理图，与前三志相比，增加了府州卫所的城图。

从以上四部贵州省志舆图的设置来看，这些图大体仿照《大明一统志》各图，以地理图为主，各图都

有全省总图，嘉靖、万历二志增加了《省城图》，至万历《黔记》，各府、州、卫均有城图和地理图，还

增加了所城图，说明此时方志编修对城图的重视，这与当时重视城市防御功能无不关系。

附：明代贵州省志舆图设置表

序

号区域与隶属名称

弘治《贵州图

经新志》

嘉靖

《贵州通志》

万历

《贵州通志》

万历《黔记》

城 图 地里图

1 贵州布政使司贵州布政使司

地理之图

贵州布政司总

图贵州全省舆图 罗文恭公贵州舆图

2 省城（贵阳） 省城图 省城图 省城图

3 贵阳军民府贵州程番府1 地

里之图贵州程番府图

宣 慰 司 、 贵 阳

府、贵前二卫图2  贵阳府图

4 贵阳府军民府 定番州 定番州城图 定番州地里图

5 贵州宣慰使司贵州宣慰使司

地理之图

宣 慰 司 、 贵 阳

府、贵前二卫图

贵阳府、卫、

宣慰司总地里

图

6 贵州都指挥使司 威清卫贵州威清卫地

理之图贵州威清卫图 威清卫图 威清卫城图 威清卫地里图

7 贵州都指挥使司 平坝卫贵州平坝卫地

理之图贵州平坝卫图 平坝卫图 平坝卫城图 平坝卫地里图

8 贵州都指挥使司 普定卫贵州普定卫地

里之图贵州普定卫图

安顺州、普定卫

图

普定卫城图 3安顺府、普定

卫地里图9 安顺

贵州安顺州4 地

理之图贵州安顺州图

10安顺 镇宁州

贵州镇宁州地

理之图贵州镇宁州图5 

镇宁州、安庄卫

图

镇宁州、安庄

卫城图6 

镇宁、安庄地

里图贵州都指挥使司 安庄卫

贵州安庄卫地

里之图贵州安庄卫图

11安顺军民府 永宁州

贵州永宁州地

理之图贵州永宁州图

永宁州、安南卫

图安南卫城图7 

安南、永宁地

里图贵州都指挥使司 安南卫

贵州安南卫地

理之图贵州安南卫图

1 《明史》卷四十六《地理七·贵州》：“贵阳军民府本程番府。成化十二年七月分贵州宣慰司地置，治程番长官司。隆庆二年六月移入

布政司城，与宣慰司同治。三年三月改府名贵阳。万历二十九年四月升为军民府。”张廷玉等撰：《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98页。

2 贵州宣慰使司与贵阳府、贵州卫和贵州前卫同城，见万历《黔记》卷四《舆图志一》和卷七《舆图志四》。

3 安顺军民府、普定卫同城，见万历《黔记》卷四《舆图志一》和卷七《舆图志四》。

4 《明史》卷四十六《地理七·贵州》：“元安顺州，属普定路。 洪武十五年三月属普定府。十八年直隶云南布政司。二十五年八月属

四川普定卫。正统三年八月直隶贵州布政司。成化中，徙州治普定卫城。万历三十年九月升安顺军民府。”张廷玉等撰：《明史》，中华书局

1974年版，第1201页。

5 嘉靖《贵州通志》卷一《地图》对该图未标注名称，此图名称系笔者添加。

6 镇宁州、安庄卫同城，见万历《黔记》卷四《舆图志一》和卷七《舆图志四》。

7 安南卫、永宁州同城，见万历《黔记》卷四《舆图志一》和卷七《舆图志四》。

·99·

序

号区域与隶属名称

弘治《贵州图

经新志》

嘉靖

《贵州通志》

万历

《贵州通志》

万历《黔记》

城 图 地里图

12安顺军民府 普安州

贵州普安州地

里之图贵州普安州图

普安州、普安卫

图普安城图1  普安地里图

贵州都指挥使司普安卫普安

所

13 贵州都指挥使司普安卫安南

所安南所城图 安南所地里图

14 贵州都指挥使司普安卫安龙

所安龙所城图 安龙所地里图

15 贵州都指挥使司普安卫平夷

所平夷所城图 平夷所地里图

16 贵州都指挥使司普安卫乐民

所乐民所城图 乐民所地里图

17 贵州都指挥使司 毕节卫贵州毕节卫地

理之图贵州毕节卫图 毕节卫图 毕节卫城图 毕节地里图

18 贵州都指挥使司 乌撒卫贵州乌撒卫地

理之图贵州乌撒卫图 乌撒卫图 乌撒卫城图2 乌撒卫地里图

19 贵州都指挥使司 永宁卫贵州永宁卫地

里之图贵州永宁卫图 永宁卫图 永宁卫城图3  永宁卫地里图

20 贵州都指挥使司 普市千户所4 贵州普市千户

所地理之图

贵州普市千户

所图普市所

21 贵州都指挥使司 赤水卫贵州赤水卫地

里之图贵州赤水卫图 赤水卫图 赤水卫城图 赤水卫地里图

22 贵州都指挥使司阿落密千户

所

阿落密千户所

城图

23 贵州都指挥使司赤水前卫千

户所

赤水卫前千户

所城图

24 贵州都指挥使司 摩尼千户所摩尼千户所城

图

25 贵州都指挥使司 白撒千户所 白撒千户所图

26 贵州都指挥使司 龙里卫贵州龙里卫地

理之图贵州龙里卫图 龙里卫图 龙里卫城图 地里图

27 贵州都指挥使司 新添卫贵州新添卫地

理之图贵州新添卫图 新添卫图 新添卫城图 新添地里图

28 平越军民府 平越府卫城图   平越地里图5

贵州都指挥使司 平越卫贵州平越卫地

理之图贵州平越卫图 平越卫图

29 平越府 黄平州贵州黄平千户

所6地理之图

贵州黄平千户

所图黄平所图 黄平州城图 黄平州地里图

30 平越府 瓮安县 瓮安县城图 瓮安地里图

1 普安州、普安卫同城，见万历《黔记》卷四《舆图志一》和卷七《舆图志四》。

2 乌撒卫府同城，见万历《黔记》卷四《舆图志一》和卷七《舆图志四》。

3 永宁卫与宣抚司同城，见万历《黔记》卷四《舆图志一》。

4 《明史》卷四十六《地理七·贵州》：“普市守御千户所洪武二十三年三月析永宁宣抚司地置，直隶贵州都司。”张廷玉等撰：《明

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16页。

5 平越府、平越卫同城，见万历《黔记》卷五《舆图志二》和卷七《舆图志四》。

6 《明史》卷四十六《地理七·贵州》：“黄平州本黄平安抚司。洪武七年十一月置，属播州宣慰司。万历二十九年四月改为州，来

属。 东有七里谷。西南有两岔江，以两源合流而名。又东有冷水河。西北有黄平守御千户所，洪武十一年正月置，十五年正月改为卫，闰

二月仍为千户所。”张廷玉等撰：《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06页。

明代贵州省志舆图编绘与特点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  第壹期·100·

三、明代贵州省志舆图编绘

明代贵州几部省志舆图设置，从总图到各府州卫所图多为地理之图，万历《黔记》配置了城图，从

编绘方法上看大体仿照《大明一统志》，变化不是太明显，有所变化的是总图和图的比例。以《大明一统

志》所设《贵州地理之图》6为例，该图在方位上采用上北下南，标注四至八到，东抵湖广界，东北抵四川

序

号区域与隶属名称

弘治《贵州图

经新志》

嘉靖

《贵州通志》

万历

《贵州通志》

万历《黔记》

城 图 地里图

31 平越府 余庆县 余庆县城图 余庆县地里图

32 平越府 湄潭县 湄潭县城图 湄潭县地里图

33都匀府

贵州都匀府

地里之图贵州都匀府图 都匀府卫图 都匀城图   都匀地里图1

贵州都指挥使司 都匀卫

34 都匀府 独山州 独山州城图 独山州地里图

35 都匀府 麻哈州 麻哈州城图 麻哈州地里图

36都匀府 清平县

清平卫图2   清平卫地里图贵州都指挥使司 清平卫

贵州清平卫地

理之图贵州清平卫图 清平卫图

37 贵州都指挥使司 兴隆卫贵州兴隆卫地

理之图贵州兴隆卫图 兴隆卫图 兴隆卫城图 兴隆卫地里图

38 贵州都指挥使司 偏桥卫 偏桥卫城图 偏桥卫地里图

39 镇远府 贵州镇远府图 镇远府图 镇远府城图 镇远府地里图

40 贵州都指挥使司 镇远卫 镇远卫城图 镇远卫地里图

41 镇远府 施秉县 施秉县城图 施秉县地里图3 

42 石阡府 贵州石阡府图 石阡府图 石阡府城图 石阡府地里图

43 石阡府 龙泉县 龙泉县城图 龙泉县地里图

44 思南府贵州思南府

地理之图贵州思南府图 思南府图 思南府城图 思南府地里图

45 思南府 印江县 印江县城图 印江县地里图

46 思南府 婺川县 婺川县城图 婺川县地里图

47 思州府贵州思州府地

理之图贵州思州府图 思州府图 思州府城图 地里图

48 铜仁府贵州铜仁府地

里之图贵州铜仁府图 铜仁府图 铜仁府城图 铜仁地里图4

49 贵州都指挥使司 清浪卫 清浪卫城图 清浪地里图

50 贵州都指挥使司 平溪卫 平溪卫城图 平溪卫地里图

51黎平军民府

贵州黎平府地

里之图贵州黎平府图 黎平府图

黎平府城图5 黎平府地里图贵州都指挥使司 五开卫

52 黎平军民府 永从县 永从县城图 永从县地里图

1 都匀府、卫同城，见万历《黔记》卷五《舆图志二》和卷七《舆图志四》。

2 清平卫、清平县同城，见万历《黔记》卷五《舆图志二和卷七《舆图志四》》。

3 该地里图万历《黔记》未标注名称，此名称系笔者添加。

4 该地里图万历《黔记》未标注名称，此名称系笔者添加。

5 黎平府与五开卫同城，见万历《黔记》卷五《舆图志二》和卷七《舆图志四》。

6 李贤等撰：《大明一统志》卷八十八《贵州布政司》卷首，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48页。

·101·

界，东南抵广西界；西抵云

南界，西北抵云南界，西南

抵广西界；南抵广西界；北

抵四川界，布政司、贵州宣

慰司以及各府州卫皆以黑方

框符号表示，方框内注明地

名，山脉用写景山水画大写

意的方法，以山相隔，整体

布局用示意图的方式（参见

图1）。

弘治《贵州图经新志》

的《贵州布政使司地理之

图》，基本沿袭了《大明一

统志》绘图方法，在方位上

采用上北下南的形式，标注

四至八到，东、东北、东南

抵湖广界，西、西南抵云南

界，南抵广西界，北、西北

抵四川界。图中标注了贵州

布政使司、贵州宣慰使司和

各府、州、卫、所在位置，地名仍用方框符号表示，主要侧重地理疆域，但与《大明一统志》疆域范围有

所不同，说明这期间贵州疆域仍在变化中。在编绘手法上，仍以示意图的方式，增加了河流走向，河流用

双曲线表示，从总体上看山水的绘制比《大明一统志》更为简约（参见图2）。

嘉靖《贵州省志》的《贵州布政司总图》沿袭了弘治《贵州图经新志》的《贵州布政使司地理之

图》，方位上仍为上北下南，疆域范围标注四至八到，但更为具体。如东抵湖广偏桥卫界，东北抵湖广

界，东南抵湖广界；西抵云南曲靖

卫界，西北抵四川界，西南抵云南

界；南抵广西泗城州界；北抵四川

綦江县界、四川泸州界，东西南北

方向具体到州县、卫。绘图仍用方

框符号表示地名定位，山水亦用写

景大写意的方法，双曲线表示河

流，不同的是图中增加了驿站地

名，还有西北的雪山关、西南的关

岭，东与湖广交界并属于湖广布政

使司管辖的偏桥卫、镇远卫、清浪

卫、平溪卫在图上标注，此四卫在

万历年间归属贵州布政使司管辖。

北部四川的播州宣慰司、乌江驿、

黄滩、平茶司、邑梅司以及湖广的

…图1：《贵州地理之图》（《大明一统志》卷八十八）

图2：《贵州布政使司地理之图》（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首）

明代贵州省志舆图编绘与特点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  第壹期·102·

永顺司、保靖司等交界

地区比较重要的地名，

也在图上标注，由此可

以清晰地看出贵州周边

的疆界（参见图3）。

嘉靖年间，罗洪先

在元代朱思本绘制《广

舆图》的基础上，进行

改编增补，成为中国古

代第一本综合性地图

集，把中国传统的地图

绘制技术推上了新的高

度。该图集地图的绘制

采用计里画方的方法，

其中舆地总图按照每方

五百里，分省图按照每方百里，其他图画方不等。该图集还首次使用了“图例”符号，“舆地总图”作为

首幅地图，划分为三百四十二方，每方为五百里。因此，使图中海岸线轮廓、河流走向以及城邑位置的标

注都较为准确，而且府州地名与名山、湖泊、河流的名称亦均有标注。分省图每方百里，各省内府州县、

卫所、关隘、镇、营、堡等均采用标准符号表示，并注有名称，图上绘出了府界，由于采用画方，精度较

高1。万历《贵州通志》的《贵州全省舆图》就是参考《广舆图》中的《贵州舆图》，“参之睹记，稍订其

讹，补其阙”2而成。据该志“凡例”云：“舆地故有图，止分布诸属名，而于列方计里、名川源委，总无

当也，今更画之。”3说明之前方志舆图只反映分布和所属地名，没有采用计里画方的方法，对名川源流绘

…图3：《贵州布政司总图》（嘉靖《贵州通志》卷一）

《贵州舆图》（每方百里）（罗洪先《广舆图》）

1 孙果清：《中国古代第一部综合性地图集——〈广舆图〉》，载《地图》2007年第一期。

2 万历《贵州通志》卷一《省会志·舆图》。

3 万历《贵州通志》“凡例”。

《贵州全省舆图（万历《贵州通志》）》

图4：《广舆图》之《贵州舆图》与万历《贵州通志》之《贵州全省舆图》比较

·103·

制不太妥当，所以采用《广舆图》的绘制方法（参见图4）。《贵州全省舆图》与《广舆图》的《贵州舆

图》比较，在一幅图的右下角增加了“图例”，同现代地图的图例绘制是一样的，此图例亦是参照《广舆

图》的图例进行修订（参见图5）。两相比较可以看出，“水”“界”“路”“府”“卫”的符号都稍有

变化，一些地名未像《贵州舆图》标注符号那么严格，图例的使用有所减省。两幅图同样标注了河流的渊

源。在图的左上角，还注明了舆图绘制标注地名的原则：“贵州山丛故多不载，水难测故辨其脉，路崎岖

故指其向，府卫错治故识其处，府与卫同城者书府不书卫，卫与州县同城者书卫不书州县”，这个原则也

是各个府州卫所图绘制原则。

万历《黔记》中贵州省舆图直接采用了罗洪先《贵州舆图》（参见图6），与万历《贵州通志》相

比，左边绘图标注地名的原则皆相沿袭，没有注明图例。但在图说中，说明了绘制舆图的原则、目的和意

义：“贵州一线，路外即苗穴矣。即苗即贼，不窥吾路则窥吾城，故图疆域之远近、道里之险易，令守

路者知其去来之踪；图城郭之

广狭、民居之疏密，令守城者

曲为平陂之防，庶于弥盗稍有

裨乎？是吾作舆图意也。贵州

东抵平溪卫界，五百五十里；

南抵泗城州界，三百四十里；

西抵曲靖卫界，七百二十里；

北抵泸州界，七百五十五里；

东南抵荔波县界，五百八十五

里；西北抵建昌行都司界，

一千六百里，西南抵亦佐县

界，九百二十五里；东北抵

湖广五寨司界，八百里；抵

南京四千二百五十里，抵京师

七千六百七十里，其幅员广

矣。睹吾乡罗文恭公舆图，其

图5：《贵州全省舆图》与《广舆图》图例比较

图6：《罗文恭公贵州舆图》（万历《黔记》）

明代贵州省志舆图编绘与特点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  第壹期·104·

夷险晰矣。”1又引嘉靖间桂萼《贵州图叙》：“山箐峭深，地瘠寡利，夷性猾诈，殆有甚焉。”2郭子章

作《黔记》时，已平定播州杨应龙之乱，但是对防守仍很重视，尤其是对城池的防守。因此，《黔记》的

《舆图志》有四卷，对明及以前地理沿革用详尽的文字予以阐述，在舆图的设置上，除了地理图还增加了

城图。

从嘉靖《贵州通志》开始，虽晚仍以地理图为主，但对城图的绘制开始重视，不仅增设了《省城

图》，而且城图在图中占比渐重，对城池的表示不再是一个符号。万历《贵州通志》除《贵州全省舆图》

变化较大外，其余《省城图》及府州县卫所图均沿袭了嘉靖志的做法。至《黔记》地图的绘制又有一个大

的变化与发展，不仅数量比前几部志书远远多出，而且除《省城图》外，各府州卫所都有一幅城图与地理

图并设。

从以上四部省志舆图编绘来看，从受《大明一统志》的影响，到受《广舆图》的影响，反映了舆图编

绘向准确、规范发展的方向。

四、明代省志舆图编绘的特点

从现存明代四部省志来看，在编修体例上具有很强的继承性，每一次编修都是在前志基础上进一步完

善，舆图的编绘也是如此。从总体来看，明代贵州省志舆图与其他地区相比，有不少特点，主要集中在以

下几个方面。

一是舆图的数量较多。一般的方志舆图多为地理图、城图、衙署图、儒学图等，数量较少，每种图只

有一幅，而且多集中在卷首。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到万历《黔记》，除了全省地理图外，府州卫所还

有地理图、城图两种，弘治志、嘉靖志均为三十幅，万历志二十六幅，至万历《黔记》多达九十二幅，这

在明代方志中是不多见的，充分说明贵州方志编修对舆图的重视。

二是贵州省志舆图受《大明一统志》影响。弘治《贵州图经新志》是现存贵州省志最早的一部，其

全省地理图以及各府州卫所都受到《大明一统志》的影响，《贵州布政司地理之图》基本照搬《大明一

统志》，甚至绘制符号亦仿照《大明一统志》，之后的嘉靖《贵州通志》从布政使司到各府州卫所基本沿

袭，万历《贵州通志》和万历《黔记》除全图之外，各府州卫所之图亦是沿袭前志的做法。

三是贵州省志舆图反映了明代地图绘制水平的进步。地图起源很早，“可能在人类发明象形文字以前

就有地图了，因为原始的地图都是形象化的山川、道路、树木，用图画实物来表示，以为旅行和渔猎的指

针，而象形文字却多少带符号性质，是比较进步的文化”，认为“现存的《山海经》，原来是有图的”3。

因此，万历《贵州通志》亦记载：“俯察分疆万国，敷土九州。《禹贡》之作，舆经鼻祖。殷缵旧服，周

掌职方，迨汉萧何收之，秦府咸阳之炬，图籍未灭”4，提到商周至秦汉时期舆图的情况。西晋初年，裴秀

拟订制图六体，尤其重视分率和准望，也就是使每幅图全部依据统一的比例尺和开方计里的纵横平行线定

位，对于地图的精确性提出更高的要求，推动了舆图之作的水平。从隋唐至宋元，地图制作呈现多样化，

边境地图得到重视。元代地图杰出的作品是朱思本的《舆地图》，明代罗洪先在此基础上增编，除了将元

代的区划改成明代区划外，还增补了许多具有新内容的专图。在绘图中还创制了二十四种符号，初步形成

了地图符号系统，使地图绘制趋于标准化。万历《贵州通志》和《黔记》的贵州全图，借鉴并采纳了舆图

绘制的最新成果，在方志地图制作的准确和标准规范方面前进了一大步。二志虽然采用了罗洪先《广舆

图》中的《贵州舆图》，但没有拘泥于此，而是根据实际情况作了修订，以使舆图更为符合实际。

1 万历《黔记》卷四《舆图一》。

2 桂萼：《广舆图叙》，《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上海图书馆藏明嘉靖四十五年李廷观刻本），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272页。

3 王庸：《中国地图史纲》，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页。

4 万历《贵州通志》卷一《省会志》。

·105·

四是注重城市建设与布局规划。明朝对地方城池的修筑极为重视，在元末明初，朱元璋在拓展军事战

果的同时，也兼顾地方的经略与城池的修筑，并提出经略地方的一些理念。如至正十八年（1358），朱元

璋听取儒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1的建议，注重城池的修筑。至正二十五年（1365）五月，

“以王天锡为湖广行省都事，谕之曰：‘汝往襄阳，赞助邓平章设施政治，当参酌事宜，修城池、练甲

兵、撙节财用、抚绥人民”2，将修城池与练甲兵、撙节财用、抚绥人民并重。至正二十五年，还提出了

“凡守城者譬之守器，当谨防损伤。若防之不固，致使缺坏，则器为废器，守者亦不得无责矣”3，将守城

当作守护武器。因此，筑城安民，据守一城一池，成为明代经略地方的一个重要策略。从明初以来，各地

非常重视城池的修筑与建设，贵州也不例外。从各志记载来看，贵州各府州卫所城大部分在洪武时期就初

具规模，之后屡次加固，尤其是明中期开始贵州有土司之乱，对城池的修筑和防护更为重视。因此，弘治

《贵州图经新志》收录的都是地理之图，说明明代前期对贵州地区的重心还在开疆固土，嘉靖以后渐有变

化。嘉靖《贵州通志》首次将《省城图》入志，不仅有城墙及各门，还标注了各重要官府衙门及卫所，周

边的山川形势亦一目了然。而且嘉靖志各府州卫所图，亦改变了弘治志只是图示的做法，凸显了每座城市

的布局和重要机构所在地。万历《贵州通志》由于借鉴罗洪先《广舆图》的绘制方法，在绘图的准确方面

更进一步。万历《黔记》在前几次修志基础上，更为重视城市图入志，除了省城图之外，所有入志的府州

卫所均配备了城图和地理图，在每幅城图之后还有图说，详细记载这座城市修造建筑的历史与规模，“图

城郭之广狭、民居之疏密，令守城者曲为平陂之防，庶于弥盗”4，这也就是城图入志的目的和意义（参见

图7）。

五是注重安邦抚民军政功能的呈现。现存明代四部贵州省志的地图以地理之图为主，后来增加了城市

图，这些图多画以山川、地形、官署、卫所、疆域，所以其功能不仅在于安邦抚民，而且还有一定的军政

功能。秦末萧何收秦丞相律令图书，当时主要了解“天下厄塞”5险易。秦汉时期分封诸侯，亦按舆地图。

《史记·三王世家》记载：“太仆臣贺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

诸侯王。’臣昧死奏舆地图，请所立国名。”6《汉书·淮南王传》还记载部署兵事使用舆地图：“日夜与

1 《明史》卷一百三十六《朱升传》。张廷玉等撰：《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929页。

2 《明太祖实录》卷十七，乙巳（至正二十五年，1365）五月辛酉。

3 《明太祖实录》卷十六，乙巳（至正二十五年，1365）春正月辛丑。

4 郭子章：（万历）《黔记》卷四《舆图志一》。

5 班固：《汉书》卷三十九《萧何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006页。

6 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三王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10页。

《省城图》（嘉靖《贵州通

志》卷一《地图》）

《省城图》（万历《贵州通

志》卷一《舆图》）

《省城图》（万历《黔记》

卷四《舆图志》一）

图7：嘉靖《贵州通志》与万历《贵州通志》和《黔记》所载《省城图》对照

明代贵州省志舆图编绘与特点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  第壹期·106·

左吴等按舆地图，部署兵所从入”1。从汉代至隋唐，各种地图大致都在各地继续流传，各地的图经、图记

之类的书籍，其中既有一定地区的地图，又有比较详细的叙述，这一时期随着边境形势的发展，有关边防

的图也有所发展2，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宋元及明代。明代贵州省志地图的编绘，都很重视实用功能。

嘉靖《贵州通志》记载：“《周礼》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以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而职方

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而隶于司马。先正曰：‘谨之也。’盖谓司徒营之，即藏之司马，秘不得

见，所以弥奸而防患也。山则谓此特为九畿郡国言耳！若乃天下沿边厄塞，则固为边备者所宜悉知，不但

使秘不得见而已。唐人设兵部，属有四，一曰职方部，我朝因之。职方所掌者，兵戎边防之政，而沿边图

本实在焉，意固有在矣。贵州古西南夷徼，今诸夷环列如故也。惯见鞭长，虞成尾大，然则地之有志，志

之有图，其可忽诸？”3叙述了职掌地图的机构职责、地图绘制的目的与意义等，凸显了方志地图的功用。

万历《贵州通志》也指出：“皇明肇启黔藩，襟川带粤，枕楚距滇，窟丛万山，丝悬一线，盘蜒曲折，东

西冥迷，指南籍图于兹为亟。”4说明绘制地图的重要意义。因此，从各部省志所绘舆图来看，标注疆域形

势、山川走向、府州县城市、卫所分布，而且对“府与卫同城者书府不书卫，卫与州县同城者书卫不书州

县”的处理，显然都是从实用和军政功能考虑的。

五、结语

方志编修是随着各地行政建置的演变进而发展的，透过方志的记载，不仅反映了地理版图的变迁，而

且反映了国家行政管理职能的变化。明代贵州建省以后，方志编修逐步与全国同步，不仅有省志而且府州

县志亦普遍展开，明代贵州方志流传下来的较少，现存的几部省志具有很强的传承性和继承性，其中方志

舆图的绘制也是很有特点的，反映了明代方志编修的水平。这些数量丰富的方志地图，展示了贵州的山川

形势，凸显了贵州在明代所处的重要地位。

Editing and Features of Guizhou Province Gazetteer Maps in Ming Dynasty

Zhang Yingpin 

Abstract：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existing four provincial Gazetteers of Guizhou in  the Ming Dynasty， 

which describes the basic situation of the compilation of these four provincial Gazetteers， and it also discusses the 

setting and editing of provincial Gazetteers maps. It summarizes these provincial Gazetteers map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geographic and city maps setting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as well 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diting， and then 

it analyzes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Guizhou in the Ming Dynasty.

Key words： Ming Dynasty；Guizhou；Gazetteer map；Editing

责任编辑：黄万机

1 班固：《汉书》卷四十四《淮南王刘安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49页。

2 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4～75页。

3 嘉靖《贵州通志》卷一《地图》。

4 万历《贵州通志》卷一《省会志·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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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经巢诗钞》莫友芝序批手稿整理述评梁光华　梁……茜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贵州　都匀　558000；上海联通公司　上海　 200000）

一、引言

郑珍、莫友芝是中国晚清一流诗人。当代著名文艺评论家郭绍虞教授在其传世名著《中国文学批评

史·近古期·自北宋至清代中叶》中评价郑珍、莫友芝关心民生、忧国伤时、愁苦酸涩之诗风为晚清时

代诗风的代表：“受时局动荡的影响，当时海禁已开，国家多故，具有敏锐感的文人更觉得前途的黯淡不

安，于是言愁欲愁，其表现力量，也就更能深刻而真挚。黔中诗人莫友芝与郑珍，尤足为其代表。姚永概

《书郑子尹诗后》云‘生平怕读郑莫诗，字字酸入心肝脾’，在这种诗格中，也真觉谈神韵、谈格调都无

是处，即侈言性灵，如随园一流之矜弄聪明者，也大不相侔。”1当代清诗研究著名学者钱仲联教授在其

《梦苕庵诗话》中高度评价郑诗，谓“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2郑珍、莫友芝两位在中国文学史上

齐名的著名诗人，为同门师兄弟，相交三十余年，学术涵养深厚，诗文唱和，互作序批，知根知柢，惺惺

相惜，堪为典范。郑珍的《巢经巢诗钞》，莫友芝的《郘亭诗钞》，这两部名震古今的诗集都刊刻于清代

咸丰二年（1852）。郑珍帮助莫友芝圈选删次道光甲辰（1844）以下八年诗，并作序，六卷凡四百零一首

古近体诗，刊于遵义湘川书院。郑珍《巢经巢诗钞》九卷付梓刊印前，郑氏请莫友芝圈选序批。对莫友芝

的圈选序批意见，郑珍《巢经巢诗钞》刻本有的采纳，有的则未，仍坚持原稿。过去研究郑珍《巢经巢诗

钞》的诗人、学者，因为很少有人看到过莫友芝圈选序批的《巢经巢诗钞》手稿，所以只能根据郑珍刻本

而言，笼统地说郑氏刻本部分采纳吸收了莫友芝的圈选序批意见，不能作深入全面的精细对比研究，留下

了不少的空白和遗憾。

笔者收集、整理、校编、出版《莫友芝全集》，山南海北大海捞针，在上海图书馆古籍善本部发现了

郑珍《巢经巢诗钞》刊印前手稿，在此稿上有莫友芝亲笔所书圈选序批，从来没有人对郑、莫这一价值连

城、难得一见的双璧手稿做过整理点校，因而笔者如同发现新大陆似地欣喜至极。在郑珍《巢经巢诗钞》

摘  要：莫友芝序批郑珍《巢经巢诗钞》手稿，今藏于上海图书馆，从未有人整体研究

过。本文首次对此手稿进行整理介绍，对其中莫友芝序批及圈批三十七处逐条整理述评，藉

此填补郑珍、莫友芝研究中的空缺，窥见郑珍《巢经巢诗钞》刊印前原貌，及莫友芝对郑珍

诗歌之文学批评。

关键词：郑珍《巢经巢诗钞》手稿　莫友芝序批手稿

中图分类号：K8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20）01-107-116

作者简介：梁光华，回族，广西陆川人，二级教授、硕士生导师、贵州省省管专家、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原党委书记、院长。

　　　　　梁　茜，回族，广西陆川人，硕士、工程师、上海联通公司电子商务主管。

1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90页。

2 黄万机、黄江玲校点：《巢经巢诗文集·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巢经巢诗钞》莫友芝序批手稿整理述评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  第壹期·108·

1 《黔诗纪略后编》卷二十四《胡典簿长新传》，清宣统三年陈田、陈夔龙京师刻本。

手稿本上，莫友芝用墨、朱两色笔手书序批，这一双璧手稿本被鉴定为国家级珍贵文献，上海图书馆珍藏

而不轻易示人。笔者申请，经批准，幸运地得以在上海图书馆古籍阅览室逐页逐条整理、点校、简评莫友

芝墨、朱两色笔手书之序批，可以藉此填补郑珍、莫友芝研究中的一些空缺，窥见郑珍《巢经巢诗钞》刊

印前的原貌，得见郑氏诗集、莫氏圈批双璧手稿文学批评范本难得一见的庐山真面目，为当下古籍整理、

文学批评提供古为今用的范本指导。

二、《巢经巢诗钞》莫友芝圈批手稿本总貌特征简介

上海图书馆古籍善本部所藏郑珍《巢经巢诗钞》莫友芝圈批手稿九卷，共计一百六十九页。郑、莫

双璧手稿，原由莫友芝咸丰末年从贵州带到江南，莫氏同治十年秋辞世后，此稿仍藏于莫家。清末民初，

莫友芝之子莫绳孙家道中落，其家近十万卷藏书逐渐散出。郑、莫双璧手稿亦于这一时期散出，为湖南长

沙龙伯坚收藏。郑、莫此手稿由龙伯坚加添两页。其第一页龙氏竖行手书题曰：“莫友芝批校《巢经巢诗

钞》，长沙龙伯坚媚夜楼藏书”；第二页龙氏竖行手书题记云：“《巢经巢诗钞》九卷莫郘亭徵君公手校

本。 ”郑珍、莫友芝手稿本首页偏右竖行大字书写“巢经巢诗钞”，此首页左侧有胡长新手书题记云：

“起道光丙戌至咸丰辛亥，钞存诗合四百九十首。受业胡长新校毕题记。壬子夏五。”胡长新，贵州黎平

人，是莫友芝在遵义所收的弟子，莫友芝撰有《胡长新字说》一文（见莫氏《郘亭遗文》卷六），为胡长

新取字曰“子何”。胡长新中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黔诗纪略后编》卷二十四曰：“胡长新……

从莫子偲执经为弟子，又问业于郑先生子尹，故学具有根柢。”1作为弟子，胡长新与莫、郑两位先生常有

诗词唱和，相交甚密，故得以校对两位恩师的手稿。胡长新“校毕题记 壬子夏五”，与莫友芝手书《巢经

巢诗钞·序》末之“咸丰二年五月”所记相合，毫无疑义。

郑珍墨笔手书《巢经巢诗钞》正文卷一至卷九计四百九十首诗。莫友芝用墨笔手书之序，置于书首；

其下用朱笔点断、圈批卷一至卷九郑珍诗及其注语。莫氏之朱笔批语主要写在每页天头书眉空白处，也间

或有写在郑诗行间或诗尾空白处者；其中墨笔批语仅在卷六《题新昌俞秋农汝本先生书声刀尺图》一诗之

天头出现一次（“直是汉魏乐府”）。

在郑珍《巢经巢诗钞》手稿卷一正文第一页首行空白处，莫氏钤有一方双竖行朱文长方印“莫友芝图

书印”。《巢经巢诗钞》莫友芝序批手稿本仅见此方钤印，这是莫氏手稿常用的印章。

郑珍《巢经巢诗钞》手稿本开篇即是莫友芝用墨笔为郑氏《巢经巢诗钞》手书之序。这篇著名的莫

序，文字内容与郑珍《巢经巢诗钞》家刻本莫序相同，本文第四部分再作简评。这里先将郑珍家刻本莫序

所无，而莫友芝圈批手稿本序之天头独有的两处朱笔眉批简介如下：

1、“丁酉以后，春官奔走，郡乘牵绊，两人共晨夕尤夥。”

莫友芝先用朱笔点“牵”字，又于该句天头空白处用朱笔批曰：“牵，今书缺笔。”今案：莫氏为何

朱批“牵，今书缺笔”？笔者知识浅陋，不得而知。查莫友芝父祖辈名讳，均未见用“牵”字或与“牵”

字同音嫌名避讳者；查帝讳，只有清圣祖康熙皇帝名“玄烨”之“玄”（《广韵》“胡涓切”，平水韵下

平声一先韵），与“牵”（ 《广韵》“苦坚切”，平水韵下平声一先韵）有同韵音近而可视为嫌名，莫非

莫友芝为此而“缺笔”避讳？盖属罕见。今献疑于此，以俟高明指正。郑珍刻本莫序“牵”字未缺笔。

2、“而子尹率然应之，其要害曲折，转益洞快。”

莫友芝先用朱笔点“率”字，又于该句天头空白处用朱笔批曰：“率，今并以形近缺笔。”今案：

查莫友芝父祖辈名讳，均未见与“率”字因“形近”而须“缺笔”避讳者；查清咸丰之前各朝皇帝名讳，

亦未见与“率”字因“形近”而须“缺笔”避讳者。笔者知识浅陋，无以解释，今献疑于此，以俟高明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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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郑珍刻本莫序“率”字未缺笔。

三、《巢经巢诗钞》卷一至卷九莫友芝朱墨批整理简评

卷一莫友芝朱批七见：

1、《芝女周岁》：“……乃令念儿心，渐为抱孙夺。吁嗟赖有此，不尔得今日。生女信为好，比邻

不远出。为纪晬盘诗，悲风助填结。”莫友芝先用朱笔点“日”字，又于该句天头空白处用朱笔批曰：

“‘日’韵句，措词酌。”在此诗末联之后，莫氏用朱笔改“风助”二字为“喜共”二字；又于该句天头

空白处用朱笔批曰：“结句直不合，止收忻幸意即得。”莫氏又于此诗尾朱批曰：“此诗若在道上作，即

须著明；若归家作，即从前论。”今案：郑珍《巢经巢诗钞》家刻本采纳莫氏此诗朱批意见，把末联诗改

作“为纪晬盘诗，悲忻共填结”。

2、《发武陵》：“目送南船去，含悽内暗伤。……”莫友芝先用朱笔点“伤”字，又于该句天头空

白处用朱笔批曰：“‘伤’韵句似无著，缘未解题事。”今案：郑珍家刻本此诗如手稿之旧，未采纳莫氏

朱批意见。

3、《郴之虫次程春海恩泽先生韵》，莫友芝先用朱笔点“恩泽”二小字，又于该句天头空白处用朱

笔批曰：“去名。”今案：郑珍家刻本此诗名如手稿之旧，“恩泽”之名刻写小字号，未采纳莫氏朱批意

见。

4、《五盖山砚石歌赠石友钰刺史并序》，序曰：“石友见而异之，身凿山取琢砚，谓胜端溪下

岩。”莫友芝先用朱笔点“胜”字，又于该句天头空白处用朱笔批曰：“‘胜’字太夸。”今案：以湖南

郴州五盖山石作砚台，远逊广东德庆县著名的端溪砚。莫氏此批郑氏“‘胜’字太夸”有据。莫批率直严

厉，但是郑珍家刻本此诗序文如手稿之旧，不改“胜”字。

5、《正月陪黎雪楼恂舅游碧霄洞》，莫友芝先用朱笔点此诗题之“恂”“舅”二字，又于此诗题天

头空白处用朱笔批曰：“去名增氏。若多补，则当云‘陪舅氏黎雪楼先生’。”今案：郑珍家刻本未采纳

莫氏朱批意见。

6、《留别程春海先生》：“……当今山斗非公谁？种我门墙藩以篱。拥肿卷曲难为枝，络之荆南驱

使騑……”莫友芝先用朱笔点“荆南”二字，又于此句天头空白处用朱笔批曰：“‘荆南’字，止用康庄

意即得。”今案：郑珍家刻本未采纳莫氏朱批意见。

7、《山居夏日》：“……好鸟不离花左右，闲山分占水东西。……”莫友芝先用朱笔点“好鸟”二

字，又于此句天头空白处用朱笔批曰：“颈联‘好鸟’字，得若何改之？亦非不囗。”今案：郑珍家刻本

未采纳莫氏朱批意见。

卷二莫友芝朱批三见：

8、《凉夜》：“冉冉香传小树花，闲庭风露浩无涯。断灯儿误求爷乳，歉食妻疏到母家。深夜能陪

勅赐丑，荒山暗老石经叉。松头月上难禁渴，汲水亲烹没叶茶。”莫友芝于此诗天头空白处朱批曰：“此

诗应删而未删。”今案：郑珍家刻本仍然保留此诗未删。今揣测莫友芝认为郑氏此诗过俗不雅而应删。赏

读郑氏此诗，得以窥知郑氏一家清贫生活竟然到了“歉食妻疏到母家，……汲水亲烹没叶茶”的境地。郑

氏用白描的手法吟写生活，真实不掩饰，生动而形象，文笔清新，意境深邃，巨儒甘于清贫而仍然醉心黄

卷青灯，志在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形象令人敬佩。

9、《山中杂诗四首》之三：“绝怜乌子无朝暮，飞去飞来桂树间。不似群鸦衹贪饱，直须日落始

知还。”莫友芝用朱笔改“衹”为“只”，又于此句天头空白处用朱笔批曰：“衹，改‘只’，合平

仄。”今案：莫氏朱批意见有价值。郑诗“不似群鸦衹贪饱”，若不改“衹”（《广韵》“章移切”，

平声字），此句诗平仄则错为“仄仄平平平平仄”；若改平声“衹”字为仄声之“只”（《广韵》“诸

《巢经巢诗钞》莫友芝序批手稿整理述评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  第壹期·110·

氏切”，上声字），此句诗之平仄则合律：仄仄平平仄平仄；“只”之字义亦恰当。段玉裁《说文解字

注·只部》注曰：“宋人诗用‘只’为‘衹’字，但也，今人仍之。”1“不似群鸦只贪饱”，“只贪饱”

即：但贪饱、仅知贪饱。郑珍刻本采纳了莫氏朱批意见，只是将“衹”字改为了“止”字。止，《广韵》

“诸市切”；只，《广韵》“诸氏切”，都是上声字，字义均有“但”“仅”义。

10、《检外祖黎静圃安理府君文稿感成》，莫友芝先用朱笔点此诗题之“安理”二小字，又于此诗题

天头空白处用朱笔批曰：“去名，补‘囗囗堂稿’即得。”莫氏又在诗正文“元气我兴朝，钟陵实巨指”

之天头空白处朱批曰：“兴朝，既当提行处不空为善，此应如何收拾？”今案：郑氏家刻本未采纳莫氏

“去名，补‘囗囗堂稿’即得”的意见，但是重视了莫氏另一朱批意见，“元气我兴朝”，刻本改为“元

气入我朝”。又，在“儿长业日荒，欲言先自葸”此二句诗之天头，莫氏朱批曰：“‘儿’字改。”郑珍

家刻本未采纳莫氏朱批意见。

卷三莫友芝朱批四见：

11、《三月初十沙洋》：“汉水东南流，奔浪日夜急。檥舟感今日，吾年倏三十。儿女齐送我，老路

从此入。精力更几何？前去正难执……”莫友芝先用朱笔点“入”字，又于此诗天头空白处用朱笔批曰：

“‘入’韵二句，意境不惬。”今案：郑珍家刻本未采纳莫氏朱批意见。

12、《晨出乐蒙，冒雪至郡，次东坡江上值雪诗韵，寄唐生成杰》，莫友芝先用朱笔点此诗题之

“成杰”二小字，又于此诗题天头空白处用朱笔批曰：“补名。”今案：唐生成杰系郑珍好友。郑珍《播

雅》卷二十二收录“唐秀才成杰三首”：《郑子尹过舍》《丙申正月，子尹来舍，道其归即赴滇，赠别二

首》，诗前传证曰：“成杰，字玮人，诸生。玮人耿介，不谐于俗，家有薄地，率其弟躬耕，兼教读以

食。……居郡西鸭溪场侧，余昔往省先墓，常主于其家。玮人不以余故异饭。……余于里中知交，独叹玮

人行事不可及。道光丁酉，余游滇归，玮人乃以前年夏死矣。”2郑珍与唐玮人有诗唱和。郑珍《播雅》

题记尊称唐生之字“玮人”，而未称其名“成杰”。 郑珍《巢经巢诗钞》手稿此诗题则称“唐生成杰”之

名。莫氏朱批“补名”则未当。郑氏家刻本后来删除了“成杰”之名。

13、《送黎子元恺舅自平夷归里》，莫友芝先用朱笔点此诗题之小字“恺”，又于此诗题天头空白处

用朱笔批曰：“或改‘叔仲’等字。”今案：查《续遵义府志·孝友传》：“黎恺，字子元，郡人安理次

子，晚号石头山人。”3未言黎恺有别字。今据莫氏朱批，知黎恺另有“叔仲”一字。郑珍家刻本未采纳莫

氏朱批意见。

14、《寄答莫五》：“……叔夜本无虱，把搔不自已。”莫友芝先用朱笔点“把”字，又于此句诗之

天头空白处用朱笔批曰：“用今字。”今案：郑诗此二句系意引嵇康典，反其意而用之。“叔夜”为三国

魏文学家嵇康之字。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曰：“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爬搔无已，而当裹

以章服，揖拜上官。”4此“爬搔”，义为用手指轻轻地不停地抓，抓痒。“爬搔”，古字写作“把搔”，

今字写作“爬搔”或“抓搔”。这是莫氏朱批“用今字”——“爬”或“抓”的意思。郑珍家刻本由其子

郑知同手写付梓，喜用古字，所以此诗仍用古字“把搔”，未采纳莫氏朱批意见。

卷四莫友芝朱批一见：

15、《乡举与燕上中丞贺耦耕长龄先生》，莫友芝先用朱笔点“长龄”二小字，又于此诗题天头空白

处用朱笔批曰：“去名，补二字。”今案：贺长龄（1785—1848），字耦耕、耦庚，号西涯，晚号耐庵，

湖南善化人。道光十六年任贵州巡抚，二十五年擢云贵总督兼署云南巡抚。贺长龄巡抚倡修贵州地方志

1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影印本），第87页。

2 《播雅》卷二十二，黄万机等点校《郑珍全集》（第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556页。

3 《续遵义府志》卷二十二《孝友》，遵义市红花岗区地方志办公室2000年影印本，第779页。

4 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 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414页。

·111·

书，道光二十一年仲秋曾为郑珍、莫友芝所修《遵义府志》作序，且予高度评价。郑珍家刻本仍如手稿之

旧，未采纳莫氏朱批“去名，补二字”之意见。

卷五莫友芝朱批五见：

16、《郡教授独山莫犹人与俦先生七十六寿诗》，莫友芝先用朱笔点“与俦”二小字，又于此诗题天

头空白处用朱笔批曰：“去名。”今案：莫与俦（1763－1841），字犹人，一字杰夫，晚号寿民，翰林院

庶吉士，遵义府学教授，著名教育家、汉学家，既是莫友芝的父亲，又是莫友芝、郑珍的老师。郑珍家刻

本未采纳莫氏朱批“去名”之意见。

17、《愁苦又一岁赠郘亭》：“愁苦又一岁，何时开我怀？欲死不得死，欲生无一佳。”莫友芝先用

朱笔点“死”“佳”二字，又于此句诗之天头空白处用朱笔批曰：“二句太无著，终思全璧。”今案：莫

批率直严厉，但是郑珍家刻本未采纳莫氏朱批意见，仍如手稿之旧。又，“裙边早臿手，何暇避嫌疑？”

莫友芝先用朱笔点“手”字，又于此句诗天头朱批曰：“句太险。”又，“南行杂水陆，遂至鼎山涯。”

莫氏朱笔圈点“遂至鼎山涯”五字，又于此句诗之天头朱批曰：“不记有此与否？”黄万机先生整理点校

之《郑珍全集》第六册第132页《巢经巢诗钞》此诗有注曰：“按：鼎山，在湖南常德县（今为市），宋

代为鼎州，清代设常德府。”1又，“安知镇远水，顷刻上陴郳。”莫氏朱笔点“顷刻上陴郳”五字，又

于此句天头朱批曰：“陴郳，改。城陴郳，字不经见；连用埤堄，似去读，当改。”今案：郑诗此“陴

郳”，意思是指城墙上矮小的墙。陴郳，作为连绵词，字又可以写作“俾倪”“埤堄”。郑珍是古文字学

家、说文学家，采纳莫氏朱批意见，按照《说文解字》用字，其家刻本改作“俾倪”。黄万机先生整理点

校之《郑珍全集》第六册第132—133页《巢经巢诗钞》此诗有注曰：“家刻本依莫氏改。按，《说文·阜

部》：‘陴，城上女墙，俾倪也。’段玉裁注：‘俾倪，叠韵字，或作睥睨，或作埤堄，皆俗字。城上为

小墙，作孔穴可以窥外，谓之俾倪。’”2又，莫氏朱批曰：“连用埤堄，似去读。”莫氏此批有据。作为

连绵词，陴郳，既可写作“俾倪”“埤堄”，还可以写作“壀埤”“壀堄”，《集韵》去声《霁韵》“匹

计切”下释曰：“壀埤、壀堄，城上垣，或作埤。”

18、《寄杨子春华本弟》：“腊月寄诗来，正月未点评。……茅衙与菱角，见尔骛学竞。逸事能告

我，发匿出亲侦。”莫友芝先用朱笔圈点“茅衙”二句诗，又于此上天头空白处用朱笔批曰：“‘菱角’

句，似应注补诗尾。”在此诗之尾，莫氏又朱批曰：“茅衙杨应龙妾田惜玉，旧居菱角堰，杨氏所筑，并

在郡北里。”今案：莫友芝之所以注“菱角”与“茅衙”，是因为郑、莫共同修撰《遵义府志》时，杨子

春告诉他们“茅衙杨应龙妾田惜玉，旧居菱角堰，杨氏所筑，并在郡北里”，所以郑、莫才将此事写入

《遵义府志》卷四《山川·茅衙山、菱角堰》。莫氏朱批亦出于此。郑诗此云“逸事能告我，发匿出亲

侦”，可以为证。据此，莫氏认为郑诗“‘菱角’句，似应注补诗尾”。但是郑珍家刻本未采纳莫氏朱批

意见出补尾注。

19、《次韵春感二首》之一：“……间把春情愚玉女，百花齐向树头簪。”莫友芝先用朱笔圈点此

末句诗，又于此上天头空白处用朱笔批曰：“记此韵‘簪’字作‘篸’，当一检。”今案：莫氏此朱批有

据。《集韵·覃韵》“簪篸，祖含切。《博雅》或从朁、从参。”郑珍家刻本仍用“簪”字，不误。

20、《题黔西孝廉史藡州胜书六弟秋灯画荻图》：“……平生我亦可怜儿，家贫读书仰母慈。……长

成无力慰苦心，头白待哺仁人林。”莫友芝朱笔直接校改“可怜”为“顽钝”。今案：郑诗自言少时“可

怜儿”不准确。郑珍年少时很顽皮，所以莫氏校改“可怜”为“顽钝”就十分精准。故而郑珍刻本采纳莫

氏朱批意见，改为“平生我亦顽钝儿”。又，莫氏朱笔点“长成无力慰苦心”句，又于此上天头空白处朱

1 《巢经巢诗钞》卷五，黄万机等点校《郑珍全集》（第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32页。

2 《巢经巢诗钞》卷五，黄万机等点校《郑珍全集》（第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33页。

《巢经巢诗钞》莫友芝序批手稿整理述评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  第壹期·112·

批曰：“三字就诗碍理，须改，并后‘苦’字。”今案：《黔诗纪略后编》卷二十二《史举人胜书传》

注：“史胜书，字藡州，道光乙未举人。少孤，教于母氏，绘《秋灯画荻图》，遍征题咏。”1郑珍为史氏

题作是诗，莫友芝亦为史氏题过二诗，一即《为史六胜书题秋灯画荻图》，见莫氏《影山草堂学吟稿》，

一即《秋灯画荻图，为节母史杨氏作，并祝荻州》。明乎此，就可以知晓莫友芝为郑诗作圈批，极为熟悉

内情，堪称行家之圈批，但郑珍家刻本未采纳莫氏后一朱批意见。

卷六莫友芝朱、墨批三见：

21、《题新昌俞秋农汝本先生书声刀尺图》，莫友芝先用朱笔圈点“汝本”二小字，又于此诗题天头

空白处用朱笔批曰：“去名”；后又墨批点赞曰：“直是汉魏乐府。”今案：这是莫氏手稿唯一一处墨笔

批语，余者皆为朱批。莫氏很欣赏郑氏此诗，故有此高度评价。又，俞汝本，字秋农，是郑珍乡试举人之

阅卷师，故莫氏朱批“去名”。郑珍家刻本仍如手稿之旧而未去名。

22、《五岳游侣歌送陈焕岩体元归海南》：“……童而习之长弃去，及今料理其时欤？……”莫友

芝先朱点“去”字，又于此诗天头空白处朱批曰：“‘去’字，记元稿是‘生’，较佳，酌改还否？”今

案：莫友芝看过郑诗元稿，此为郑珍抄正稿；郑珍家刻本最后未采纳莫氏朱批意见。

23、《飞云岩》：“扶舆灵秀各有分，贵州得此一朵云。蛮风万古吹不化，中有元气常氤氲。造化之

手信幻极，四海不作雷同文。兹岩岂复涉世想，云将授削天磨斤。成时莫自赞其妙，俗间巧颂徒云云。”

莫氏于此诗天头空白处朱批曰：“岩奇绝，经巢此诗未极其胜。”今案：只有莫友芝这样高水平的同窗知

音诗家才敢作如此严厉的批评。

卷七莫友芝朱批三见：

24、《往摄古州训导别柏容郘亭三首》之三：“黎大似同甫，莫五如伯恭。”莫友芝先用朱笔圈点

“大”“五”二字，又于此诗天头空白处用朱笔批曰：“二字不如‘兄’‘弟’。”今案：莫氏朱批意：

称“黎大”为“黎兄”，“莫五”为“莫弟”更雅。然而郑珍家刻本未采纳莫批意见。

25、《云门墱》序文：“会湄水，流百馀里入延江。”莫友芝先用朱笔圈点“流”字，又于此诗天头

空白处用朱笔批曰：“‘会湄水’下无‘百馀里’，改‘流’字使不混。”今案：郑珍家刻本仍如手稿之

旧，未采纳莫批意见。

26、《三月初十访何忠诚公故宅》：“此是有明愍帝之巡抚忠诚公之故宅。”莫友芝先用朱笔圈点

“愍帝”二字，又于此诗天头空白处用朱笔批曰：“二字改‘愍皇’，本朝加谥‘庄烈愍皇帝’，陵曰思

陵。”今案：郑珍家刻本未采纳莫批意见。

卷八莫友芝朱批三见：

27、《雨花岩观明张忠简公草书“仁智之性，动静之理，栖此盘谷，饮此泉水”摩崖》，莫友芝先

用朱笔圈点“观”“明”二字，又于此诗题天头空白处用朱笔批曰：“‘观明’改‘下观’。”在其下

“智仁无择地，南北本同天”二句中，莫氏朱点“南北”二字，又于其上天头朱批曰：“鹤楼，广西柳州

人。‘南北’字酌。”今案：郑诗此所咏之明代张忠简，名翀，字子仪，号鹤楼，卒谥忠简。张鹤楼弹劾

严嵩未成，反被谪戍都匀卫。都匀人崇敬被贬谪至此而传薪授徒的张先生，在东山下为其修建著名的鹤楼

书院。这是都匀最早的书院。明嘉靖四年（1525），张鹤楼在都匀东山半山作草书摩崖。所以郑珍于诗末

注云：“都匀人以忠简为仙，谓此为爪书仙迹，龙山寺尚留斩蟒刀云。”张鹤楼所作草书摩崖成为都匀一

景，今存。郑珍家刻本未采纳莫批意见。

28、《四橘堂歌并序》末二句：“若忆老夫开堂四十日，诗岂不注无欲斋。”莫友芝先用朱笔点

“诗”字，又于其右旁用朱笔改“诗”字为“集”字。今：莫友芝此朱点之“诗”，即是郑珍诗末自注之李文

1 《黔诗纪略后编》卷二十二《史举人胜书传》，清宣统三年陈田、陈夔龙京师刻本。

·113·

贞诗集《无欲斋诗钞》，郑子尹为李氏诗集作注。郑珍采纳了莫氏朱批意见。黄万机先生整理点校之《郑珍全

集》此诗有注曰：“‘集岂’句：原稿本‘集’作‘诗’，莫友芝改作‘集’，家刻本依之。因据改。”1 

29、《八月贵阳寄新化邹叔绩汉勋兴义四首》之四：“……著述太勤宁止病，田庐差足且少闲。”莫

友芝先用朱笔点“少”字，于其右旁用朱笔改“少”字为“粗”字；又于此诗句天头空白处用朱笔批曰：

“‘少’，无平，改。”今案：郑珍家刻本采纳了莫氏朱批意见。黄万机先生整理点校之《郑珍全集》此

诗有注曰：“‘粗闲’：原稿本作‘少闲’，莫校本改作‘粗闲’，批云：‘少，无平，改。’家刻本

同。因据改。”2 

30、《赠老友赵芝园商龄芷庭锡龄兄弟并示婿廷璜二首》：“芝园终岁乐在渔，亦要芷庭能教书。束

竿放学携手去，笑斫芥薑同煮鱼。”莫友芝先用朱笔圈点全诗，又于其上天头朱批点赞曰：“经巢绝句，

当以此等为上乘。”今案：莫友芝圈批郑诗，标准高而严，总体是帮助同窗知音郑氏《巢经巢诗钞》付梓

前精选入集诗，所以莫氏每每直率指出其可修改之不足者，供郑氏参考酌改。象这样高度批赞“经巢绝

句，当以此等为上乘”，莫氏朱批仅此一见。

卷九莫友芝朱批七见：

31、《十六日送子何归觐》：“昨日欲语且复休，万言千绪在心头。今日临分一杯酒，相看片语俱无

有。男儿有事可奈何，晓寒送子山之阿。看我霜髯不更黑，何年此地还经过？住亦不复念，去亦不复悲。

今朝梅屺下，明旦眉江湄。万花生时锦翻海，想汝登堂拜母慈。吁嗟乎，子何此福岂我得？抱子携妻奉朝

夕，一日千金不得易。赠子斯言作离别，他日相逢意无极。”莫友芝先用朱笔圈点全诗，又于其上天头朱

批点赞曰：“此等诗，经巢集中亦不多见。”今案：郑子尹这首送别爱生胡长新之诗，写得难舍难分，情

意浓烈真切而诗语明白如话。子尹先生倾羡胡生此别归觐：“万花生时锦翻海，想汝登堂拜母慈。……抱

子携妻奉朝夕，一日千金不得易。”“吁嗟乎，子何此福岂我得？”郑氏发自肺腑之诗，道出人人欲说而

不能如是说之孝亲真情，令人读之无不感动。难怪莫氏朱批高度评价：“此等诗，经巢集中亦不多见。”

32、《安贵荣铁钟行并序》：“钟在黔西州东门外观音阁，口径六尺，上款‘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

司土官右参政安贵荣正德庚午冬长至节后三日造’。又勒宣慰使安万锺，国子生易绍，把事二，气脉三，

白麽一，裸所三，董督者老一，头目四。……《宋史·蛮夷传》有都老，当即者老。”莫友芝朱点此“者

老”二字，又于其上天头朱批曰：“前未言‘者老’。”今案：莫氏此批有误。序已于上交待，此钟“又

勒……董督者老一”，即参与董督铸造此钟的人有一位“者老”。莫氏此误批“前未言‘者老’”，故而

郑氏家刻本仍如手稿之旧。

33、《盆花诗四首并序》之《山茶》：“……焉知鹤头丹，至今弥甥对。此意儿辈知，一植多感

概。”莫友芝朱点“感概”二字，又于其右旁改“概”字为“慨”字。今案：感慨，莫氏朱批用本字

“慨”，郑氏手稿用通假字“概”，家刻本仍如其旧不改。黄万机先生整理点校之《郑珍全集》此诗有注

曰：“感概：莫校本改作‘感慨’。按《说文字通》，概，通慨。《史记·季布传》‘感概而自杀’，即

感慨也。”3 

34、《十一月廿三日携儿子游铁溪至石厂》诗末注文：“明宏治中，郡守周梁石瑛常游燕赋诗于

此。……”莫友芝于此天头朱批曰：“兴隆周草亭亦名瑛，不知是一人否？一守镇远者，莆田进士，非草

亭也。”今案：郑子尹此诗题云：“游铁溪至石厂”，诗开篇云：“欲作铁溪游，先询铁山路。沿江踏铁

关，……”均指贵州镇远府地。乾隆《贵州通志》卷五《山川》之下“镇远府”云：“铁溪，在（镇远）

1 《巢经巢诗钞》卷五，黄万机等点校《郑珍全集》（第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91页。

2 《巢经巢诗钞》卷五，黄万机等点校《郑珍全集》（第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91页。

3 《巢经巢诗钞》卷五，黄万机等点校《郑珍全集》（第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10页。

《巢经巢诗钞》莫友芝序批手稿整理述评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  第壹期·114·

城东北三里。……石厂在铁山，石屋如厂，前俯清流，可濯可游。”1铁山，又名铁山关。卷六《地理·镇

远府·关梁》云：“铁山关，在城东北一里。”2凡此可证。郑子尹诗尾注文所云“明宏治中，郡守周梁石

瑛”，与莫氏朱批“兴隆周草亭亦名瑛”者无涉，当“指守镇远者”，即福建莆田人周瑛，字梁石，明成

化进士。镇远郡守周瑛著有《翠渠类稿》。郑子尹诗句“缅昔翠渠翁，觞咏此焉屡”，正与诗尾注文“郡

守周梁石瑛常游燕赋诗于此”相吻合。莫氏朱批疑义，于此可解。

35、《游南洞》：“闭门苦守三日雪，雪干游心上崭绝。……笑指斯岩今我家，在官止当出行乞。不

能五日当一归，为余莫扫石上发。”莫友芝用朱笔圈点此诗各句以示赞赏，又于诗题天头朱批曰：“题上

似应益二字。”莫批未云“应益二字”为何，郑子尹家刻本仍如其旧作“《游南洞》”。

36、《检藏碑本见莫五昔为汉宜和都尉李君碑考释并诗次其韵》：“……影山老友爱不置，慎考细

咏亦太恭。……遥闻新获汉安字，天台庙刻来封龙。”莫友芝朱点“遥闻新获汉安字”一句，又于诗题天

头朱批曰：“此处终须改实。”今案：道光二十七年秋，莫友芝购得《汉人记右扶风丞武阳李君永寿末完

褎大台刻字》拓片，郑珍为此作跋。莫氏自己所作《汉李事改斜大台刻记跋》一文收录在《郘亭遗文》卷

三中，莫氏所作《为巢经巢释跋汉人记右扶风丞武阳李君永寿末完褎大台刻字而系以诗》一文载于《郘亭

诗钞》卷四之中。郑氏此诗即是步莫诗原韵而作，郑氏在诗中还援引莫氏诗“惜哉南郑少释跋，费我十日

忘冬烘。一生读书傥尽尔，但毕语孟应头童。”郑氏家刻本采纳莫氏朱批“此处终须改实”意见，将“遥

闻”改作“迩闻”。郑、莫诗文可以互参研读。

37、《梦砚斋歌为唐子方树义方伯赋并序》序文：“唐子方方伯之侍其尊公直圃先生令粤西也。……

盖明赠兵部尚书顺德陈忠愍公邦彦物也。”莫友芝在“西”“愍”二字右旁作朱点，又于此上天头朱批

曰：“改‘东’，改‘烈’。”今案：郑氏家刻本果依莫批改“粤西”为“粤东”；改“陈忠愍公”为

“陈忠烈公”。同为唐子方得名砚而题“梦砚斋”一事，莫氏亦曾赋诗《梦砚斋歌为唐子方树义方伯作并

序》，亦称“得顺德陈忠烈公邦彦遗砚”，诗载《郘亭诗钞》卷六，可与郑诗参见。

莫友芝手批《巢经巢诗钞》卷一至卷九，共见以上三十七处朱、墨批点；莫氏只有朱笔圈点郑诗而

无文字批点者，本文不作整理简评。郑珍《巢经巢诗钞》咸丰二年家刻本，没有完全反映莫氏朱、墨批意

见。此上为莫友芝对《巢经巢诗钞》朱、墨笔全部手书批点的首次整理点校及简评。

四、莫友芝《巢经巢诗钞序》及圈批郑诗总评

在郑珍《巢经巢诗钞》卷一至卷九诗正文手稿之前，系莫友芝为郑氏诗集作序之手书，郑氏家刻本亦

置于诗集之首。近九百字的莫序成为研究郑诗最早最精准最权威的诗歌评论。兹简评如下：

（一）莫序首先批评严羽“别材、别趣”之说，强调诗家要“破万卷，理万物”，“才力瞻裕”而为诗

莫序开篇即言：“圣门以诗教而后儒者多不言，遂起严羽‘别材、别趣、非关书理’之论，由之而弊

竞出于浮薄不根，而流僻邪散之音作，而诗道荒矣。夫儒者力有不暇、性有不近则有矣，而古今所称圣于

诗，大宗于诗，有不儒行绝特，破万卷、理万物而能者邪？”莫友芝反对严羽“别材、别趣、非关书理”

之论，认为严羽“浮薄不根”而“流僻邪散”的诗歌弊病兴起，由之荒疏了“圣门以诗教”的诗道；强调

诗家要有学问，要“破万卷，理万物”，要“才力瞻裕”才能作诗。莫序指出郑珍就是这样饱读诗书、腹

有学问的学者诗家：“对客挥毫，隽伟宏肆，见者诧为讲学家所未有。”“当其兴到，顷刻千言，无所感

触，或经时不作一字。”“而其盘盘之气，熊熊之光，浏漓顿挫，不主故常。”莫序批评“彼持‘别材、

别趣’，取一字一句较工拙者，安足以语此哉。”

1 乾隆《贵州通志》卷之五，第二十七叶，乾隆六年刻本嘉庆修补本。

2 乾隆《贵州通志》卷之六，第六叶a，乾隆六年刻本嘉庆修补本。

·115·

（二）莫序评价子尹才华横溢，主要精力在治经

莫序说：“吾友郑君子尹，自弱冠后即一意文字声诂，守本朝大师家法以治经。于前辈述作，爱其

补苴昔人罅漏者多，又病其或不免杂博横决，乃复遍综洛闽遗言，精研身考，以求此心之安。静涵以天地

时物变化之妙，切证诸世态古今升降之故，久之涣然于中，乃有确乎不可拔者。其于诸经疑义抉摘鬯通，

及小学家书经发明者，已成若干编。”郑子尹咸丰初年已撰成著作主要有《巢经巢经说》《仪礼私笺》

《轮舆私笺》《说文逸字》《说文新附考》《汗简笺正》《播雅》《樗茧谱》等。莫氏为郑氏《说文逸

字》作《后序》，评价子尹“此其致勤极慎，既末由蹈穿凿不根，亦无失于株守曲护，其功于南阁甚巨矣

哉。……持此谇通人，晓学者，已绝作希遘矣。”1莫氏为郑氏《播雅》审校作序，评价“吾子尹之为此

编，存人存诗，一用裕之中州法：人不得诗牵连，旁附渊源流别，丝穿绳引，郡之山川、风土、疆里、沿

革，旧城残垒，有所钩核，亦参他例，并藉书之。其搜订之勤，别裁之审，一展卷而曩昔若存若亡之文

献，烂然表暴于后人之耳目。……后之览者，能勿郑重于斯编？”2莫氏为郑氏《樗茧谱》作注，称誉郑

《谱》造福于民，“诚所谓不朽盛事之美”也。3在《巢经巢诗钞序》中总评子尹“自弱冠后即一意文字

声诂，守本朝大师家法以治经……精研身考……其于诸经疑义抉摘鬯通，及小学家书经发明者”，著作等

身。面对子尹学识才华及累累著作，莫序评价“子尹事事精锐，对之使人气馁。”

（三）莫序穿越时空隧道准确预评郑诗

莫序谓郑子尹“才力瞻裕，溢而为诗，对客挥毫，隽伟宏肆，见者诧为讲学家所未有。而要其横驱

侧出，卒于大道无所抵牾，则又非直讲学人不能为。彼持别材别趣，取一字一句较工拙者，安足以语此

哉。”“友芝论吾子尹平生著作，经训第一，文笔第二，歌诗第三，而惟诗为易见才，将恐他日流传，转

压两端耳。”同为晚清一流诗人的莫友芝，研读郑诗最先抵达其堂奥，得其真谛，极具远见卓识，穿越时

光隧道超前预作此评，最为精当，令人佩服。历史证明，从晚清、民国至当代，郑珍在中国文化史上首先

是诗人。郑珍最出名、最为人们称道的成就即是他的《巢经巢诗钞》，梁启超评价说：“郑子尹诗，时流

所极崇尚，范伯子（当世）、陈散原（三立）皆传其衣。”4杨元桢《郑珍巢经巢诗集校注·前言》评价

说：“莫友芝的这一看法果然言中，而郑珍在诗坛的名声也大作，……与龚自珍、黄遵宪齐名诗坛，为晚

清著名三大诗人。”5黄万机在《中国近代文学丛书·巢经巢诗文集·前言》中评价说：“莫友芝‘论吾子尹

平生著述，经训第一，文笔第二，歌诗第三，而惟诗为易见才，将恐他日流传，转压两端耳。’（《巢经巢

诗钞序》）事实果真如其言，郑诗获‘清诗冠冕’的评价，得到‘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的赞语。”6 

（四）莫序叙说与郑子尹的交情

莫序说：“子尹长友芝五岁，友芝兄事之。自廿年前，友芝侍先君遵义郡学，子尹居东八十里乐安溪

上，每以秘册互假写勘，时常往来。丁酉以后，春官奔走，郡乘牵绊，两人共晨夕尤夥。至辛丑，先君见

背，即卜兆乐安溪上青田山，复结庐其间，以近吾子尹也。计订交到今且三十年，虽中间饥驱离索，不常

合并，而靡不以学行文章相砻砥。”道光八年（1828），莫友芝与郑珍相识，订交于遵义府学。莫友芝视

子尹为兄，子尹又拜友芝父亲犹人教授为师，两人遂为同门师兄弟共同治经问学。郑、莫同修著名的《遵

义府志》，共赴京师赶考礼部会试；莫氏为父守墓青田山，与子尹朝夕相处，后又结为儿女亲家；郑、莫

两人“靡不以学行文章相砻砥”，互为对方诗文著作选编作序，可见莫、郑确实是情同手足的伯仲文友知

1 黄万机等点校：《郑珍全集》（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9～11页。

2 黄万机等点校：《郑珍全集》（第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7～8页。

3 王瑛等点校：《郑珍集·文集·樗茧谱》，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0页。

4 黄万机、黄江玲校点：《巢经巢诗文集·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5 杨元桢注释：《郑珍巢经巢诗集校注·前言》，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4页。

6 黄万机、黄江玲校点：《巢经巢诗文集·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巢经巢诗钞》莫友芝序批手稿整理述评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  第壹期·116·

音。后世人研究莫友芝与郑珍学问及其交往，莫氏此序所言，最为可靠。

（五）莫序叙说作序缘由

莫序说：“今年春初，友芝过望山作上元，乃把酒慨然曰：‘吾辈俱老大，所学既不见于用，计无复

长进，而数十年心力所寄，不忍弃置，将次第厄梨枣，取当世通人是非焉。忆吾子昔者漫有右小诗语，姑

以先之，唯吾子为我序。’”莫氏咸丰二年（1852）五月受郑氏所托作序，殚精竭虑，细细校订郑氏九卷

《巢经巢诗钞》，批赞其精优而点批其不足，精准总论郑诗成就、特色与社会价值影响，且“书其学术根

柢所以能昌此诗者以谂观者，他不具论也”。因而莫友芝这篇《巢经巢诗钞序》成为郑诗研究最早的经典

评论，后世研究评论郑诗者，莫不征引而叹服。

（六）总评莫氏关于《巢经巢诗钞》之圈批

总观《巢经巢诗钞》卷一至卷九莫友芝三十七处手书圈批，于郑诗精华精彩处亦有题赞。例如卷六

《题新昌俞秋农汝本先生书声刀尺图》，莫氏墨批“直是汉魏乐府”；卷八《赠老友赵芝园商龄芷庭锡龄

兄弟并示婿廷璜二首》，莫氏朱批“经巢绝句，当以此等为上乘”；卷九《十六日送子何归覲》，莫氏朱

批“此等诗，经巢集中亦不多见”。

本文在第二部分第三十条莫氏朱批案语中简评指出：莫友芝圈批郑诗，标准高而严，总体是帮助同

窗知音郑氏《巢经巢诗钞》付梓前精选入集诗，所以莫氏每每直率指出其可修改之不足者，供郑氏参考酌

改。莫氏总计有三十七处手书圈批，其中三处为表扬点赞的圈批，有三十四处为批评性意欲郑氏修改的圈

批。郑诗精华精彩处，莫氏高度圈批题赞；建议修改不足者，莫氏不曲意维护，不虚言掩饰，面对面直率

批点说真话、说诤言供郑氏参考酌改，不怕得罪老友。面对文友、知音加诤友莫氏的直率圈批评点，郑氏

很有涵养很有气度，不愠不恼，共采纳莫氏十条批评性意见，在家刻本中作出改正；对莫氏另外二十四条

批评性建议意见，郑氏认为可改可不改，故在家刻本中仍如手稿之旧，未采纳莫氏意见。郑珍、莫友芝多

部诗文著作付梓前互作校订裁汰选编，互作直率批评与点赞。批赞其优其精者，直指诗文著作堂奥本旨，

经得起世人评价检验；点批其劣者，对则采纳改之，其可改可不改者存而不论；自己认为无误者，则坚持

己见不予采纳。古今文人学者能够如此虚怀若谷、善待他人批评、忠言不逆耳者实不多见。研究郑、莫两

位著名诗人相交三十余年的人生经历、诗文唱和，以及他们二人一部部诗文著作相互推敲批评的范例，不

能不令人钦佩。郑、莫这样的文友知音，才是真正的文友知音与诤友。这样的文人交往风范，值得后学仿

效学习。由此亦可得见郑、莫的文学批评、学术批评思想。

Chao－Jing－Chao Poetry Manuscript—— Some Comments or Surveys on the Manuscript written by Mo You Zhi

Liang Guanghua  Liang Qian

Abstract：Zheng Zhen’s Chao-Jing-Chao Poetry manuscript sequenced by Mo Youzhi，was the first ever 

holistic study storing in Shanghai Library now. First，this paper is meant to introduce this manuscript， which gives a 

review about Mo Youzhi’s 37 sequence and circle annotations， to fill in the gap in Zheng Zhen and Mo Youzhi’s 

research， which catches a glimpse of original Zheng Zhen’s Chao-Jing-Chao Poetry before publication and Mo 

Youzhi’s literary criticism to Zheng Zhen’s poetry.

Key words：Zheng Zhen’s Chao-Jing-Chao Poetry Manuscript；Sequence Manuscript of Mo Youzhi

责任编辑：王尧礼

·117·

郑珍逸札十七通

汤苏婷　整理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　贵州　贵阳　550004）

此郑珍信札抄本一册电子版，计三十四叶，十行笺行书抄写，得之于王尧礼老师，据王老师说他得于

尚未谋面的新浪博客网友罗筱伍。抄者不知谁何，无题签，卷首有题记曰：“郑子尹致唐鄂生函十三通，

又致莫友芝等人三通，抗战中全受仲自唐氏所存原信抄录，高晓霖复就全录借抄。凡字周有圈者系原信有

误，原有圈者、墨涂者，系本人抄时误字，凡字旁有点者系原抄字如此。惜当时匆匆，不及借原信一校

耳。”郑札原藏遵义唐氏，今不知存佚。整理中发现致唐鄂生函有十四通，致莫友芝、张半塘、芸坡各一

通，共计十七通。这批信札，为各版《巢经巢文集》，黄万机、黄江玲编校的《郑珍全集》失收，是为逸

札。

按凌惕安《郑子尹年谱》，此册信札当写于咸丰九年（1859）至同治三年（1864），即史称“咸同之

乱”时。信中内容大致涉及四个方面，一是遵义地区白号、黄号、苗民起义战事情况，以及乐安里和禹门

寺的办团练守卫山寨的状况；二是唐炯在这期间的军功和任职情况，以及郑珍赴南溪看望唐炯的具体经

过；三是郑珍在此动乱期间家人四散，丧女夭孙之痛，几次逃亡的生存生活状态及身心状况；四是郑珍在

此期间的学术成果，以及莫家、黎家的情况。信札内容可对前人所作郑子尹年谱作些具体时间上的勘误。

其间还隐约透露出郑珍作为一个传统儒生在国家危难之际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同治三年（1864）当征召下

发时，想着跟唐炯商量任知县一事，可惜他口疾已重，不久即病逝山寨中。

此批信札中多处内容可补史之阙，如咸丰九年（1859）兼领五县的遵义知县江炳琳之死一事，信中记

此事缘于孙家渡有一船户有资财，抵御南岸“贼”，江炳琳之兄在南乡劝捐，勒索此船户数百钱装进自己

腰包，船户愤怒至极，遂请“贼”渡河。后致其弟江炳琳被“贼”俘虏，碎身悬首，其死惨极。《平黔纪

略》记“炳琳突围走，未一里，两山起伏，炳琳力战负创，不能脱，遂自刎。”《续遵义府志》记“于咸

丰九年十月阵亡，年仅四十馀岁。”信中记载与此二书在时间内容上皆不同，并信中交代此事与其兄勒索

贪污有关，郑珍作为亲历者，内容上应更为可信，或许可正误补阙。

作者简介：汤苏婷，女，1987年生，江西吉安人，四川大学中国古代史硕士，研究方向为地方文献、地方史。

摘  要：此郑珍逸札稿本为抗战期间全受仲于唐家抄录，高晓霖又据此抄本再次借抄。

此逸札共十七封，写于咸丰九年至同治三年间，现通过与凌惕安《郑子尹年谱》、吴道安

《郑子尹先生年谱》的对校，对此信札作释读整理。以期更进一步走进郑珍的晚年生活，亦

或许能正误补阙。

关键词：郑珍　唐炯　莫友芝　逸札

中图分类号：K8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20）01-117-130

郑珍逸札十七通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  第壹期·118·

1 作，疑衍。

2 刘仙石，仙石，刘书年字，时任贵阳知府。

3 抄者按：似脱一“忧”或“艰”字。

这批逸札记录了战乱造成的悲惨景象，大量的人员遭杀戮，人民流离失所，饥寒交迫。也记录了军政官

员的无能与贪鄙。更多记录的是自家的家破人亡，颠沛流离。这是亲历者的实录，史料价值之高不言而喻。

此抄本抄写不规范，用纸不精，行文较乱，并未曾与原信札对校，信札次序也间有错乱。因找不到信

札原稿，现据此再抄本整理释读，并将信札按时间顺序重新排序。整理如下：

一

鄂生老弟大人左右：

人日得仲冬二十书，具悉一切，至盛诧，过眼诸卷，慕古之怀，益为神往，恨不同寓目也。石火光

阴，不共笑言，倏已三载，自镜须冄，皓焉尽白。吾黔贼祸，愈起愈炽，贵定以匝至沅 ，一片化外。上

游之寇又作1渐作，行省孤注于中。数年防守，有力者日贫，故贫者含怨，大吏颟顸，群小狗苟，毫无为

国之思。窃常浩叹，是天以此辈所丧吾国也。顾此微躯，未卜作何结局，贾生纵哭死无益也，委心任运而

已。三年不出午山，耐贫读书，时有所得，朝齑暮盐，不免阙欠，以相乘除，乐终胜苦。人生岂有全福

哉，亦已得天独厚矣。去秋朋辈牵扯强出，为刘仙石2次子师，诲人诚所乐为，而泉石之性、藜苋之腹，捉

拘官里，一切违已。重九辞家，仅及腊中，脾胃大病，至十日不进水米，拼命返里，除日始到。迄今甫略

饮食，神明不衰而血分败极，想历此月乃可复故耳。仙石颇不失穷秀才来路，在彼甚相知重，经此一病，

不思再去矣，俟节后当走书辞之。去年夏间决计西来，以有行日，以小孙啰唦阻兴。今年春夏之交，身健

无事，定拟一肩行李出渝州。溯戎僰、青衣江直至少城，与老弟相见，以了企踏祖师旧迹素愿。傥得弹琴所

在，切望早致一纸，使水陆有所专向，即不复作如此程算矣。计弟台从公效绩，为日已久，久屈必有一伸，积劳必有

一逸，理势固然，不卜可信济一漫客，无不可者。右军所谓“言至此，心已驰彼矣”，决不出所料也。去

年贷西游之资，即以刻《说文逸字》小稿，此稿于六书家颇自谓必传之作，老矣，无复他望，聊用自娱。

亦敕同儿附录一卷，竟成完书，今将一册奉上，得暇可一阅也。府中叔母甚安健，婚事待蜀音，想书已

去。此事珍到省，雨已洽浃，初由老人发端，继又闻有远道难面之意，此意极是。在珍浅见亦不独此，行止究有前定，未知尊意

何似也。倚枕劣劣，不次不尽，惟善自调适是颂。诸郎益学业有进，又慰人意也。表弟黎叔吉至蜀，人还有

示附之。愚兄郑珍再拜  正月九日病中 （抄者识：封题“附《说文逸字》一册  鄂生四弟察书”）

按：此信写于咸丰九年（1859）正月初九，郑珍寄送《说文逸字》一册给官四川南溪知县唐

炯。还提及原本去年夏天就有赴成都之意，后没去成，希望今年夏天能够入蜀相见。凌惕安《郑子

尹年谱》（以下省称“凌谱”）、吴道安《郑子尹先生年谱》（以下省称“吴谱”）…皆无。

二

鄂生老弟大人左右：

屡见来书，知恩待之至，乃事有奇之又奇者。四月十三已定必行，因放痘人至，急切须为小孙种痘。

属芸坡略待，不果行。又定五月初八，而芸坡以须省城往返，属略待，又不果行。至六月，知芸坡事牵难

待，遂于初六独行。乃至郡，芸坡尚未赴省，为公事须得缓颊小住数朝。日日霖雨，念同儿东家既丁3，

势必北还，同儿径可以辞归，得面嘱家事，仍可与芸坡偕行。乃十三抵家，季弟病已剧，日夕料理，卒至

不救，迨初五日死矣。父母所生三人，珍随父母自西迁东，以养以教，心力俱瘁。至今俱贤而才，相依相

顾，谓可送老，一朝至此，肝肠碎裂，满目孤嫠，触事泪下。自念老而遭此伤感，不能自禁，殊非永年之

法，已拟呼同儿早晚辞归料理一切。珍仍作远游，借山川、朋友纾我哀思。所遗一女已大，今年春珍始择

·119·

字于已故镇远教谕同年李维寯之子秀才镇。此子诚实而才，家麻哈，经贼乱全家皆丧，独逃至会城，现馆

景太史家，亦拟呼来从权完配。此子既势不能归，依我而活，婿犹子也，亦可佐治吾家。念十数年来珍处

置仲弟居溪尾，季居山麓，而珍居墓下。仲家略远，吾与季鸡犬相放，诵声相闻，事无大小，一皆赖之。

今既丧去，同儿于持家不谙练，渠三子又小，非善排一番不能出山。现弟尚殡着，须同儿归，一见其叔之

柩，当即葬之父母之旁。大约珍至南溪必九十月之交矣。惟是此一变故，医药、敛殡之费，虽贫家节啬，

亦用至六十金。诸事妥讫，索债到门，私计周氏之项，芸坡领到手时，老弟固无须急急赖此，已致声芸

坡，令分留四五十金付珍，以二三十金偿急债，以廿金作游资。芸坡当不以为难，即老弟亦必深谅，非他

人所能喻也。迩来在县光景，山谷与南溪宰书云“邑庭清虚”，想与僚佐同文字之乐，诸郎读书亦有自新

之功，计必同斯言也。惟珍尝私念老弟恺悌，居心留心民物，而正气果力足以充之，自是吾侪中一大人

杰，特血气上尚有病在。此事古儒先所不能免，时自检察，令渣滓消融，成己成物之功，端在此处著力。

闻在县廉洁之甚，此诚吾人根本，然过甚即有痕迹。明道、考亭在官，其气象诚可慕也。昔人云“水至清

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望老弟留意。相晤匪遥，惟时慎摄，临楮神驰不尽。愚兄郑珍再拜  七月十四

日（抄者识：封题“封题鄂生老弟书”）

按：此信写于咸丰九年（1859）七月十四日，此信详细记录了郑珍计划此年初四月十三日赴南

溪，后因玉孙种痘、芸坡公事拖延，后又其弟郑珏病亡，须料理后事，并等郑知同归家交代家事等

一再延迟。…同时在信后嘱咐唐炯应时刻自查，并提醒其“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凌谱记

录关于玉孙种痘诗二首，其弟珏病亡《哀诗》二十首，吴谱只记郑珍季弟珏于是秋病殁。

三

鄂生老棣台大人左右：

二月以后，不得一纸，惟于张半塘1书中知春夏间有川东之行，渠亦不详何干，至今望音若渴。不知何

以委署，迟迟如此。棘围又在近，锁院之劳恐不能免。想起居健适，潭福清佳，日夕跂予，我心曷极。家

居入今年大不堪矣，穷固吾辈之常，而四面皆贼，去无可去，居不安居，止作过一日算一日之想。足下谓

似此身心其苦奚若也？东里于湄潭止隔一大嶂，今自此嶂之外直到思南，无非贼营。湄今一老坐着空城，

开门任之。贼方且收获聚粮以备战，而提军弄了半年，未渡桶口。遵令力办绥阳洞贼，半年来算了事。

近桐梓尚有数洞亦未能了，郡守亦知防东为急。入春，里中募米招练，略无实济，所获已空，秋前又劝捐

富户，只及乐里。近又东三里通办，以区区计之，收成之后，湄城不备必无湄，遵地可入必蔓入。现今三

里若人心齐一，三万金不难措办，以此御贼，何患之有？如与事诸人为名者为名，为利者为利，恐不惟于

御外无益丝毫，将自躏其心腹而为患，有不可胜言矣。珍枯守荒山，无德无才，诸事亦不敢与闻，日惟长

叹，夜惟数起而已。老弟昔言借官住桃源，今诚得矣。我不能借官，其借游乎？黔城一路不能去得，举头

西望，惟有岷峨，其因风便早示踪迹，令此身心入清凉界，无长在此火坑也。适值有明日入蜀者，故匆匆

作此付之，诸不尽不次，庶知我心。春来添孙已几半岁，此后乱氛若急，势必西避故里，若更西则与蜀近

矣。想未必至此，老弟闻此能无蹙额乎？七月廿五日郑珍顿首

芸坡均此致意，不另。后有来示，交蜀城水花街虞洪顺、杨裕丰两字号易到。（抄者识：封题“鄂生

先生书  子尹拜缄”）

按：此信书于咸丰九年（1859）七月二十五日，记录了遵义地区“贼”乱形势严峻，四面皆

“贼”，认为地方官吏“办贼”不利，反而以各种方式劝捐，大多为名为利，于御外无益丝毫。郑

珍力主军民齐心一致抵御。凌、吴二谱皆无记。

1 张半塘，张鉴，字半塘。

郑珍逸札十七通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  第壹期·120·

四

午前行抵贵署，留书已悉，拟少住一日，当走营中观军容之盛并快谭别念也。闻贼据平羌东岸，李庄

水驿是其尾闾，此时以精练扼之，相机逆击，使黄楼一带疏远无碍，绝淯井之裹结，破真武之孤注，或易

易耳。然新练之卒，却不宜骤进，想有成算也。陈君即当访之，先此布闻并颂中吉不贝1。鄂生老棣台大人

麾下 郑珍再拜　十月二十九 

天与游人十日晴，看山直到六同城。涪翁有魄应相笑，书剑偏从虎口行。

此地由来号奋戎，青衣江口角声雄。明朝拟就千夫膳，一向西山试臂弓。 

鄂生老弟一笑  珍率草 

按：此信写于咸丰九年（1859）十月二十九日，此日郑珍抵达唐炯南溪县署衙，唐炯已带兵在

军中。凌谱记“十一月初一日至南溪”。吴谱没有记载具体到达南溪时间。施吉瑞《诗人郑珍——

与中国现代性的崛起》一书第102页提及郑珍于十一月初（公历11月末）到达南溪。现据此信可正其

误，其具体时间为农历十月二十九日午前抵达南溪。

信后附有七绝二首，收录在《巢经巢诗钞后集》卷四，题作“仲冬朔至南溪，先寄唐鄂生叙州

东营”，仲冬朔是十一月初一日，与信又不一。诗字句亦有差异，今录于下：

仲冬朔至南溪，先寄唐鄂生叙州东营

天与游人十日晴，看山直到六同城。涪翁有魄应相笑，底事来迟坝紫彭？

其二

此地由来号奋戎，青衣江口角声雄。明朝拟就千夫膳，一向前山试挂弓。

五

鄂生老棣台左右：

别后道途平善，以除日抵山居，始知贼入吾里。乐安江上下数十里，流亡之惨，耳不忍闻。而吾家

妻孥远奔，就我未知何在。于吾里中尤居其极，入门知得，人非木石，如何为心。乃甫坐定，忽传呼贼

及左右，顷刻火照数十里。至三更，始知诈谬，喧惊乃息。自念生命若此，不如无生，天实为之，其谓之

何。盖去年冬月介侯2以其仲兄在南乡劝捐，孙家渡一船户颇有资业，贼久据南岸，不敢入遵，全赖此户

之力。渠仲兄勒捐数百以图上腰，已缴一半而犹受气，船户愤极，在船上叩头请贼渡河。贼既渡，即伪称

王安国之子起团复仇，直走团溪。介侯往报，闻是王姓为首，即一县皆王团，其气已馁，一接即败，遂奔

入城。府公以祸其弟，不无违言。介侯自计此贼之举必至破城，不如死于阵上。遂排定再出一死，果然以

十四日不支，为贼虏去，碎身悬首，其死惨极。至廿一东烧虾子场，距吾家二十里以上，居人见势汹涌，

贫富皆弃家逃亡。珍家如赵二山等先已逃亡。及是同儿与两弟家及诸婿人等仓黄黑夜走出，住在二十里外

观望。及二十六贼烧及附近，烟焰塞天，同儿等自计非此土人矣。遂直奔至正安城，已去家五程矣。而吾

里凡逃避者，不堪其苦，渐次有归家窥探，零零碎碎。每处约数十人，愤极，烧抢一空，拼命杀贼，贼屡

大败，以此归者渐多。投贼者仍复反正，协力合攻贼以出境。吾弟及婿妹与诸亲属在正安，既无资斧，闻

乡里如此，始皆撤还。而同儿初意挈其母妻奔我南溪。先诸人归时，七八日已行，直不知家乡何似，诸人

亦不知其行至何所。其行由正安向石角镇，是众所共知，至于往前，渠若径上南溪，石角镇到綦江，下水

舟行五十里，綦江又可坐下水入江，泝江津、合江而上，我料同儿不知南溪治乱，必不敢直赴署中，当在

綦江、江津等处打住，先驰信到南溪，听我如何处置。今日珍无从的知所在，故专人至署寻问，如径至署

1 贝，疑是“备”字之笔误。

2 介侯，江炳琳字。

·121·

中，其诸烦照护自无不极，如中间打住，致信到南溪，亦必知其住在何所，始可议及进退。一般遭难，有

举室烧罄者，有通身裸剥者，有逃至山崖深箐者。而今皆各完聚，偏我一家尚杳无下落，非于性命粗有见

解，仰天欧血决矣。现在山居一切衣粮什物，已于诸人归前尽空，惟数十箱书，巍然未动，此物真无用

耳。珍既归见坟墓，遭已如此。平日常算贵州极坏，天当留遵义以为复之一阳。吾里上下四五里，中间

山水大会，人心颇佳，置我其间，当非无意。此次归，争传贼中人言，临阵见有黑汉奋前冲击，不知我众

多，又有白须人持刀前击，亦复如是，以故大败。而团中又有梦见黑汉自称杀贼致满身流汗，起视神像，

果身湿者。山居侧近丈雪道场，贼已及林边，寺僧皆走，而左右未逃父老只闻寺中钟鼓乱鸣，人马阗喧，

烧掠之惨。不过此寺以此等观之，我意仍守前见，只得与弟辈督厉团众期于保境。现在东界湄邑一带高山

十馀，隘口俱为吾乡团众一二万人守着。二三日来已有五、六营扎下湄邑坝中、牛场、永兴一带，胁从者

复正已数万人。有一旃檀寺，山高而寺坚，为老贼千馀所营，拟于初三、四并力扫荡。待破此，即湄邑可

恃，吾里藩篱有赖，再议进攻郡城，一般人不惟全难靠，直至今且不详吾里受害至于此极。方里催上粮、

催急捐，谓境内无贼，可恨可悯。南乡李协台办理极得手，已抵羊厓北岸，其乡逃出数万人，惟团溪场上

人家败坏，乡村赖一伪降团首于中调护，人虽逃，家皆未毁，军势克日当可复羊厓。如度羊厓，去孙家渡

只四五十里，待扑过孙家渡，南乡可以无虞。更好在李花狗在瓮安攻贼之后，使彼首尾受敌。东乡努力扫净湄贼，

则遵境庶可稍稍安枕矣。吾里成义团极得力，我为干义团，附近数团并可恃，馀六七十团皆不懈，乐于杀

贼。我意欲固了藩篱之后，通扫平湄邑以下三十馀贼营，直俟天之助耳。各团此时家出一丁，轮班上营，

各家高下凑出钱米以充食，用为地方计，苦之又苦。今日集十馀富家议捐一项，为鼓励破旃檀山犒银，力

仅能及左右数团，意颇以数团若能并力，虽少亦济，他团闻风必有处之矣。昨助厚资直以六十服众，临此

艰难之日，何惜区区，只我贫无法耳。又算既已急公，即不能救私，一家男女要只在江上一带，如已经到

署中，老弟之局久暂不定，于潭属已黔蜀两省颇愁安置，何况又增我家。坟庐所在，苟事有可为，还是守

着为上。既遭大难，仓皇远奔，以我万望进退，终须重累老弟。同儿匆匆出走，所挟可知，加以归来，目

前须过，切望棣台毋论如何拮据，更须挪助百金。如渠至署，安排令早归来，如未至，即交付来手，使速

于何处致之，令作归计。珍于老弟不敢言一报字，此时为家国可悯之心，惟乞遥遥相印耳。来使邻舍可

信，如须沿江下，访得如老陈辈一人监助之更佳。郭淮云“若无五子，是无淮也”，今同此心，哽哽何

言。别后军务一切得暇详示，千万保重。内弟方从柏容1藩照磨署中归，言两湖安静，涤生2已到九江，汉

南中路梗塞，长毛贼石达开已死广西。西秀贼乃白号，渠从贼旁过，彼处地方一片乱象也。春圃相国3适寄

一诗，珍何敢当，却是一佳诗话，录览书箱皆锁，韩诗不知在何箱，又无钥，俟后寄呈。愚表兄郑珍顿首  

元旦四更  芸坡均此知况 

今日赵婿家信至，瓮安难民在羊厓南岸者，先打头敌，协台于除夕三更过疆界河，扎出羊厓关矣，果

不出所料。初二二更

子偲孝廉，王定甫农部所荐士也。定甫以渊朴许之，顷携《郘亭诗钞》枉过，并同里郑子尹学博《说

文逸字》见示，可谓黔中二俊矣，赋诗奉简兼寄子尹。

杜韩诗法及黄陈，诗派无烦别问津。岂谓推敲吟咏苦，直将陶写性情真。传经自昔从文党，尚友于今

得尹珍。子尹经学受知程春海学使，余昔寄学使诗，有“先生讲学如文党，弟子通经似尹珍”，不谓三十年来，此言竟验，亦奇缘

也。为问不狼山下水，一亭今古属何人。君自独山迁居遵义，与子尹卜邻。己未岁五月寿阳祁寯藻  

定甫，初名锡振，今更名拯，广西马平人，官户部员外，文讲方姚法。郘亭言之相国，方自振经说，

极促珍属笔“三礼”。吾斯未信，拟深山再读书十年，然不得也，奈何。

1 柏容，黎兆勋字。

2 涤生，曾国藩字。

3 春圃相国，即祁寯藻。

郑珍逸札十七通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  第壹期·122·

按：此信写于咸丰十年（1860）元旦、初二日。郑珍于除夕归家，主要讲述了归家后，郑珍发

现乐安里遭“贼乱”后的惨状。了解到当时遵义知县江炳琳为抵御“贼寇”已死难，碎尸悬首。郑

知同已携着妻儿一家老小逃难，今不知在何处，派人一路寻过去。重点讲述了乡里如何自发组织团

练、保卫家园的情况，同时他希望唐炯能借百金以纾困，并提及祁寯藻寄诗一事。凌谱、吴谱皆无

记。

江炳琳，字介侯，四川江津人。道光丙午举人，从咸丰四年（1854）解蜀军粮入黔，后因军

功黔巡抚蒋蔚远奏留黔用。咸丰七年（1857）署遵义知县，后兼绥阳知县、桐梓知县，于咸丰九年

（1859）十月阵亡，年仅四十余岁。（据《续遵义府志》卷十八）

咸丰九年（1859）五月莫友芝在王拯的举荐下，带着刚出版的《郘亭诗钞》以及郑珍的《说文

逸字》拜见了祁寯藻，祁寯藻作诗相赠。凌、吴二谱无。

六

芸坡贤弟足下：

此归奇况已具鄂生书中，在郡宿一夕，作梅上下俱好，周姓其人早出事具呈府公，已批照前判追缴。看

来此时地方军事旁午，即官留心，亦须缓时，得全与否亦未可定。仆未及见养恬，湄生拟月半前往一见之

也。府上城居无烦虑，西北乡且是太平光景，此次惟东南两乡不堪耳。仆待保境足恃，致家到来，入蜀再

计。惟冀善保。珍再拜。  

来人如须他处寻同儿者，费或不足，望给数百文。（抄者识：封题“封题专足彭雨送呈四川南溪县正

堂唐大老爷尊座  郑子尹拜椷  庚申正月初四日自巢经巢发”）

按：此信写于咸丰十年（1860）正月初四日，写给芸坡，同上封写给唐炯的信一并请送呈至南

溪。可见芸坡应是在唐炯幕下做事。信交代了周姓一事已结，家里一切皆可，如来人须去别处寻找

同儿，希望他能资助数百文。未查到芸坡、作梅的具体生平资料。凌、吴二谱无。

七

郘亭亲家吾弟足下：

珍去年十月入蜀，同鄂生赴援叙府，贼逸乃归。旋闻乡里寇至，奔视坟墓。除夕抵山，始知前月廿一

贼烧及虾场，同儿等随众弃家迸流而遁。初犹在廿里外观望。及廿六烧及禹门，皆远走正安。同儿挈其母

妻先就我南溪，不十日乡里归者攻贼皆捷，以次渐归，其势益强，扑贼出三度关外五里坎一带。险隘始皆

设守，子行1与廷璜等遂自正安归，仍督团务。而同儿前去不知也，就我南溪，如不果到，当在江津、合江

一带住扎，现方专人根访。计而今南乡兵练扎过羊厓，东乡团众扎出湄邑坝中天神堂一带，即不能扫除净

尽，亦可以暂安，只得令全家归来。虽弃家去后，室为之空，亦无可奈何，止要坟墓可守，惟有再造。然

老来遭此，极费心力矣。芷升2拟初八赴威宁，府上并好。篠亭3、纯斋4家小俱在影山，不作还计，于府上

大累也。昨岁清镇于脩生出怪事，珍于尔时只知设法归我廿金，极赖令兄之力，而介臣5硬以为彼次鼓动，

五姒直作一分赈讨，五弟谓我虽至鄙，何至于是。若有京信归，可告彝郎6，无论是非，俟后再说可也。

1 子行，郑珍弟郑 。

2 芷升，莫庭芝字。

3 篠亭，黎庶焘号。

4 纯斋，黎庶昌字。

5 介臣，即王介臣。

6 彝郎，即莫彝孙，莫友芝子。

·123·

同儿今岁替我教授葰生，到九月回家，薄有所得。吾季七月病死，其子许字价人子李镇，恃以婚葬完全。

家中遭此大劫，幸藏书巍然不动。足下言所得“礼”书从何致得？苦心甜想，犹未是死日。寿阳相国1有此

香火因缘，极是诗中佳话，顾我何足当之？相去万里，何缘此生奉教？不敢作书，亦不暇见。时望为致铭

仰，切愿俟后再书疏耳。元日郑珍拜书 

八

半塘弟足下：

乡里大劫已详郘亭2书中。昨日渡溪视弟父母，可怜奔命之时，四日方走二十里至焦溪沟，闻之酸鼻。

游子在外，何从而知，吾弟仗父母仁厚，好好为之。我捉笔泫然，不能尽言也。今年吾里即从此太平，毋

论贫富，罄尽者多，均有千万之难。我曹不至如张孚先全家裸剥，辫3子割去，幸矣。只有凭命支去耳，复

何言哉。兄郑珍再拜 正月初二三更 

楚信已接到 （抄者识：封题“此函至南溪，俟后有妥便到京师者，更加官封寄交贵州候选知县莫老爷

友芝寓所手拆庚申正月四日自巢经巢椷”）

按：以上二书写于咸丰十年（1860）正月初一、初二，致远在京师的莫友芝，一致张鉴。信中

提及莫庭芝将于初八日赴威宁一事，并提及得相国祁寯藻赏识一事，认为有此因缘，是诗中佳话，

但相去万里，四周烽火，相见太难。告知张鉴，他在正月初三渡溪去拜望其父母。凌、吴二谱皆无。

…介臣，字个峰，湖南人，原籍浙江会稽人，王羲之后裔，游幕于黔，与郑、莫、黎三家交好。 

九

鄂生老棣台大人左右：

戏岁动静，安和惟祝。家小逃难，不详所止，前专老彭直往南溪探之，致书拉杂，计十二三当入览。

人生百年，何事蔑有，可胜太息。团众止可护围，此次吾郡之贼蹂躏所及，为之一空，而旬日败走，全

是团力，可笑。吾里所遭于遵为甚，团之拼命尤极其力，而官尚不云东方有贼。东人如此到今，吾里之团

更自携日米二碗，直扫湄潭。初八破旃檀寺老贼，存者远遁，胁从尽皆招安。湄界几于干净，而二三无耻

官绅尾而窃睨，团未收队，渠已报功。带练者二百名一千，一百名一千，甚有实无一人而亦名数百，向官

责饷，直是大利。城内司公局者，又以捐饷为名，急于风火，不可延刻，指捉富户如犯命盗。所获已多，

责饷复难，天理安在哉？终亦必亡而已矣。殉节贤侯于吾郡实有大功，徒以学问不济，功利夸诈，未之能

免，致有今日人得其弟致家书云存遵有十几万，于桐尚有数万，可怜哉。跳不出鬼门关，难以言风节矣。

现在地方大势看来，力能剿贼，当不至如下游，任其糜烂。平生守坟，一念始终以之，苟事有可为，何方

定是乐土。常言山居上下数里，殊是福地，以此次大劫观之，其理似有可信。妻孥无拘何处，前书所恳，

决能心谅，完我一家。继恐踪迹参差，故复专人走綦江，沿所经由根访，更此草疏道意。值此劫运，全家

出亡，彼于乡土，不知确实，我亦不知子孙所在，是则乌能已乎。闻涤生欲嬲我出山，以恐我不乐而止，

不知我于世道正不忘也。拟家人归后安置讫，走南溪一祝老弟，即放帆东下就其军，易耳。我看作宰蜀

中，援应殊鲜，颇不足以展长袖。前日致声楚中之说，倘有意乎？临楮4神驰，千万相时保重为颂。愚表兄

郑珍顿首  正月十日

1 寿阳相国，即祁寯藻。

2 郘亭，莫友芝字。

3 原作“辨”，误，据文义改。

4 楮，原作“褚”，误，据文义改，下同。

郑珍逸札十七通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  第壹期·124·

藕坡均此致候，不另作。（抄者识：封题“南溪县正堂唐大老爷书  巢经巢椷”）

按：此信书于咸丰十年（1860）正月初十日，提及“贼”入境，全赖团众力量将其驱逐，直扫

湄潭，初八破旃檀寺，湄潭“贼寇”基本干净。但地方官绅窃取军功，谋取利益。同时提及曾国藩想

请郑珍出山，郑珍给唐炯说想有一番作为，等家人归来安置好，赴南溪找唐炯。凌、吴二谱皆无。

十

鄂生老棣堂大人左右：

得二月初七日燕山营手书，具知一切钤务，若辈重犯，天诛于法，自宜殄灭。昔时抚约，本苟且弭兵

计，今彼不能不以德为雠，我箭在弦上亦不能不发。闻已离井他窜，当由畏威之故，然料蚁躁未必遽已。

蜀中办贼之手，舍老棣颇无更胜者，欲释羽扇，坐金华悟道，恐亦未遽得。所望处处留心，时时警备。吾

黔平越、旧州、贵定并破，兴义久受围，乌当前后皆贼，行省近甚凶凶。吾县南方有副将扎近猪场，专务

安抚投贼村寨。而沿羊厓河一带遵民团务松懈，南岸皆贼，日思渡河，势极可忧。东方全恃乐安里七十馀

团，自正月撤归后，贼渐近招安地方，招安者不逃，复投现贼，据湄城，诸团各退守卡隘，惟湄令秦紫垣

一营在坝中拒守。万一此营不支，各卡更退，则东方比去冬为甚矣。目前田功已动，团议每十家养四人轮

换，令常有四人上卡，贼踪靡常，民力有尽，其何以堪？计羊厓河一带能守，不使贼从南进东方。去冬杀

贼千馀，彼扰江外各州县无此大创，仇吾里入骨，里人不与之拼命，必受其极祸，是有不待鼓而奋者，则

贼欲再扰殊难。所忧为日久即人力饷费不给耳。近官调北乡团往助东方，令自筹饷。团丁去者不熟地理，

遥遥扎住，未久即归，于事何济？而团上捐输亦不为少，徒消于无用之地。若官能明此，以西方之财助南

方，以北方之财助东方，使东南人自为斗，不忧不足，西北亦所乐从，岂不两利。乃官吏城局俱难以言，

此诚与言之，而行之又必为襄橐计，依然无益，奈之何哉。同儿等孟浪远去，致大累南溪，虽棣台周详处

置，以为谊所固然，然本非河润，苦赖饙饎，我心何安邪。二月初里势又急，计儿辈业已呼归，南溪留否

不定，自必遣令还山。若径行抵家，而复值昔难，其势又必外奔，故只身先避至板桥，以人心凶惧，进至

桐梓待之，为暂住计。及廿三大小齐来，安然无恙，皆老棣及两姒完芘使然耳，中怀匪可言喻。计里中成

败当不出三月，吾民与贼皆恃耕种，若都能下秧，必稍息刀矛。再看秋后，若复进东方，即全县都坏，必

至与下游等。吾县坏，即大定、贵阳亦必全变，而吾黔不知作何下手。今日家小虽聚，乡里尚岌岌，若便

舍就军中，事变未可定，但祝祸不再遭。山中虽四壁立，无一可恃，此时固不能遽归而权置于此，犹使出

者知家之所在。万一大劫难定，桐邑亦难着足，惟择音全去，听天命而已。垂老遭此，言之咽咽。及与棣

台晤会未定，春末夏初，惟慎是祝。周姓事，养恬于正月到乐安见时言及，切属之。近不知如何，看来彼

狡已到省，徒拘保人，悠悠洋洋，恬翁能严逼保人尽可速得，否则未知何时也。闻彼狡只愿缴三百二，论

此事，彼如早降心，本可饶一著了局，硬至今日而顺彼收台又不成事，此时如尚未结，亦只好养着，局终

须伸气耳。顺颂中吉，不尽欲言。二月廿八日桐梓南郭外三里竹王墓对岸刘书亭秀才宅中作书，郑珍顿

首，内人敬声谢并谢两姒，请老姨太太曼福。（抄者识：封题“妥致四川南溪县正堂唐大老爷 收启 郑子

尹拜讬 庚申二月二十八日固封”）

按：此信书于咸丰十年（1860）二月二十八日桐梓南郭外三里竹王墓刘氏宅居。提及唐炯正月

会剿两井，进营燕山、斗笠山，扼“贼”西北窜叙南路，逼“贼”而垒一事。告知贵州平越、旧

州、贵定并破，兴义久受围。乐安里七十余团保境安民，郑珍提出以西方之财助南方，以北方之财

助东方具体军事建议。同时提及并分析了“周姓事”，不知何事。凌、吴二谱皆无。 

郑珍因“贼乱”西走桐梓，命人到南溪让知同先到桐梓，二月二十三日家人已从南溪到达桐

梓，一家人团聚。凌惕安《郑子尹年谱》记三月初家人自蜀归，吴道安《郑子尹先生年谱》也记三

月先生子知同携家由四川南溪归，据信可正其误。

·125·

十一

鄂生老弟大人侍右：

年来忧患中度日，命也，不足叹。独国势陵夷，行者过而弗休，去者坐而啸敔，哭死亦无益也，奈何

奈何。去夏中自桐梓归里中，屯攻入冬始稍靖。家食无赖，拟春间走蜀，元旦忽接关聘湘川讲席，为众涎

者竟推及我。私计祸乱未已，如此在近，身家易顾，亦乐得为之。西行之愿，且为后图，特以救眉睫，违

素愿，徒陈俎豆，人己两失，老弟当为我悲也。贵州今日恃者吾郡，而百姓不聊生，宰官日益梦呓，其中

似有鬼焉。月之初九，湄、绥贼练合谋又躏吾里，翼日驰归。团众奋力，杀及千数，贼以出境，民非不足

恃也。及官一到，举动全非，令人闷绝。昨日复至郡，惟有长叹，此邦究不知作何结局，茫茫此身，将安

收拾耶。闻在蜀官累不细，古绵光景如何，忧念殊深。在今日欲作擎天一柱，吾辈得权得势，何幸能尔，

所叹者一人成之百人坏之，是则扼腕而呕血者也，奈何奈何。想致嘅亦略相似。诸郎学业当进，鄙意今日

却重在此一边，老弟以为然否？适知作梅以明晨专使入蜀，略书不尽，俟后再详。值冶暇，不时有以示

我。动静惟慎，相时不失已是祝。郑珍顿首  三月廿二晚

近欲及有暇，可略草《少牢》《特牲馈食》两篇私笺，《五礼通考》此同带至蜀者，若不常阅，妥便

寄与一读，当有大补也。（抄者识：封题“鄂生绵州书，外文钞一册”）

按：此信写于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二十二日，此时唐炯署绵州知州。信中提及家食无赖，

原计划春天入蜀，元旦接到湘川书院的聘请，入蜀之行只能另计。现遵义民不聊生，官员日益梦

呓。另略草《少牢》《特牲馈食》两篇私笺随信带去四川。凌谱记避“贼”来城，主讲湘川书院；

吴谱只记先生主讲湘川、启秀两书院。 

十二

鄂生老弟大人侍右：

月初见里人贸蜀归者，道成都省城近象殊恶，而沿途于足下皆止称“青天”，称大人恃作万里长城，

啧啧不去口，闻之甚忭慰。蜀祸一朝失机，延蔓及今，都不能详知大概，非旬月可了了之，亦或非只手

之力，老弟于此时乐否悲否？国事至今日，江南巨寇弃却金陵，谈者喜大病愈矣，而岂知浙江残破即在顷

刻，今一群虎狼依然也，可胜叹惧。此贼又漫入吾黔，破几州县，与苗匪串结，今乌江南岸皆贼矣。遵义

有累卵之危，而当事不审如何妙算。但闻一面促缴捐输，一面令十家养一练，而养费仍缴近局。湄潭贼日

窥吾里，月之十二三烧掠而入，距山堂仅廿里，里人家家竭作，今逐出百里外。而东沿五里坎，南沿疆界

河，诸隘仍吾里人轮替距守，当此青黄不接之时，米价四钱，以外富室经层层剥括，家藏亦空。出防者或

自携包谷一二升，携米者或日粥一顿，而瘟疫又盛行，靠山一带有十里内，计逃至者及居者死至三四千

人。今甚有无埋葬，尸水自楼滴下者，即山堂邻近两月来亦有全室死绝者，此非天安排斫丧，何以至是，

而当事者若未之知也。老弟谓此当成何世界耶？珍自二月避乱走桐梓，与家人相会，即赁居郭近魁厓下人

家，朝夕恃南溪所助，行且罄矣，不能久于外。计乡里贼已远，田园尚可为谋，以五月挟家小归，归四十

日贼又逼近，更欲全避则无资，欲独去又不忍家仲。及黎氏诸弟皆团首，只是为之谋之，作坟庐计。幸事

克济，目前稍纾，计乡中风雨和顺，禾稼大佳，一月之后薄田当有所入。而今只是贼势悬悬，细小无善置

处，如收获后外边无忧，内又有食，当负剑入蜀，与老弟相晤，虽衰老无力，于世事不无小补。若万一天

意难知，仁怀厅上流七十里，有故人陈济同之子卜居山中，其地下临赤水，入之愈上愈远，惟见云木蓊

深，其间田可万石，居人可二百家，四面绝壁，惟一微可上，而山下旱路通猿猴滩者又皆一夫可当万夫。

去腊归时亲访其地，以为今日桃源也。如坟墓不可守，拟携孥往彼，乃出而谋食耶。老弟家小，珍亦以为

今日必得如此地妥置，然后纵丈夫之所为，一无顾虑也。及门杨子开以蒙保荐，月内须往谢，书来约同

郑珍逸札十七通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  第壹期·126·

行，乡里似此光景，安危未卜，如何可弃家而去？现在待柏容兄寄赀，久不到，析米而炊，为防御或连夕

不寐，又读书愿不了，稍暇即黏坐忘起，甚惫甚苦。子开人归望有以示，子开为人殊精慎，能藉此底子，

更留川遇补，亦老弟股肱也。桐梓经积年贼寇，地多拼命之人。珍入蜀，拟略招带以供驱使，可否？黄九1

近踪迹，想有书，有示不妨详尽。在军须谨细，慎无玩贼。朝夕惟祷，临楮不胜神驰，不尽。从表愚兄郑

珍顿首  六月廿六日  （抄者识：封题“鄂生先生书”）

注：此信书于咸丰十一年（1861）六月二十六日。此函述家乡乱状，太平军石达开部进入黔

北，乌江以南“苗匪”与之呼应。兵灾与瘟疫并行，惨不忍睹。郑珍希望地方平静，民食有依后，

入蜀与唐炯一晤。实在不济，就隐居仁怀厅（今赤水市）与世隔绝的山中。他向唐炯推荐自己的学

生杨子开，并拟携之入蜀。凌、吴二谱皆无。 

杨长青，字子开。遵义北乡龙塘人，邑岁贡生。年未冠，入邑庠，天性敏锐，尤富才气。咸丰

以来，黔乱日棘，遂弃举子业，专致力于兵事。咸丰十一年（1861），唐炯知绵州，把他招至，任

文案，兼理粮饷事。事后保为县丞。同治六年（1867）又追随唐炯援黔，任营务处兼文案。八年贵

州肃平，加同知衔。九年卒于军中，赠知府，诏入祀黔省昭忠祠。（据《续遵义府志》卷二十）

十三

鄂生老弟大人侍右：

几一年不得音信，比喜闻绵州围解，获奏肤功，夔门之任，想大吏亦当酬劳，早晚可赴。又闻眷属已

至渝州，未知果否，诚尔是为白帝计也。珍年来内迫于衣食，外迫于防寇，借书院聊且度日，以此之故，

蜀中素愿，遽不能偿，即老弟亦多所负，日夕西望，我劳如何，计不异此情也。重九还山，一病到今。昨

日裁缝七兄至舍，奉尊祠栗主命书，勉如寄味轩衔式，以八分题就外版至陷中尚待商酌，故未题。前人有

与配同主者，外版以男作主，内陷自应题配；有与配各主者，则内外自同。又外版以主祀者代易其称，旁

亦应注主祀名，此于秦氏《通考》中俱有说，老弟可细阅酌定，俟后再书之也。今年始亲至祠中通览制

度，惟前二层裴壁，馀皆前后空空，如其规模装成，亦皆有堂无室，稽疑朱祠制，必安主于室，以时出享

于堂，似今即堂龛奉，愚意不以为尽善也。此俟他日筹如法耳，今则如此，使屋屋有主可也。何时果赴夔

门，东屯、瀼西，向往久矣，或不得之浣溪，先得之西阁耶。能冬春之交，使料理椶鞵，斯幸耳。龙驭上

宾，颇纷纷有他说，服则服矣，至今未见明诏，究不知是何忧来，惟有独叹。郡为邻害，无时可了，斯民

日剥日穷，而蒙茸狐裘，还自角出，我视谋犹诚孔之邛矣。莫五2六月内自咏芝3所往涤笙4去，茝升5现权安

顺教，柏容仍照磨武昌。今日所恃以济公私者惟夔门，如到水关，切留意无听僮仆饱也。手此顺颂近祺，

并告潭多福，有便致声。愚兄郑珍再拜  九月廿九日望山堂（抄者识：封题“烦入蜀使者携呈鄂生老弟大

人书  巢经巢手缄”）

按：此信书于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二十九日望山堂。信中提及唐炯解绵州围，授夔州府知

府，实未赴任。重九归望山堂就一病至今。提及为遵义唐氏祠堂书木主事对祠堂设置的建议。又说

莫友芝六月由胡林翼处到曾国藩幕中，莫庭芝权安顺教职，黎兆勋署布政使司，藩照磨兼大使。

凌、吴二谱皆无。

1 黄九，指黄彭年。

2 莫五，即莫友芝。

3 咏芝，胡林翼字。

4 涤笙，曾国藩别字。

5 茝升，莫庭芝字。

·127·

十四

鄂生老弟台大人侍右：

去年腊月得书，具道绵州办贼始末并围城前后作诗，细读之，自上灯至三更始尽。羡有此精神应付，

故能了当盘错，信过吾不止十倍也。继又闻往办松潘一带，近又闻督办川东之贼，俱不甚悉其详，大抵于

蜀中为擎天一柱，总不放有闲时耳。比来戎幕知在何处？每一思念，久坐如痴，大丈夫遭值艰危，有可藉

手，岂不欲扫荡一方，稍裨万一？而外度人事，内抚世业，茫茫前路，正无津涯，不识老弟独居深念，亦

同此岌岌否？珍自乐安为湄贼所躏及，即于冬月初一挈家奔绥阳。贼势浸逼，又奔至郡北兜鍪山下。两月

之内，乐安几尽为贼有，赖于伯英来宰县督师，未至十日遂夺回火烧州正月初四雪夜，以扼贼喉。此时中间

若加严防，令贼无间窥罙1。以前虽有焚烧，于里亦无大损，乃一二人予智自大，恃上边已制要害，中间

全不顾及，遂使贼由中缝逦迤烧入。正月初十直抵禹门寺粮局在此，当局先逃，村人尽走，雪公道场化为战

格，十日之内无宅不烧。乐安纵横各七十里，其中草瓦馀屋仅及百数，午山墓庐亦与兹劫矣。至廿间于君

军上山梁，禹门贼成孤注。二月初四一閧出三度关，流移之众乃渐次归。然此难较之各处，苦不止倍。归

者无居无食无器用，即支“人”字篷权且栖身，数十里，无寸草，无片席，将如之何。有田不能耕，而牛

力籽种先无取处，日夕为计，真是万难。近又瘟疫盛起，闻之惨极，此方人何以至此极也。珍今年仍主湘

川，至今尚未送馆。全家出走，家山无归，权借启秀书院。自整腐弊，界别内外，前数日始自宦子蕃家移

家小来此，东扯西贷以给饔飡，此后长计未知所出，亦聊度日而已。当始出亡时，天昏地惨，里人塞路，

只身负剑提妻挈孙以行。计此地非能遽了，先人坟墓恐再见难卜矣。幸团众力持两月，以待于君之至，使

此地复见天日。今年正月初二犯雪还山，山中百物俱尽，惟书卷排列依然，颇谓可以无失。乃初九还郡，

而初十贼到，今计烧经巢藏书凡千三百馀种，贫士收蓄如此其难，可知天不相予，又将谁怨。有句云：

“细算十三年七十，纵存可尽一回看。”是今日吾心也。所大幸者里中坟墓遭掘者多，甚有斩其尸者，泷

阡一草不惊，宰木苍然无恙，是则天也。又池上之楼、桐冈之屋都未火及，正宅厅厢馀半未烬。弟妹家及

邻近归者恃以权且驻足，较连村一片灰堆者，又非无天意也。《播雅》刻板同归劫数，近日郡人有拟醵钱

重刻者。珍重此事之成出于尊公，今虽为大数所燬，在老弟之力非不能继述先志者也。必须老弟不为，而

后乡人为之，乃合乎人心之安，事理之正，故珍都以此意告之。计此书在当年，尊通奉资我百廿金，实通

费百五十馀金，此时翻刻减去写工，当百三十金可了。往后有书信，此事宜一打量，先见示也。前嘱和诸

章，如此忧患日子，救死不赡，何有吟兴，缓当为之耳。今日守此老院，将就过日，诚非素心。然自计拙

才，当此艰棘之日，既不能效诸人钻干官场，又不能学敲榷乡里，非是直束手而死耳。是亦天于上年，即

预为今日地也，不得不苦守作目前计。但欲与老弟相见，则非旦夕可望，念至殊难为怀。援笔任书，事事

不能尽，但厓略耳。惟心鉴随所至，相势审时，德业日进为祝。诸郎当在渝州为学何似？师善否？无令课

程疏也。同治改元三月朔日 郑珍顿首 （抄者识：封题“鄂生老弟书 巢经巢手椷”）

按：此信书于同治元年（1862）三月初一，信中提及乐安里冬月为湄潭“贼”蹂躏，全家出走

绥阳女婿家。正月初二冒雪归家，见藏书还在很是欣喜，但初十日“贼”据禹门寺，纵火烧诸村

寨。十七日望山堂为“贼”毁，生平收藏书籍、书稿，已刻《播雅》书板皆毁。凌谱有详细记载，

吴谱无记。

郑氏撰《播雅》之刻板，本是唐树义资助一百二十金，实际刻完实费一百五十金，重刻若减去

书写费，则需要一百三十金。乡人愿意捐资重刻，但郑珍希望由唐炯来做，完成其父的遗志。凌、

吴二谱皆无记。

1 罙，疑是“探”字误。

郑珍逸札十七通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  第壹期·128·

十五

鄂生老棣台大人左右：

得重九后三日书，乃确知军容果及温水，相去甚近，不获一见，何时能晤对耶。发贼纷纷进娄山，自

高坪、海龙坝而西，络绎不断。吾县数年彫攰之极，恃团，团不能拒，恃练，练不能战，只有婴城而守，

以听天命。幸表里两城人心和辑，贼从闉之十八环撒郭外，而我军廿、廿一连获大胜，贼终不能薄城下，

遂尔西去。彼时其势危极，粮道煤道断塞不通，我中仅一二日食耳，而能如此，信有天祐。乃尾队续由板

桥进绥阳朗里姑，入遵之东乡，又由南而西，乃度鼓楼河而去。闰月所经之处只是苞人掠物，伤杀无多，

至此段则惨不堪闻，有全家杀尽者，通计四乡，所损失大约在二万人，吾县入国朝来无此劫也。珍与家小

在城中，更无去处，幸今尚存，其穷困不足言也。于伯英1力谕四乡筑寨，贼祸未已，民将焉往，救时惟此

计极良。近来惟山堂侧近禹门寺，经外家弟兄办理，洪江、白厓山经张小皋办理，已皆成就。中住三四千

家馀，惟禹门上下四十里间结十四五寨，皆可守。以外并首人悠忽，口然心非，惟北乡有红发台，前发贼

攻之已著效。至西南直都无此事，大可忧也。目前白号入东已出去，但粮运日须八九十石，东人厘谷已告

尽，三乡剩去年尾数，数团不足一月之粮，且亦不能遽收。而今年厘谷尚未动手，地方践坏，至此死者

死、亡者亡，从何措办？而办事者徒执旧时之簿以为考成，可叹可悯。月内恐即有粮不接济之忧，白号已

逼近绥阳东界，恐冬间吾县仍不能安枕。感时抚事，我无斧柯，惟环顾四方，将往何处？值此时势，转觉

父母坟墓所在，不忍弃之，只随命耳。自今正一归转城后，山堂化为瓦砾，屡经里变，不敢往视。趁现在

几日无大凶信，明朝即须偕老妇一省先人。二更始知作梅行在旦夕，聊尔絮絮，不能详尽。芸坡亦不另

书，同此知我身世耳。老棣为今日蜀中栋梁，虽欲脱手，从何脱手？惟努力慎爱，料此一席当无替人，亦

只得为过日计。如蜀中有能来之时，即假往返二三月之空，间走与一见，以摅积思，未尝不可耳。前八月

内丧吾长孙，即前至南溪者满四岁，已上学，而至此是珍罪孽所至，抚此白须颇为心腐。次孙及三岁，又

望此慰老耳。诸郎年来长进否？常念《播雅》自非今年事，看明岁如何。十月初四日 愚兄郑珍再拜 （抄

者识：封题“妥致鄂生先生书  经巢手缄  壬戌十月初四日寄”）

按：此信书于同治元年（1862）十月初四日，提及唐炯会剿太平军石达开部，追至黔之温水。

还说闰三月太平军在遵义只是“苞人掠物，杀伤无多”。而此次则杀死二万人左右。遵义百姓召集

乡民办团练自保，知县于锺岳奋力抵御，军队、百姓、团练皆穷困不堪。又说《播雅》一书尚未编

就，看明年能否成。凌、吴二谱皆无。

张师敬，字小皋。邑庠生。东里洪江人，好武。同治元年正月，“贼目”刘义顺、朱明月由五

里坎、大板角“入寇”，踞禹门寺。张师敬与黎兆祺、邹开贵督团勇分击之，“贼”败走湄潭。信

中提及自咸丰十一年（1861）由张师敬和黎家兄弟倡修洪江、白厓山营垒，次年改营为寨，坚壁御

“贼”。后累擢为候选知府，赴部铨选，久不除，遂归。卒于家。（据《续遵义府志》卷二十）

于锺岳，字伯英，汉军镶红旗人，父崇璟，任普安知县。咸丰四年（1854），涂令恒破县城，

阖家殉难，惟锺岳与弟锺毓逃出。后随军督团进剿，克普安。咸丰八年（1858）署正安州事，十一

年（1861）七月署遵义、桐梓、绥阳三县事，督办遵、绥、湄、翁军务。此信中提及的是同治元年

（1862）十月石达开进入遵义，围郡城，粮缺。后黎兆祺调团运粮，军心大定，于锺岳督军抵御。

同治二年（1863）于锺岳往援贵定，“贼”众兵单，于虎头山阵亡。（据《续遵义府志》卷十八）

1 于伯英，即于锺岳。

·129·

十六

鄂生老棣台大人侍右：

前月乘贼踪稍远山堂，夫妇将晨走省墓，其夜始知作梅以初六赴蜀，草草留书附呈，不能详尽。及

宣少甫过郡，意明日不遽行，乃方晓遂去，又不能附书。月之四日得黄子寿书，乃知老棣得解兵柄，诚大

快事。当瓦缶雷鸣之时，以一书生扫平剧贼，全蜀告靖，亦可以报国家告先人矣。卸鞍马、抚琴书，市桥

村路之间，当亦脱然自快。自后虽不言劳，当事者不思有以偿之，必无是理。计蜀中赤紧，二三郡早晚当

有一待治者行见之矣。至乡里到今日可痛，真不忍言。自三四月长毛、白号叠出叠入，几无空时。闰月之

难，十万压境，赖社稷之灵却之过去，四乡死亡已二三万人。白号随继之东南两乡，旋进旋退。贼未至，

练先之；贼既去，练复之。即是把隘口之练，还是公饷索粮，令人愤杀，有司不悟，更请沈军，奈之何。任其焚掠，无

处不到。目今杀死者、冻饿死者又不知凡几，而外边练馈不继，沈练又来，内边厘谷秋征峻催无已。贼仍

盘桓腹内，现蔓及绥阳卜老场，桐贼白大满等又骤乱。 练转逍遥贼外，而城局银常无百两，粮常无十石，县中一

切粮饷夫马，甚至长班监狱支销并问之，城局势如此，能久持乎？乡中惟乐安一里，成大小三十寨，民

皆以寨为家。诸砦已屡攻不破，但砦中能食过今年者百户中只十户，现在豆麦苗又多为饿贼所食矣。通平东隅则惟张小皋

三四砦可恃，北乡近多筑者，皆家少力薄，多以塞责为心，西乡且全无。至南乡则平水蓬蒿塞路 多不春耕

矣，馀经几次蹂躏，民散多未归，归辄着疫，能保聚者无几 现在初归者又多被剥杀，此城乡事势也。便从此无

贼无练，极力培养，已非良有司难期安治，况如大病之人，疾已伤之，药又伤之，其不至死也几希矣。珍

守墓一念，以为地方苟可粗安，虽困苦亦只耐去，看到今日大为寒心，则不能不见几而作矣。特今年院俸

外养家小，内活弟妹，于今尽矣。计挈家赴成都，非百金不济，筹措势须稽迟，拟开岁必行入蜀。若能年

内凑手，势如更危，即穷腊亦急宜载书而出。惟愿吾行空劳而地方有生机，万不敢谓天心不福吾郡也。计

此时老棣及子寿1星聚井络，以珍一散人放浪其间，必不至增异乡之叹。同儿无他俗好，诸郎课读即可命

之，此亦安顿良法也，老棣谓为如何？傥年内有夔渝之喜，望驰一纸以免作远计之难，是则至幸。无论如

何，腊内得一书为妙。大要珍出之迟速，视地方之缓急为期，缓则资斧足到，急则越境再作计耳。诸惟深谅，

言不能尽。十一月初十日三更  愚兄郑珍顿首 （抄者识：封题“切求子振兄随其所在速致唐鄂生先生书巢

经手缄”）

按：此信写于同治元年（1862）十一月初十。唐炯因四川总督骆秉章弹劾被革职，解兵权。“长

毛”“白号贼”十万入遵义境，四乡百姓死伤惨重，乐安里组织大小三十寨，民以寨为家。郑珍计划

开岁就挈家赴成都投奔唐炯，感叹唐炯、黄彭年皆任官为国效力，自己只一散人放浪世间。凌、吴二

谱皆无。

十七

鄂生老弟大人左右：

珍自去年七月肿起右牙龈外，地方无善医者，误针误药，延至十月益以难治。及腊正之交，屡伤外

感，内毒因而大作，右半颊腭全行溃烂，至见筋骨。从冬月来，口不能张，齿不能嚼，可食之物吞卷囫

吞，病有千般，此其苦极，知作何孽而受斯报？二月内束手无策，自期必死。入三月来听命于神，数日一

易，乩方渺茫，竟有奇效，溃烂诸处渐就合龙，惟上下牙龈外又生出痈肿，治之亦觉消溃，但昼夜难过，

度一日如一劫。不图平生遭此恶证，惟自知痛心耳。廿七日尊使到禹门寨，惊起发书，始知天末贱士，简

在帝心，特恩光贲，惶汗无地。纵使臣非老马，已无德力可称，不知此系何人奏荐，有心人哉，特我辱其

1 子寿，黄彭年字。

郑珍逸札十七通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  第壹期·130·

剡牍耳。今欲不行，上负君父，下负荐者，揆之以义，似无一可，当俟晤老弟时决之。但说到收之桑榆，

于尊处又须大累筹策也。书院自去年已是画饼，去年钦使过境，目击危难，勉强出头挽回，诸耑不无抹去

私情之处，而毒令因欲杀我絜累，遂返禹门安排入蜀之资，荡尽经年家费。入今年恶病缠身，奇穷无俚，

赴蜀之想，无刻去心，傥如天之福，终得不死，于下月诸患平复，即当速行。打算尽室西行，计只能行到

渝州，有子开在彼，必能接济。现虽骨立如柴，苟无患处，跋涉能支持也。遵义而西，面面皆贼，若城有

他虞，即与镇远、都匀一个局面。上官视为儿戏，守令一毫莫展，看来岂是长法，故急欲脱出陷坑，只为

造化小儿所苦，斯无可如何耳。日夜多伏枕时，不能坐到二刻，今夕始挑灯昼1读《秋怀》及《纪行》诸

什，才情静敛，足验中涵，惟锤炼尚有未极处，是必须向涪皤参句法也。所遣王练言中路被劫，此差诚

苦，涩囊仅给以一金，略资饭食，到时庶优之乎？诸郎经自课，为益不小，念甚。舅氏黎雪楼先生去八寿

世，柏容于正月十八到沙头，今各路骤难如境，想不远耳。力疾草此，即候安和。惟以私世私民，葆重是

祝。郑珍顿首  三月二十八四更 （抄者识：封题“绥定府正堂 唐鄂生太守书 巢经巢拜缄”）

按：此信书于同治三年（1864）三月二十八日，详细提及其自去年七月开始右牙龈肿，到腊月

右半颊腭全行溃烂，可见筋骨，入三月后，换了道士药方，有奇效，溃烂慢慢合拢的过程。凌、吴

二谱对其牙龈肿痛之病有记但皆简略。信中提及在三月二十七日接到谕旨，以知县征起发江苏，郑

珍打算跟唐炯见面后再作决定。与凌谱记“先生志不在官”与信中“今欲不行，上负君父，下负荐

者，揆之以义，似无一可，当俟晤老弟时决之”之语有差别；吴谱无记。“毒令因欲杀我絜累”一

语不知所云何事，向来言郑者皆未及。

17 Letters From Zheng ZhenTang Suting

Abstract：The manuscript of Zheng Zhen was copied by the Tang family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and Gao 

Xiaolin borrowed the manuscript again. This letter was written between the 9th Year of Xianfeng and the 3rd Year of 

Tongzhi. It has been collated with Ling tian-an's Zheng Ziyin chronicle and Wu dao-an's Zheng Ziyin chronicle. In 

order to further enter the life of Zheng Zhen's later years, may also be able to correct mistakes.

Key words：Zheng Zhen； Tang Jiong；Mo Youzhi；Letters

责任编辑：王尧礼

1 昼，疑是“夜”之误。